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亦危险：物质性和废弃社会视角下电子媒介垃圾的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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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赵舒成，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现代性就是抛弃并决定改造现有世界。”（鲍曼，2004/2006：17）

一

引言

伴随电子物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和数码技术的快速更迭，电子垃圾（electronic waste，亦称E-waste）引起了社会行动者的普遍关注。尽管电子消费品已经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数字时代媒体通信设备的激增带来了电子废弃物即本文关注的电子媒介垃圾的不断增加。从曾经昂贵且令人神往的潮流产品，到过时的、堆积如山的废弃物，电视机、电脑、数字游戏机、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电子媒介的“后半生”（afterlives）常常是黯淡凄凉的。这颠覆了信息社会的“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令人们意识到貌似“洁净”的电子媒介产品被废弃后的命运也可能预示着某种危险（Grossman，2006；Maxwell & Miller，2012），威胁着环境和地缘关系，加强着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间不平等的两极分化，致使后者陷入不得不在贫穷与毒性间被迫做出选择的两难境地。

对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而言，上述问题更显严峻。根据媒体和环保组织提供的信息，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的贵屿镇是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拆解处理集散地，也是有毒电子产品对环境造成不可逆污染影响的最明显受害地之一（Li et al.，2008；绿色和平组织，2015），从事电子垃圾作业是导致当地新生儿高镉负荷、高血铅水平和低智力水平的危险因素（姜浩峰，2013）；而在距离北京中关村大街不足3公里的后八家村，也存在着一个北京甚至全国最大的电子垃圾中转站（林天宏，2007；温泉，2009）。令人担忧的现实表明，电子垃圾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正视并解决电子垃圾问题，成为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共同面对、通力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在社会建构的方式中，物体被归类为“垃圾”或“废弃物”受到技术周期加速和消费主义需求的影响，并非仅关乎设备自身的性能，而媒介在构建社会文化与消费观上难辞其咎；同时，数字设备的小体积助长了非实在性（insubstantiality）和短暂性（transience）的想象（Kuntsman & Rattle，2019），使其更易被不假思索地丢弃。2018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领域的发酵”特刊中刊载了专文，呼吁学者重视电子垃圾对环境传播和媒介研究的关键作用（Christensen & Nilsson，2018），但电子媒介垃圾在我国依然被简化为技术-商业问题而非社会问题，除少数诉诸个人、呼吁公众提高环保意识的道德感召外，人文主义路径下制度化的价值理性反思付之阙如。这样的视野局限难以打破将数字技术无条件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救世主迷思”，也构成本文呼吁中国传播学关注、研究和解决电子媒介垃圾问题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正如学者批评的那样，仅将电子媒介垃圾的前身——电子产品视为媒介或界面接口的理解缺乏物质性（materiality）视角基础，忽略了“物的能动性”（Andersson，2017；Gabrys，2011）；媒介物质性范式不仅可以在哲学层面展开探讨，也能辐射经验和现象领域，以跨越媒介理论的“经验-超验”鸿沟（empirical-transcendental divide）（Hansen，2006）。实际上，媒介技术变迁的环境成本作为环境传播的议题，理应构成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关键领域和最具想象力的母题之一（Goddard，2014；Murdock，2018）。然而，无论是电子媒介对环境的潜在威胁，还是廉价信息劳动被全球经济秩序排除在外的后果，信息社会的弊端及其衍生的全球不平等问题尚未引起中国传播学者的足够关注，为传播与社会领域开展电子媒介垃圾研究提出了紧迫要求。

综上，提升中国传播学界对电子媒介垃圾研究的重视程度，是防止发展传播技术与全球生态恶化及国际秩序不平等共谋、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共同需要。那么，以“数字物质主义”（digital materialism）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视角与包括“废弃社会”（wasted society）在内的社会理论在加深对电子媒介垃圾议题的理解上存在何种共鸣与分歧？具体而言，将电子媒介垃圾置于现代性视角下，数字技术的物质性如何勾连了制造媒介废弃物的特定过程？上述理论资源又为调停该领域媒介技术哲思与实证研究的冲突提供了哪些未来议程？这些议题的脉络亟需在发展中国家的场景下被进一步厘清和审视。本文致力于结合传播研究中的数字物质主义转向（章戈浩，张磊，2019），以电子媒介垃圾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生命历程”，考察数字化转向的社会后果及其理论根源，对当下传播研究如何回应数字化时代的媒介物质性问题展开兼具批判观点和实证启发的理论省思。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本文无意于通过经验研究或批判研究的单一视角回应电子媒介垃圾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数字人文视角与实证社会理论的调停与对话，展现二者在理解电子媒介垃圾现象中相结合所能产生的新的理论潜力。本文的后续分析将按照如下逻辑展开：文章第二、三两节借助传播技术视角和废弃社会理论，对电子媒介垃圾的生成根源及其问题实质开展社会文化透视；在此基础上，第四节将传播技术与社会理论的对话总结为展望性的理论发现，预测了电子媒介垃圾在其个体命运和全球秩序两个维度上的发展方向；第五节依据前述分析视角，提出了未来本土电子媒介垃圾研究的四项关键议程，并补充了各项议程中可供进一步讨论的理论资源。

二

传播技术视角下电子媒介垃圾的生成根源

追溯电子媒介垃圾问题的产生，需要回到其媒介特征层面寻找源头。传播技术视角长期呼吁将对非文化、非叙事和机器的倾听带入新媒体及其理论化工作，关注数字传播内容背后的物质底层（如芯片、调制解调器、电路板、外壳、无线网络等技术组件），更关注维持数字传播的技术、经济、社会和环境关系，以及由媒介技术本身产生的关系（Goddard，2014）。在电子媒介成为垃圾前后，物质性既中介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传播互动，也在被社会性地构成着。考察电子媒介废弃物，需要媒介研究者通过政策文件、话语、法律、历史和空间等方面，关注技术之间的环境关系，即“深层生态物质性”（deep ecological materiality），将媒介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和媒介对环境的呈现联系起来，以揭示传播与文化、物质与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Maxwell & Miller，2012）。

不同于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垃圾，电子媒介垃圾是电子垃圾的一种类型。根据联合国大学和解决电子垃圾问题倡议机构联合发布的《电子垃圾的全球定义》白皮书，包括电子垃圾在内的日常生活废品（waste）被界定为“一种被丢弃且无重复使用意图的物品”（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StEP Initiative，2014）。电子垃圾主要来自电子或电气设备（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EEE），包括温度交换设备、屏幕和显示器、灯具、吸尘器等小型设备、洗衣机等大型设备和小型通信及电信设备六个关键类别（Balde，Wang，Kuehr & Huisman，2015）。其中，电子媒介报废后产生的电子垃圾主要集中在屏幕和显示器（如电视、笔记本电脑等）以及小型通信及电信设备（如移动电话、GPS等）中。尽管它们具备擦除和回收能力，但不能以同样的效率管理其物理残留物，这构成了电子媒介垃圾难以“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的现实基础（Bozak，2011）。

如同“数字物质主义”这一逆喻（oxymoron）揭示出虚拟世界的受限本质一样，物质老化的不可逆现实也粉碎了虚拟空间的莫比乌斯幻想。即便如此，数字传播的环境威胁依然经常被“技术修复”（techno-fix）方法和“数字解决主义”（digital solutionism）的话语遮蔽。其中，技术修复是生态现代化（eco-modernization）的修辞手段之一，多将政府支持和技术干预视为通过经济增长促进环境受益的途径（Dryzek，2013），而数字解决主义则将互联网、应用程序、跟踪设备等数字技术想象成解决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的独特工具，很少承认这些技术对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或环境的危害，仿佛数字技术带来的积极后果如同“点击这里，解决一切”一般易如反掌（Morozov，2013）。这些视角的误区主要在于将数字传播作为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不断颂扬，展现出一种通过忽略其他盲点来聚焦于一个盲点的、得不偿失的“范式短视”（paradigmatic myopia）。

为纠正传播研究的非物质性偏见，学者呼吁将电子媒介垃圾和数字化过程本身视为物质性的对象（Kuntsman & Rattle，2019）。这是因为，数字传播同样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包括生产电子媒体设备所需的资源开采、维持数字传播产生数据所需的能源需求增加以及媒介废弃物的毒性等。所谓“媒介物质性”，主要涵盖具体的物质（material）、事务（matter）或物体（object）等“有形之物”，不具备具体有形形体、但仍有所指之物的“无形之物”（如：计算机软件），以及通过与人类互动而产生物质性特征的“非人”，即“解蔽之物”等三个方面（江淑琳，2016）。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意味着重新将文本与“人”和“非人”等多种实在勾连起来，对媒介产生多层次的理解，包括媒介与自然、数字技术等非人类层面的关系。对媒介物质性的再承认否定了虚拟空间的不可见性以及存储空间与计算资源的无限性，实际上，时刻运行的数字网络，伴随着元件衰老和信息冗杂的衰损，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垃圾。

需要指出的是，媒介研究并不缺乏物质性传统。尽管行为主义导向更关注媒介效果，但传统媒介研究一直强调媒介逻辑的因果叙事。传播研究的新物质主义转向肇兴于上世纪80年代，它打破了对文本性的唯一关注（Parikka，2012），将意义置于受众编码前已然存在的历史语境中（唐士哲，2017），聚焦于技术、软硬件、文档、网络协议和基础设施等具有生产效能的物理性存在。从现象上来看，即便经过数字化，媒介的物质现实依然存在并产生着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智能手机会用完空间、CD上的刮痕会使音乐跳过、废弃已久的笔记本电脑上的文件会消失等现象（Allen-Robertson，2017）。此后的媒介研究在解读数字空间时开始注重存储、进程、网络连接等元素，标志着数字物质主义视角的兴起，模糊了媒介研究的能动性主体界限（Parikka，2012）。这种视角将数字化视为模拟过度的结果（Hansen，2006），否定了数字形态独立于物理进程和客观实在的观点（Casemajor，2015：6），关注刻写过程之外数字生活的政治性（Akrich，1992）。相较而言，新物质主义范式（neo materialism）更强调通过数字媒介环境探索物质性（DeLanda，2006：47）。与文化生态视角下“人”与“非人”的连续性相似，媒介生态进路主张在理解媒介时，不仅落脚于具身性的生物（如人或动物），也意识到难以感知的、边缘性的存在，甚至非生物、非固形但却真实存在的物质（如互联网）（Parikka，2012）；不仅关注物质的尺寸、形状等技术与物理特性，更强调物质性和活力（vibrancy）（Casemajor，2015）。

综上，媒介物质性和数字物质主义视角能够借助电子媒介垃圾这一经验现象还原虚拟世界的“肮脏”属性，从而从文本性过渡到技术物质本身（丁方舟，2019），通过反思经济结构与观念、身体与思想、“软”文本与“硬”物质之间的多组辩证关系，还原意义嵌入的具身情境，将物理真实作为建构主义视角来重新理解话语本身（Packer & Wiley，2013：55-56）。当代媒介占据了历史与理论共鸣之间的空间，这对媒介研究的理论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媒介特征锚定于具体的物质技术，打破了超验和经验之间的传统划分（Hansen，2006）。这也为通过电子媒介垃圾勾连新物质主义视角和现代性社会理论带来了跨学科对话的理论机遇。接下来，本文将围绕废弃社会理论及其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先见性洞察展开论述。

三

社会理论视野中电子媒介垃圾问题的本质

恩斯特反对将媒介技术特征诉诸历史的做法（Ernst，2016），但不可否认，技术事件依然发生在关系和经济背景下。与其说物的废弃是“必需”的（wasteful by necessity），不如说这种废弃是“被设计”的（wasteful by design）。虽然物质性视角擅长回答电子媒介垃圾生成过程中的文本本体论、行动论或修辞性问题（Allen-Robertson，2017），但在审视社会结构层面的权力关系如何决定了何物在何时、以何种形式成为电子媒介垃圾的问题上，依然需要向宏观社会理论追根溯源。

幸运的是，“人类废品”（human waste）和“错置”（out of place）等概念已经为理解垃圾的社会生产提供了可窥之径。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一书中对废弃物如何在现代化故事中被制造出来展开了论述，与对数字废弃物的关注不谋而合。鲍曼认为，包括难民在内的“废弃人口”（wasted human）可以通过过剩机制来解释，是全球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的副产品，二者所排斥的“不合格”和“不需要”使废品的存在不言自明，流离于恰当之所外且没有发挥恰当作用的“社会性无归属”并非物品转化命中注定的自然结果（鲍曼，2004/2006：4-6），而是人类为追求理想秩序而设计的后果。犹如人的头发只有被剪下后才成为“废物”，这一过程中，正是人类的操作使头发在观念体系中发生了改变，从原本与身体连接的位置中被驱逐出去，被“生命”或“神圣”体系排斥在外（Edmund，1967）。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也指出，废弃常常同分类和秩序相连，其存在是为了使秩序合法化。制造排斥是一种组织周边环境的肯定性行为（Douglas，1970：12），物体洁净与否并不取决于自身特征，而是社会文化赋予的无意义所产生的错置后果（Kennedy，2007：25）。

电子媒介设备被有目的地设计成寿命短、需要频繁更换、维修成本过高的样式（Chen，2016），使垃圾的生成与消逝得到了消费文化的进一步支持。消费社会学的观点认为，浪费是地位、权力和个人自由感的社会和政治展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群竞争的商品正是根据“计划性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这一经久不衰的原则制造出来的（凡勃伦，1899/2019）。广义地看，数字经济正建立在该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更迭的消费工业推出新型产品，减弱甚至剥夺物之所以为物的使用价值。产品的平均周转率也在加快，导致大多数消费电子产品的寿命缩短（Slade，2006），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成为废品的周期缩短也与数字化、移动化的传播趋势变迁密不可分。

与之相似，符号人类学视错置为认知、存在与言语上的两难之境，认为观念结构应当与社会结构相连（Reno，2015）。在经济结构上，生产错置者尚且拥有重回生产力位置的机会，消费错置者却只能通过对社会慈善的乞讨来占据资源（鲍曼，2004/2006：34），这样的生存赤字尤其不能被消费工业所包容。错置者如果不能进入再生产循环，其存在只会不断增加社会成本，包括环境污染和处理垃圾的再次污染（Chen et al.，2016；Ogunseitan，Schoenung，Saphores & Shapiro，2009）。在进步至上的全球生产逻辑下，废弃物既是落后者，也是越轨者，而人们对物理和道德污染的双重恐惧使得被排斥物不可避免地接受“污秽之物”的标签和宿命。最终，被生产逻辑排斥的个体和生产资料成为遭废弃的垃圾，遭到对失序或越轨兼具道德效力的“惩罚性远离”。

电子媒介垃圾的产生不仅来自社会秩序对无利益之物错置于有意义位置的纠正，更是消费主义与丢弃文化共谋下有意识的文化选择结果。由于人们在使用、选择、审美甚至社会关系中，都主张着一种用完即弃的“丢弃文化”（culture of disposability）和抓住机会的意识形态（Harvey，1989：107），缺乏信任的焦虑个体将单位时间内的体验最大化，以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叠加碎片时间的意义，“活在当下”地感受此刻的机械时间、文化含义与私人化情感，企图抓住每一次永不再来的愉悦。现代性将传统贴上贬值甚至毁灭的标签，使其难逃成为废弃物的命运（Liboiron，2013）。当轻快的、碎片化的现代性割裂了时间的永恒与连续，前现代生活中的稳定价值逐渐被感觉的满足取代（Urry，1985），人对在充盈时间中实现价值的幻想被打破，不再渴望永生，明天成为另一个版本的当下。这种拒绝等待未来的现代性背弃了“人类及其创造物具有持久价值和意义，能使死亡和衰败暗淡无光”的观点（Becker，1973：157），当“向死而生”的生命历程无法通过对抗死亡来获得稳定与希望时，对身体控制的安全感和社会生活的预期框架不再坚固（吉登斯，1984/2016：59）。

现代性下的“抓住机会”也是规避风险的要求，意味着风险社会成为理解电子媒介垃圾现象的富有意义的理论资源。垃圾作为工业生产的副产品和社会财富增长中没有生产力的废料，对人体和环境的污染超出人类感知，带来一种不可见的风险生产悖论：它不仅是利益计算的一部分，也控制着生产逻辑；它既需要借助科学和社会理性来界定，却又超出科学和社会的可控范畴。正是风险与废弃的同源性，使规避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避免成为废弃物”。当这一机制扩大时，现代国家一边将个体置于自由市场中忍受生存的不稳定，一边又通过福利政策规避风险，消解群体获得风险控制能力的合法性。由于避免和管理风险有助于对权力和权威的再认识（贝克，1986/2015：23），个体将难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可求庇护的共同体。现代国家不再是规避风险的“避难所”，而是摇身一变，成为生产废弃人口和人类废品的流水线。无视这种风险生产，缺少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关注，不仅纵容着人类的流离失所，也会使整个媒介研究领域无力回应“错置”和“被错置”的现实命运，进一步复制甚至放大学科范式中的结构地缘中心主义和西方民族主义倾向（Christensen & Nilsson，2018：273），无力通过对边缘国家的关注来回应全球传播研究的“去西方化”诉求（Waisbord & Mellado，2014）。

四

电子媒介垃圾的未来：

传播技术与社会理论的对话与期许

前述种种社会理论将通过与媒介物质性视角的交汇，共同加深传播研究对电子媒介垃圾成因及后果的洞悉。具体而言，未进入生产地位的冗余信息和物质设备转化为电子媒介垃圾，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常态”（Casemajor，2015）。这种经济活动中的废弃物常需要为更具生产效能的新兴产品腾出位置的现象，带来了对错置驱动力量的追问：错置之后，原有的位置将给予谁？从物质性视角对电子媒介垃圾在其关系网络中的能动性关切出发，废弃物与不同个体产生关系时会呈现出不同的使用功能（Gell，1998：221；Pike，2004），这种本体的动态演化使新物质主义视角同机械割裂物质与思想的旧物质主义区别开来。媒介发展进程中的生产、更迭与衰退、消亡蕴含着生命政治，废弃物在与人类的互动中形塑出个人品格和社会价值（例如，中日两国对家庭垃圾的不同判断）（Hawkins，2006：117）。将包括生物、科技、环境在内的“非人类”力量视为具有不同能动性的、与人类拥有对等地位的行动者（Latour，1995：229），能通过解蔽而使人们获得“物的力量”（thing-power）（Bennett，2010：2-4）。

此外，电子媒介垃圾不因再回收而停止移动，这种地理空间上的“故地重游”对当前全球经济秩序提出了更高的伦理反思要求。由于资源开采生产和有毒废弃物处理常位于早期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界定的边缘国家（Maxwell & Miller，2011），电子媒介垃圾的存在同样揭示着差异化的全球风险分配。面对现代性的空间贬值，电子媒介垃圾的后半生在不同地区以各种偶然的方式重新被召回。从全球秩序上看，电子媒介垃圾并非总是垃圾。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污染密集型企业倾向于转移到环境管理成本最低的地区，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将被低成本地区视为商机（Walter，1978），这种“变废为宝”的选择往往展现出规制默许之外的非正式形式（Tong & Wang，2004）。电子媒介垃圾与其价值的混杂化（hybridization）常常伴随着合法与非法形式重叠、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地理空间转移（Hornsby & Hobbs，2006；Lepawsky & McNabb，2010），确证了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区域之边缘性。认为生产和消费后的电子产品进入“终极休息室”的看法不仅掩盖了全球经济不平等与秩序霸权（Clapp，2002），还忽略了电子媒介垃圾通过再生产后重新流向欠发达地区的道德困境，被形容为“废品政权”（waste regime），成为符号和政治权力交织的复杂实践（Gille，2007：34）。

电子媒介垃圾的空间流动也挑战着传统垃圾“生产-消费-废弃链”的生命历程认知。垃圾镶嵌于全球贸易、清洁劳工、秩序生产与科技制造的每个环节，废弃人口和人类废品亦相伴共生（Millar，2008），人与废品多层级关系中的不同价值以及对秩序的争夺构成了废品研究（discard studies）透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点。承接垃圾处理固然可以通过回收再利用发展废品贸易，但电子媒介垃圾处理实则关乎权力交锋。当垃圾再商品化的经济效益无法掩盖消极后果（Gregson & Crang，2010）、为边缘国家带来由人承担的人权问题和由“非人”承载的生态要求时，废品管理业往往难以在减轻环境和人权双重威胁的前提下刺激媒介废弃物再生产（Alexander & Reno，2014；Reno，2011）。垃圾处理的科学口号遮蔽了政治控制内核，其实质是为了合法化现有消费秩序而重塑个体理想，令消费者的道德恐慌在回收中缓解，进而重新支持消费业产品的快速更迭，以此定义经济生产的标准秩序。尽管垃圾再回收以科学方式激活科技物质潜力，解决科学风险，但电子媒介垃圾回收工业也将道德约束诉诸于个人，通过约束消费端，推卸着原本属于生产端的责任（Reno，2015）。

在文化层面上，现代性促使消费者享受现有乐趣，排斥肮脏工作，错置人口看似重返了生产位置，实际上不仅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Nagle，2013：100-101），也处于被排斥的边缘，仿佛自身也成为垃圾而毫无选择权利（Yates，2011）。被制造出的废弃人口伴随着人类废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再被现代社会熟视无睹，与行政层级的关系亦充满张力：不完善的规制带来了更多健康威胁（Burrell，2012：179），确保安全的改革也威胁着非正式拾荒者的生计（Millar，2012）。面对这一困境，媒介研究的新物质主义视角对“物的力量”之关注揭示了废弃人口和人类废品作为社会行动者而非仅仅是受害者的能动性。被排斥在城乡二元分类标准外、拥有“非农非城”身份的双重他者，也通过废品与人的互动而产生了独特的社群性、阶级文化和城乡主体性（胡嘉明，张劼颖，2015：20）。对废弃物的重新利用释放了人与物质的潜能，成为影响日常生活实践的伦理力量（Hawkins，2006：33）。物质性视角在媒介研究领域的重提为回应电子媒介垃圾“错置”问题带来了一丝微光，与废弃社会理论并行不悖地相互补充，为阐释电子媒介垃圾的生成性问题提供了可能。

五

结语：电子媒介垃圾研究的本土议程

人类与社会生活在选择媒介的同时也对媒介开放并受其形塑，媒介物质性镶嵌于具体情境中，受制于历史和当下，蕴含着改变社会生活的能力（Silverstone，2005）。电子媒介垃圾既是一种资源，也是贵重原材料的来源，既在电子媒介设备生命终结之处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也是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长期威胁（Kuntsman & Rattle，2019）。从电子废弃物的化学物质泄露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到电子媒介垃圾处理贸易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带来的人权危机（Fu et al.，2008；Wong et al.，2007），数字现实的兴起往往与自然现实的衰落相呼应（Bozak，2011）。作为过时的“死媒体”垃圾场，电子媒体设备及其废弃物的存在能够为媒介考古学带来富有成效的研究问题，数字物质主义对物质性的理解亦能帮助网络共和国公民以消费者之外的身份看待自身的能动性，重新注意到新技术的毒性和数字媒体的非清洁设计（Hertz & Parikka，2012）。在媒介研究领域，电子媒介垃圾在重构全球信息秩序中的角色亟待传播学者的共同关注与反思。

电子媒介垃圾进入传播研究的议程，不仅是对虚拟世界非物质性的挑战，也是对数码时空“肮脏”可能性的反思。当前的此类讨论大致有三类，其一关乎数字媒体的“本体论物质性”（ontological materiality），主要考察什么是数字媒体的再现（representation）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新媒介”与“旧媒介”是如何被人为划定分野的；其二涉及数字媒体的“行动论物质性”（agential materiality），强调媒介可供性（affordance）赋予人类能动性（agency）、使其既“行动”（act）也“被行动”（being acted upon）的作用，关注物既塑造人类活动也影响了其行动机会的“客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其三涉及人们对现实的隐喻常与哪些关键技术相联系，例如，正是对媒介“非物质性”的定性将其置于一种不可避免的修辞中，使其超出人类的控制，并摆脱了预先存在的权力结构（Allen-Robertson，2017）。

根据这一分类系统，对中国传播学界而言，未来经验或批判地开展电子媒介垃圾研究，可以考虑如下若干彼此交叠而又有逻辑联系的议题。首先，媒介再现与电子媒介垃圾作为环境风险议题的优先化（prioritization）应当引起更多重视（Andersson，2017）。媒体对新技术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常常在歌颂新生事物的同时淡化环境影响：对新消费品的欣赏不加批判，关于新电子媒介产品的报道层出不穷，而对可持续议题和电子媒介垃圾的关注寥寥无几。这种“符号湮灭”（symbolic annihilation）现象忽略了大量新技术的过时恰恰是由于其问世时过于时髦而造成的（Good，2016；Olofsson，2015）。那么，数字技术如何被想象为服务于环境可持续性的？电子媒介因其“旧”特征而被废弃是相对于何种“新”特征（newness）的建构的？全球专业主义和社会化媒体信息流如何架构了电子废弃物议题以及其中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运用了哪些符号性表征、隐喻和意象？如何凸显或遮蔽该议题的重要程度？上述问题的经验和超验解答有助于研究者厘清电子媒介垃圾议题被建构和重构的信息秩序，明确传播问题中的全球权力关系格局。

其次，媒介废弃物的浪潮通常被视作数字民主的具体结果之一。例如，电子媒介设备被回收再利用后，可作为翻新计算机在发展中国家使用，通过明晰新旧设备之间的价格差异，增加通信技术的可负担性和接入率，有助于弥合全球数字鸿沟（Cumps，2015）。然而，个人电子设备的重复使用是对产品寿命缩短的渐进式反应，反而导致了更大的资源压力（Kissling et al.，2012）。这种非物质性生产孳生了电子媒介日益缩短的循环周期，炮制并纵容着一种虚假繁荣的数字民主。在这样的场景下，媒介文化研究亟需反思媒介信息过载以及与之共生的过剩文化为电子媒介垃圾提供的沃土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对“先浪费、再捐助”理念的鼓励，揭示电子媒介设备生命周期变革背后产品“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的技术文化再生产过程（Spinney，Burningham，Cooper，Green & Uzzell，2012），从中探寻走向适度消费的深层解释，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社会在生态和信息上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问题。

第三，对电子媒介垃圾聚集而成的“媒介废墟”（media ruins），尤其是空间或地点“成为废墟”（ruination）的政治过程，需要结合媒介考古学、媒介地理学和媒介人类学等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说媒介废墟主要由兼具破坏性和计划淘汰性的媒介物组成，那么，国家权力和基础设施权力在决定何处将成为媒介废墟的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成为废墟在时间上的持续性、节奏和强度如何？生活在媒介废墟中的人们与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如何？从事电子媒介垃圾回收工作的正式和非正式劳动者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分别如何想象空间、环境生态、阶层以及社会流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如何遵循或挑战了权力规定的资源与废弃物分配模式（Mukherjee，2017）？回答这些问题，将帮助研究者重新勾连媒介物质性中的物体、场所（place）与身体（body）（戴宇辰，2020），厘清电子媒介垃圾及其处理空间的生成性联系，有针对性地理解前文述及的几大中国电子垃圾集散地。

最后，拥有活力潜能的电子媒介垃圾也挑战着传统媒介研究重视生产与消费的局限。那么，传播的终点究竟在哪里？个体在传播中的退出是否意味着传播过程中物质的静止与传播的终结？数字物质主义的控制论视角视电子媒介垃圾为“噪音”，这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怎样的反馈机制在自消除这种失真现象，以维持虚拟世界的幻想？电子媒介垃圾对虚拟时空的不同行动主体意味着什么？谁在管理？电子媒介垃圾又怎样形塑着他们的身份？媒介研究者在审视电子媒介垃圾时应当还原其与人的关系。同时，考虑到“非人”与电子媒介垃圾的关系，传播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电子媒介垃圾在传播文本中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呈现具体情境？不同媒介间的物质性及其可供性又如何相互影响地构成媒介载体被废弃的特征？体现出何种秩序？为了避免人类命运和学科合法性的“错置”，适时地省思甚至否思上述认识论也将大有裨益。

电子媒介垃圾议题既非“远方的苦难”（distant suffering），亦不仅关乎“值得怜悯的他者”（pitiful others）（Boltanski，1999；Chouliaraki，2006，2013；Frosh & Pinchevski，2009），更不是假想出的、将要发生在后现代社会或未来某个时刻的天方夜谭、科幻故事或末世童话，而是当下全球现代性体系中真切存在、迫在眉睫的风险。将电子媒介垃圾问题提上中国传播学研究日程，不仅是对媒介研究中物质性转向的直接回应，也交织着地方和全球政治争端、自由与专制的治理形式、经济和道德价值的竞争性评估以及对环境污染和尊重人权的关切。诚然，反思电子媒介垃圾的理论建构也存在着固有的现实障碍，例如电子媒介垃圾的界定至今尚不清晰，电子产品废弃与回收再利用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Lepawsky & McNabb，2010），加之媒介物质性视角每每会在常识上被错误地窄化为实物形态（physical substance）或事务（matter）概念（Leonardi，2010），新媒体研究仍旧依赖生产者、受众、用户、技术、意义和表征等僵化术语，难以与社会理论中的关键概念衔接等（Goddard，2014）。但上述障碍如同计算机鼠标（computer mouse）与作为啮齿类动物的老鼠在社会危害上具有的修辞对等性为人类带来的警示一般（McCarthy，2007），令研究者重新意识到对数字媒介进行再概念化和去自然化的必要性（Kuntsman & Rattle，2019）。总而言之，电子媒介垃圾作为现代消费工业的后果，为理解传播商品文化和审美变迁提供了窗口；与此同时，给予电子媒介垃圾足够的关注，也将帮助媒介研究为理解后福特时代个体与政府间关系，尤其是福利政策与市场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如果说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及其处理的文明（鲍曼，2004/2006：116），那么，电子媒介垃圾作为数字化时代的特殊产物，将提供发人深省的理论机遇与现实映照起点，帮助中国传播研究理解现代性的第二阶段乃至后风险社会的诸多时代特征。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4期。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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