古代韩氏名相传略

韩琦(1008—1075) ，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科举考试榜眼，历任监丞、通判，淄州(今淄博)、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等职。难能可贵的是，无论他身居何职，都能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参与时政，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务实有为的参政理念。如在任职右司谏期间，他就以无比的至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使得不称职的宰相王随、陈尧佐以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同日罢相。又如宝元二年(1039)，遭受灾荒打击、嗷待哺的益利路190万灾民，由于韩琦的及时赈而脱离死亡的威胁。康定元年(1040)，时届而立之年的韩琦出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共同担当起抗御西夏的重任，尽管由于指挥失误而有好水川之战的失利，但是他的耿耿忠心，却与日月同光。在此战失利之后，韩琦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转而实施积极的防御战略，有效地防范了西夏的袭扰。韩琦与范仲淹的协力合作，得到了当时人的高度赞誉，人们编了歌谣颂扬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北宋建立以后积贫积弱的局面，到了仁宗时代已是愈演愈烈。仁宗庆历三年，韩琦、范仲淹被召入京师，出任枢密副使，不久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议明黜陟、抑佼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事，以谋革新，是谓“庆历新政”。这显然是努力修正北宋祖宗之法”的一次尝试。在这场轰动一时的变革的前后，韩琦先是力陈“先行七事”、“救弊八事及“西北四策”等富国强兵的对策继而在新政过程中，他的变革决心没有因为强大的反对浪潮而动摇，当变革举步维艰，范仲淹激流勇退时，韩琦依然矢志不渝地独力支撑危局直到庆历五年(1045)被贬出朝，新政也无果而终。

被贬外放的韩琦，尽管心情苦闷，却并未消沉，在长达11年的四处为官生涯中，无论在扬州(今江苏江都)、郓州(今山东东平)、成德(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还是在并州(今山西太原)、相州(今河南安阳)，他始终高扬“勤政爱民”的为政理念，大刀阔斧地推行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和措施，因而赢得了定州等地百姓的拥戴，当他离开定州时，定州人民扶老携幼，争着相送，以至于“道路士庶，哭声动原野”。对于为官一方的地方官来说，百姓的依依不舍、泪眼相送，是对其政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其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充分肯定。无论古今，概莫能外。嘉祐三年(1058)六月，韩琦入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从此开始了历时10年的宰相生涯。政治上，他两定建储大计，又竭力缓和英宗与曹太后之间的矛盾，为确保最高权利的平稳交接、避免皇室内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深得史家的赞誉。称赞他“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经济上，由他主持的嘉祐四年大规模均田活动，不仅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就，而且为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经验。军事上，在韩琦的建议和坚持下，北宋朝廷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籍民为兵”，这一措施既降低了军事支出，又加强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此外，他在整顿吏治、选拔和任用才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

总之，在嘉祐、治平年间，韩琦“历仕三朝，辅策两朝，功存社稷，泽被后世，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身份贵贱，都对韩琦钦慕不已。在他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凡此种种，都为熙宁变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政事之余，韩琦喜欢舞文弄墨。据《宋史·文志》著录，韩琦的诗文计有《参用古今家祭式》、《仁宗实录》200卷(与人合著)、(端拱以来宣敕子》60卷、《嘉祐编敕》18卷、《总例》1卷、《谏垣存稿》3卷、《阅古堂诗》1卷、《韩琦集》50卷，可谓卷帙浩繁，尤其是他的书法骨力壮伟，深得后人的赞誉：“魏公书全法颜平原(颜真卿)，而时时露柳(公权)骨，锋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视”。传世墨迹有《信宿帖》、《小恳帖》等。

韩绛(1012~1088) ，字子华，开封雍丘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甲科。此后40余年，历任地方及朝廷多种官职，表现出较强的执政才干，因而深得名相韩琦的器重。神宗即位之后，在韩琦的大力推荐下，韩绛官拜枢密副使，新官上任，韩绛作出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上书建议改革差役法。由于他的经济主张与王安石不谋而合，所以在就任枢密副使之后不久，就取代陈升之出掌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他全力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和各项措施，并在熙宁三年(1070)升任参知政事。当时，西夏犯塞，致使陕西边境冲突不断。为给变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韩绛主动请缨出掌陕西政局。是年冬季，新任陕西宣抚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的韩绛，开幕府于延安，全力经划面北军面，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会有美好的结局，韩绛虽有为国守边的热忱，却由于不谙军事、举措乖方而为西夏所败。熙宁七年，在强大的压力下，王安石罢相去职。当此事关变法成败的危急关头，韩绛代替王安石出任宰相。在职期间，他坚持王安石的既定方针政策，勉力推行新法，被人称为“传法沙门”。从总体上看，韩绛为官清正，又临事果敢，为了澄清吏治，他奏请神宗设置审官西院，以管理武官。不过，在当时纷纭的政治斗争中，韩绛也没能在相位上呆多久，很快被排挤出朝廷，辗转于许州、定州、河南府。哲宗即位后，韩绛改任镇江节度使，后为开府仪同三司晋爵康国公，卒谥“献肃”，赠太保。韩绛工于书法，传世墨迹有《承师诗帖》、《家餐帖》、《与从事同年札》、《与留守司徒侍中札》等。

韩侂胄(1152—1207) ，字节夫，相州安阳人，忠献王韩琦的曾孙。他的祖父韩嘉彦娶了神宗之女贤穆帝姬，父亲韩诫娶了高宗吴皇后之妹，他本人又娶了吴皇后的侄女。凭着累世簪缨的显赫门第和亲上加亲的外戚身份，韩侂胄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也正由于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几乎无缘登上权力顶峰。历史上外戚乱政的前车之鉴，成为韩侂胄仕途上无形的障碍。韩侂胄以祖荫入仕，淳熙末年官至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绍熙五年(1194)，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筹划立嘉王赵括即位，因为韩侂胄是吴太后的外甥，就请他去恳求太后的同意。作为元勋子弟，韩侂胄非常向往建功立业，对光耀门楣有着一种天然的希冀。他本以为凭借自己在绍内禅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成为封疆大吏，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只得到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的职位，极度失望的他迁怒于赵汝愚。凭借着裙带关系和接近天子的优势，韩侂胄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把赵汝愚排挤出局。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遭弹劾去职，在奔赴贬所途中，被韩侂胄害死于衡州(今湖南衡阳)。与此同时，所有反对者一概被诬以赵汝愚的党人而被逐斥出朝，其中包括朱熹。韩侂胄对朱熹的打击本出于政治报复，但事情最后归结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上，于是臭名昭著的庆元党禁随之粉墨登场，这场政治运动一直延续到嘉泰二年(1202)方才弛禁。在此期间，韩侂胄由枢密都承旨，晋位开府仪同三司，进而又加少傅、少师，封平原郡王、加太傅，又加太师。直至开禧元年(1205)的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就当时形势而言，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恢复疆域、尽雪前耻。而此时此刻，金国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内政问题使得它焦头烂额，来自外部如靼和蒙古的威胁也与日俱增。主观需求与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的两相结合，终于促成韩侂胄的北伐之举。但是，南宋朝并不具备打赢这场战争的实力，姑且不论战争准备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将士早就决定了最终的胜负。意欲乘人之危的开禧北伐，反而结束了韩侂胄长达13年的独裁，在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杨皇后和礼部侍郎史弥远联合发动的政变中，韩侂胄被截杀于玉津园侧近的磨刀坑。平心而论，在北伐问题上，韩侂胄只是一个失败者，但绝不是一个罪恶者。当嘉定元年(1208)他被剖棺斩首函送金廷，实际上意味着南宋朝已经完全丧失了应有的精神和理念。

韩企先(1082~1146) ，原籍蓟州玉田(今属河北)，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的九世祖韩知古是赫赫有名的辽国中书令，而他本人自乾统年间考中进士后，入仕于辽国。天辅六年(1122)，金朝大将完颜攻克辽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韩企先出降，被擢为枢密副都承旨，后迁转运使。次年，完颜宗翰经略山西，韩企先被任为西京留守。太宗天会七年(1129)，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次年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他主要经管原北宋辖境官员的选授及租税的调发等事宜。十二年，至上京朝见金太宗，被任为尚书右丞相。金熙宗时，继为右丞相，皇统元年(1141)晋封濮王。韩企先博通经史，熟知汉制，比及熙宗改革，金朝的宪章法度多出其手，同时参与国策的制订。尤其可贵的是，他以奖掖后进为已任一时贤能，多得网罗，深得世宗皇帝的赞许，认为“汉人宰相准韩企先最贤”。皇统六年(1146)卒，大定十五年(1175)谥“简毅”。

韩爌(1565~1644) ，字象云，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四十五年被擢为礼部右侍郎，泰康元年(1620)八月，明光宗即位，韩爌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也许是万历皇帝在位时间太长(整整48年)，等得太久的皇太子朱常洛，继位为光宗仅一个月就患了重病，服了太监送来的药，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日渐加重，不久，就气息奄奄。光宗病危，韩爌与首辅方从哲、礼部尚书刘一爆等人同受顾命。当时宫廷内外因“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接连发生而危机重重，人心惶惶，韩爌竭诚翼卫，中外倚以为重。

光宗死后，其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是为熹宗，韩爌以拥戴之功，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不久，首辅方从哲被免职，由刘一燝接任，韩爌则成为他的助手，协助治理朝政。在明朝统治者中，天启皇帝其实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帝王。他的木工手艺不错，对木工制造也很有兴趣，据史书记载,，天启皇帝曾经制作了一些工艺水平相当高的作品。然而，这位天启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却实在乏善可陈。即位伊始，天启帝就赐太监魏忠贤世荫，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很快就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逐渐将国家最高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横行不法的阉党及其走卒，极尽党同伐异之能事，但朝廷中正直之士也纷起抗争。

天启四年(1624)，左副都御史杨涟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御史黄尊素等也相继上疏，国子祭酒蔡毅中率师生千余人请求追究魏忠贤之罪。此时的内阁首辅是叶向高，韩爌是次辅，在声势不小的反抗浪潮面前，魏忠贤颇感畏惧，不得不向韩燎求援。然而韩燎却没有响应，这使魏忠贤甚为不满，由此结下了对韩爌的仇恨。在阉党的打击下，叶向高被罢官，韩爌接任首辅。韩燎处事持正，但却缺乏叶向高笼络人心的智术，仅靠廉正自持，根本不是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对手。再加上阉党魏广微等也加人了内阁，对韩煌处处掣肘，更使阉党气焰大张。为了将东林党人和不愿依附阉党的正人君子一网打尽，魏忠贤的党羽们纷纷编撰《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坚决反对阉党的韩爌，同其他28位东林党人一起被列入崔呈秀的《天鉴录》，成为阉党清除异己的重要目标。在魏党的不断诬劾下，韩爌终于被削籍除名。阉党仍不罢休，又寻找借口诬蔑韩爌贪赃受贿，将其家人打死在狱中。韩爌被迫卖田卖宅，向亲朋故友借贷偿还。

韩爌蒙冤受屈，遭禁锢数年，至崇祯元年(1628)才得以复出。复出的韩爌在不久之后再次出任内阁首辅大臣，与李标、钱龙锡共同主持搜捕阉党的斗争，结束了阉党专权的局面。明朝末年，崛起于辽东的后金成为明朝廷的一大威胁。崇祯二年(1629)，后金大举攻明，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越过边境城墙，直逼京师城下。驻守辽地的袁崇焕紧急率部入援。此时，遭打击但并不甘心的阉党残余以为有机可乘，诬告袁崇焕勾结东林党人谋反，并造谣说后金军队进犯是与袁崇焕有密约。崇祯皇帝听信谗言，将袁崇焕逮捕入狱。阉党计谋得逞，又把矛头对准了当初主持科举考试选拔了袁崇焕的韩爌。他们弹劾韩爌，说他“主款误国，招寇欺君”，“坐视成败”，应该被罢官。在重重压力之下，韩爌不得不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去首辅职务，回到了家乡蒲州。韩爌先后两度担任内阁首辅，为人老成持重，为相期间，始终以引正抑邪为己任，天下均称其贤。

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起义军攻陷蒲州，逼迫乡居在家的韩爌出来相见，被其拒绝。起义军抓了韩爌的孙子以相要挟。韩只有这一个孙子，不得不出来相见。相见后，起义军即释放了他的孙子。但是到家中的韩爌，却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而死，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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