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武被杀事件——1912年历史大事件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征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稳定民国政局，采取克制态度。但是袁世凯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权势，竭力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8月15日夜，袁世凯下令捕杀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

　　张振武，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早年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法律，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宣传革命，并创办体育会及公立学堂，以联络革命志士。1909年，孙武、焦达峰等在武昌成立共进会工会，他负责财务，准备筹款购进军火。1911年10月参与领导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孙武任军务部部长，他被推为副部长。他亲临前线督师，与清军激战。汉阳失守后，力主坚守武昌。1912年1月在上海与孙武等发起组织“民社”本部，以卢梭《民约报》为宗旨，推黎元洪为首领。旋返湖北，分别在武昌与汉口设立“民社”支部。他居功自傲，藐视黎元洪。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借口，先后将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张振武对自己被排挤出军务部很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提出任军务部长，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放心不下，利用黎元洪打击革命党人，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不是北洋系军人，还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是袁难办的问题。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宦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调拨离间。陈宦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把三武调出武昌，正合黎的心意。1912年5月问，“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张振武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他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款，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张振武又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不予理睬。张振武一气之下，不辞而别，于6月中旬返鄂，凭借他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忧虑重重，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掌握着将校团，他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恳切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共商国事。黎元洪给张四千元路费，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扪心自问，并无一些相持不好之心。”张振武经不住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哄骗，于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再次来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是钻进了袁、黎的圈套。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同维护大局。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10时左右，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弹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时功玖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赶到军政执法处营救。被告知张已被处决，并见到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面对突变，孙武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万瞻、哈汉章感到对不起张振武，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时赶往总统府质问，没得到圆满答复。旋至哈汉章家商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袁世凯对张振武案，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贴了一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在密电中，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袁便根据黎的不足为信的密电发布命令，杀害了这位参与创办民国的革命志士。事后，袁世凯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赠三千元以息民愤。

　　袁世凯的假仁假义更激起了民愤。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派首先向袁世凯发难。他们在参议院内向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第二天，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刘成禺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在连续3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愤怒声讨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提出了弹劾问题，却无法通过。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根据约法规定，须有总员3/4以上的议员（即95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未有那么多议员出席，限于规定，不能提出弹劾案。所以，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但是，袁世凯并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他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说：“查此案情结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是军人，固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他暗示扩大事态，会株连革命党人。参议院受到袁藐视，气愤之余，决定于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弹劾问题。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主张弹劾国务院总理和陆军总长，却放过了罪魁祸首袁世凯。参议院要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征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之前，已托病住院，与张案无关，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提出辞职了。但就是这样一个无用的弹劾案，袁世凯也要让它流产。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分子，让他们出面调停。21日下午5时，袁世凯又邀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一面表示对张振武的钦佩，一面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挥一切，非常利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湖北议员无言以对。袁虚伪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也不完全耳。”民社派终于被袁世凯的一番花言巧语软化了。此后，民社派便在参议院中呼吁“维持大局”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唯恐国家重陷动乱，不愿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归咎于黎元洪，于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稳健派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孙中山虽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谋求与袁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没有得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月28日，弹劾案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务总理、陆军部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4人提出，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8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征祥、段祺瑞“辅佐乖谬”，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其职，丝毫未涉及张案的阴谋。同时，刘星楠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要求政府查办。但这两个软弱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反而激起共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张振武案不了了之。

　　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信誉扫地。黎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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