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印抗币，“偷运”印钞机，研发人民币……父亲的工作，隐秘而伟大

文│陈发奎

已故家父陈宏阁是上海五四二厂的高级工程师，在直属央行的人民币印刷制造行业工作。身处特殊的保密行业，还有当时社会的种种原因，他具体在做什么工作，一直是我们后代心中的一个谜。父亲一生成就许多事业，但他留下的遗物却很少。我珍藏有两张北京天安门观礼的橙色胸带，一张上面烫金印有国徽图像、“国庆”字样，下有印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字迹模糊）筹备委员会”和“南2台第……号”字样；另一张是“1958国际劳动节观礼证”，也有筹备委员会的章，“右 台第3181号”字样；另外一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上海市筹备委员会发的带有国徽的观礼券；还有一帧父亲六十岁挂有勋章的照片，背面老人家亲笔题写“去年四季度评到全国人民银行总行红旗手得到奖章特拍一张照片给你留念”。

父亲能够赴京参加1957年国庆、1958年五一观礼和上海国庆十周年的观礼，1959年荣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红旗手奖章，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享受80元特供食品，腰间佩有一枚特别通行证章，获准可以在造币厂的各个车间巡视，一直工作到68岁也没让退休——他到底创下什么业绩，有什么特殊贡献，能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一直让我们后代深感不解。随着岁月逝去，一些事情通过查证，逐渐明晰起来，可以肯定的是家父为我国印刷技术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造币行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手动式照相排字机

陈宏阁

在印刷设备制造领域，父亲早有建树。他的干部自传记载：早在上世纪30年代（1933-1942年），他就开办“陈宏机器厂”，发明了雕刻车等；1937年到日本参观印刷机械，设计中岛式印铁皮机；1948年到香港修理印刷机械半年；解放后成功设计制造三色胶印机以及设计高速刨版机等。但自传对他自己还是中国第一代手动式照相排字印刷机的发明者之一以及他曾参与人民币印刷的事只字不提。不过历史没有忘记他，《中华印刷通史》上记载：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柳溥庆和陈宏阁二人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手动式照相排字机。

1935年9月29日的上海《申报》报道：柳溥庆、陈宏阁二人所设计制造的排字机，“费数年余之心血，应用照相原理设计制造排字机，其结构极为精巧，所占地位，仅一小间，即能排制各种大小字号之文字，且备有隶体字及其他美术体之字模，可以排印各种书报杂志，闻该机现已制成，正向实业部请求专利……”1936年第一期《中国印刷》也曾作如下报道：“这台照相排字机研制成功于1935年，从‘费数年心血’才研制成功一语判断，开始研制的时间当在三十年代初，与日本开始研制的1929年相差无几。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柳溥庆、陈宏阁二人研制的照相排字机是什么样子？从档案保存下来的设计图纸看，与现代手动照相排字机相比，原理相同，结构相近，可称之为手动式照相排字机的雏形品。

手动式照相排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借助透镜成像原理，与打字机的机械结构相结合，进行文字排版，把所需要的文字，经过选字装置选择，通过透镜系统将文字成像在感光材料上，也就是把字母投射到照相纸上面，然后冲洗出来，贴到一页版样本上。这张拼好的版，用照相机转拍在铜锌板的感光膜上，经过酸蚀，使这块印版具有凹凸，油墨只附着于凸版上有图形的地方，便可以印刷在纸上。从此印刷业可以告别铅与火，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可称得上是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

手动排照机

柳溥庆的长子柳百琪撰文：华文照相排字机的设计图样于1932年1月前已经草就，但柳溥庆经济能力薄弱，加上无充裕时间经营其事，又无机械制造之经验，需要等待具有机械制造经验的合作者。那时要想找到志同道合，又具备牺牲精神的机械制造合伙者极不容易。直到1935年1月中旬，柳先生得到胞弟培庆的积极支持，并自愿部分资助并介绍我父亲陈宏阁合作才获具体进展。我父亲原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及商务印书馆橡皮印刷的技师，后改弦更张从事机械制造业，曾自设“陈宏记机械制造厂”于沪西。他自制过橡皮印刷机和雕刻缩小机，成绩斐然。于是，柳溥庆、柳培庆、我父亲三人议定合资制造华文照相排字机。他们约定三个月内造就，但对排字机的部件一再重制改良，经历了九个月，耗资已达数千金。该机于1935年9月制成，虽然还有部分需要改进，但已能应用。该机不需铜模与浇字机，也根本不用铅字，因该机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制字盘。此字盘制造非常简便，只需手写字体一副，以照相术摄在玻璃上即成，故其制造成本非常低廉。该机的隶书字体已制成。那为什么一直延误了20多年没有投入生产呢？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个人的财力不足及抗日战争爆发等有关。换句话说，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不稳定，延误了该机的及时投入生产。

父亲和柳溥庆研制的中国第一台照相排字机，在印刷设备史上被认定为印刷照排的第一代机。因“八·一三”战火影响，致使中国对这一新的技术设备的研制推迟了20多年，到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上海劳动仪表厂的HUZ型手动式照排机的研制成功，才得以推广，直到1973年才正式研制并投产，其采用的是光机结合的原理，1981年新闻出版署委托上海市出版局鉴定后交中华印刷厂使用，才有了第二代机；1986年上海市印刷三厂分别使用阴极射线管输出及激光扫描输出技术制造的照排机，称为第三代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王选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研制出第四代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逐渐投入应用，为新闻、出版印刷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

父亲与柳溥庆是终生挚友和同道

▼柳溥庆

▲陈宏阁

上海是现代印刷事业的发祥地。父亲是在“慈厚南里”（延安中路1238弄29-31号）弄堂开设陈宏机器制造厂，厂房是石库门房子两幢，两边客堂间打通作车间，招收学徒7-8人。在这段时间里柳溥庆与父亲共同努力，手动式照相排字机就诞生在这里！大哥曾记起，父亲在机器前拍过一张照片，为了突出机器用白布把背景遮起来，举布的工人的脚却露出被拍了出来。父亲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印刷机器，还曾通过地下党的柳溥庆，亲自将印刷机秘密运往苏北解放区。这些事情也是通过母亲的回忆我们才知道些隐情。

1942年，新四军要印制根据地的货币抗币，因而到印刷技术最为先进的上海寻找人选。新四军找到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地下党人柳溥庆，由他来运作这件事。为保证机器运转无闪失、印制无误差，柳溥庆约见我父亲，告诉他去苏北印抗币的事情。随后，父亲“失联”一个多月，冒着巨大风险，秘密前往江苏东台裕华镇西北江淮银行设立的印刷厂调试机器，后又悄然潜回上海。在此之后，我父亲对柳溥庆的情况心知肚明，但两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

回上海后，日伪政府要他做甲长（当时规定要有实业的工商户才能做甲长），父亲实在不愿意，于是关闭工厂，1942年8月离开上海去了尚不是敌占区的浙江临海老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在华东印刷公司掩护新四军宣传用的印刷机械设备和纸张。后受聘于沈雪泥的生生美术公司印刷厂，帮助修复印刷机器恢复生产。1947年到柳溥庆的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工作，由柳溥庆介绍赴香港，完成修理永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机器的任务。

柳溥庆是父亲终生挚友，同在十二三岁时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做学徒，后来柳溥庆参加革命，是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在当时是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父亲对他的经历是清楚的，柳叔叔对父亲的信任和在事业上的支持是一贯的。前面提到父亲往苏北解放区运送印刷机器，为以后创办“新四军江淮银行印钞厂”乃至新中国的造币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父亲赴香港修复印刷机和解放后参加人民币制造工作，都是两人共同策划商定的。父亲和柳溥庆解放前都去了香港，解放后才回到上海，父亲再到柳溥庆家去，见他已换上了解放军装，开展接管工作，父亲由柳介绍安排在上海建华机器厂。1956年父亲也被正式调入国家印刷行业，评为专家级工程师，同柳溥庆一道参加人民币印制任务。后来柳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总工程师、印刷技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默默无闻奋战在造币事业领域

陈宏阁佩戴过的1957年国庆天安门、1958年劳动节参加观礼的观社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造币印刷技术，在国外封锁和“保密”的情况下，一无经验，二无资料，难度可想而知。有技术员曾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在京的苏联专家讨教，专家摇头如拨浪鼓：“这是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不能外传。”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尺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及文化内涵的体现，被喻为国家名片一点不为过。新中国这张“名片”的印制却让外国人插手，且窘境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195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向国务院上报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周总理做了认真的批示。同一年，中行总行印制管理局技术研究所成立，柳溥庆被委以所长的重任，正式调往北京工作，接受新中国人民币印制任务。父亲因家室牵累留在上海，但1956-1961年之间经常来往于北京五四一厂、天津五四三厂、上海五四二厂之间。他的多项发明也因为当时的氛围，算作“三结合”的集体荣誉。人民币印制是保密的，习惯于缄口不语的父亲，在家中守口如瓶从不言谈自己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只有从平时父亲内心表露出来的喜悦表情，更加勤奋努力工作的热情中，感受到父亲工作顺利、身心愉快，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1958年参加劳动节天安门城楼观礼活动，享受专家级的待遇，在观礼台上，周围不是将军，就是外国友人。观礼结束后，父亲很激动，对前去看望的二哥说：“一生有此荣誉足矣！”并在天安门合影留念。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1961年，以柳溥庆为首的攻关组依靠自制设备和自己的技术，生产出我国首批水印钞票纸，仅一年多时间就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打破了“亚核”绝密的神话，结束了钞票纸依赖进口的历史，也结束了委托苏联代印我国人民币的历史。这在当时是国家机密，尽管现在我国外交部的早期档案已经对此解密，并且有些媒体对此作了公开报道，但还是有很多人知之甚少。至于1955年柳溥庆提出反对我国委托苏联代印面值拾元的人民币的建议，除了当时的两三个当事人知道内情外，其他人更是无从知晓，而父亲在当时就成了柳所长的印刷技术实践的有力支撑，“印刷机械上的问题找陈宏阁”，父亲一去北京就有半年时间帮助解决技术问题。

由中国设计，苏联代为印制的第二套人民币

当然搞工程技术工作哪能事事顺利没有挫折：解放后父亲也曾同苏联专家共事过，不同观点受到压制，为了与苏联人拼酒，或得到一些信息，只好拿白开水充酒；同柳溥庆（他的上级领导）有过争论；对他的学生工作上的差错，有过严厉的训斥；他为人正直、从不言败，在技术工作上注重深入实际，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结合自己工作经验，以从不保守的工作作风，促成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使得他拥有许多朋友，一些有相当职位和技术能力的同事、学生常登门向他请教，拜他为师。父亲究竟在技术上有何高招？他的徒弟说：“他能独立设计机械并能亲手制造，精通于各种印刷机器的构造和性能，对机器各个零部件了如指掌，再加上积累了几十年对印刷机械的使用和修理的经验，厚积薄发，遇到难题便能迎刃而解。要知道印刷机一开动，纸张像流水那样飞快地移动，稍有故障，报废的纸张顷刻间堆积如山。他能从机器运转时的声响判定各个零部件的运转状况，准确捕捉故障所在。”还有就是他能过目不忘。据母亲回忆，父亲上世纪30年代去日本考察，当时不可能获取任何资料，回来后全凭记忆测绘图纸动手制造。正如柳溥庆所言：你父亲是难得的人才。

父亲常对我们说：别人不会的东西（指技术），你必须会；大家会的，你可以不会，这样你才有生存空间。我并不比人家（指同行）聪明多少，人家短时间解决的问题，我用几天几夜甚至更多时间来完成，要求做得比别人更好。二哥常记起父亲在设计制造三色胶印机器时的景象，绘图设计至深夜，夜深人静时是他工作最入神之时。白天在车间里，父亲端坐在高凳上（像排球裁判那样），指挥工人组装机器，颇具大工匠的风度。

第三套人民币结束了我国货币生产依赖外国的历史

我从书上得知，我国第三套人民币是我国目前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它券别结构合理、主辅币品种齐全、印刷工艺先进、防伪性能强，在我国货币发行史上写下了亮丽的一页，也使造币技术跨越了二十年，跻身于当时国际一流水平。拾元人民币上的底纹雕刻凹版印刷技术，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是他做的，到底怎么回事，出于保密，谁也不懂得、也不知道。雕刻凹版印刷多用于钞票主题图画，出于防伪的需要，该技术仅为印钞厂所掌握，外人知之甚少，父亲肯定掌握重要的核心技术。

父亲在五四二厂工作，一直工作到病逝前也没有退休。“文革”时期受到冲击，原因是在老家有十六亩土地，曾被定性为工商业兼地主或自由职业兼地主。1967年春节备战不放假，父亲坚持上班，4月的一天，腿突然行走不便，去瑞金医院住院前，我扶着他从家里出来，在常德路上一家理发店理了发，然后沿着延安中路、静安寺慢慢地转了一圈。后在医院开刀后，再也没有从床上起来，6月30日在苏州河边上的五四二厂的疗养所与世长辞。当时被剥夺包括抚恤金在内的一切待遇。以后多年我在不断信访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父亲历史的了解。直到1978年获得“错案”的平反，我才能走进厂区办公室签字结案，得到了抚恤金，父亲重新得到肯定，母亲每季可领取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生活补助金。

我每天上下班路过的位于普陀区曹杨路上的上海印钞有限公司，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当时门开在谈家渡路），有一幢大楼是将向游人开放的新厂房和印钞博物馆。工人在进行常规生产的同时，游人就可以观看“白纸变成人民币的全过程”，该项目总投资4.5亿元，总建筑面积46713平方米。基于安全的考虑，除美国之外，世界各国的印钞业是非常封闭的，一般不向外人开放。在过去，中国的印钞厂的厂名使用的是代号，直到1985年才公开为上海印钞厂。现在不但厂名要明明白白地展示，还要进一步开放，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开放印钞厂的国家，游人可以买票参观人民币生产的全过程。大楼的1至4层作为生产车间。新的生产车间里将会安置进口的印钞设备，进行机械化生产，现有的许多由人工操作的工序将被取代。每两层生产车间建一个环形的夹层，作为参观走廊，用玻璃隔开，游人可以从这里看到工人在下面操作和生产的流程。顶上两层将作为展厅，展品有上海印钞厂1941年建厂以来的所有产品，包括第一至第五套所有面值的人民币纸币、各种有价票证，例如粮票、布票、缝纫机票等，各种有价证券，例如国库券、汇票、支票、股票等。

保密厂开放了，在保密战线工作的先辈们，也应该为人们所知。

END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