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未来

　　2016年我国首次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即“当前的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世界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各行各业都处于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现代化带来的世界变革过程中也衍生了许多的矛盾和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先者，因此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世界开放、交融的洪流推动中国走向了新的历史节点。

　　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世界跌宕起伏的变局中绝大部分都受到中国、欧盟、美国三方力量的影响，作为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战略力量，中美欧三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锋对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走向都有极大影响。

　　2020年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在受邀参加“无锡经济开发区深圳产业对接会”中就世界变局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引导国人思考在如今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避免哪些问题。

　　那么透过郑永年先生的观点我们又能基于当今时代的现实情况得到怎样的感知呢？

　　一．世界“大变局”

　　在郑永年先生看来如今的世界变局很大程度上与中美之间的交流有关，诚然中美之间近几年纷争不断，但矛盾之处就在于短时间内中美两国并不会完全脱钩，这种你来我往的交锋在未来将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的战略目标。

　　郑永年

　　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给国际社会注入新的血液的同时也给诸如美国、欧盟国家等政治势力带来了威胁感。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前世界格局的演变无外乎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这两个因素，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经历过大约六次的战略转移，从清除在美的欧洲殖民国家到直面欧洲强国、美苏冷战以及海湾战争。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美国从未经历过彻底的失败，再一次次国与国的对抗之间美国都成功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依托两次世界大战积累战争财富并通过能源确立了美元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
很多人将海湾战争视为现代化战争的开端，经此一役中国也深感自身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并不全面，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潜心发展，经济、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都达到了质的飞跃。

　　美国的第六次战略转移毫无疑问就是针对中国而展开的，正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发展速率和预期远远超过了美国乃至世界的预想，所以美国在各个方面围追堵截中国的目的就是想要减缓中国发展的进程。

　　客观来说我国目前的整体实力虽然傲然于世界之巅，但与美国之间仍旧在某些方面存在差距，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所担心的也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实力超越，而是相较于发展速度中国在近一个历史阶段远超美国，在中国综合性指标实现提升时反观美国却陷入了发展窘境。

　　尤其进入“后疫情”时代以来，美国所奉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其国内金融风险加剧，按照美国的一贯手段，必然会通过美元霸权将所面临的危机转接到世界各个经济体，让全世界所有国家一同承担这次通胀风险。

　　在美国面临金融风险之时，中国却实现了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不同于美国的风险转移，中国带给世界的是积极务实的经济合作可能。

　　在中国逐渐走出疫情的不良影响后便开始持续有效地推进复工复产，为持续低迷的国际经济环境注入新的活力，强调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由此以来中美矛盾冲突更是直线上升，中国在疫情爆发中的处理以及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认可，这对于美国引以为傲的霸权主义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一系列举动直接也导致其公信力的下降，要想重新占领道德、权力的制高点可谓是难乎其难。

　　目前世界若干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之间均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美日两国自拜登和菅义伟相继就任以来关系又有紧密联合的态势。

　　欧盟虽与美国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有不可分割的相似性，但经历过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的无差别攻击和现任总统拜登的“说一套做一套”后，也开始出现了不满情绪，集中火力将“欧盟自主化”提上日程。

　　至于美国的“宿敌”俄罗斯，更是不可能成为美国抗中路上的伙伴，美俄之间有关能源问题的北溪-2项目、对乌克兰的政治立场等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双方关系就没有完全向好的可能。

　　二．中美竞争与交锋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互动方式之一，常存在于国际交往过程中，良性竞争加之有效管控可以促进资本的流动，加强国家间的交流，那么作为同一时期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究竟在哪几个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呢？

　　事实上，中美两国的矛盾根源在于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这注定无论中国怎么发展，中美都不可能成为一个阵营里的伙伴，对于双方为何竞争郑永年先生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技术。

　　技术竞争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最主要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中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发展依托的是中国式组装，是整个产品生产环节中最“廉价”的环节，核心的技术手段大多被发达国家牢牢紧握。

　　因此用郑永年的话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从中国组装走向中国原创，这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首要目标。
在新时代科技是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新纪元的重要武器，一波接一波的科技浪潮也推动所有国家参与科技进步的征程，在上世纪率先开启科学技术研究的国家无疑在当下积累了众多的物质、精神财富，这证明科技发展对社会结构、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深刻影响。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科技绝对是横亘在发展中的难题。

　　如今的世界形势大可以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形容，科技产业链条布满全世界，但中国却面对着最严格的技术封锁，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正是如何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创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必然不会任由中国“闷起头搞发展”。

　　先前，美国商业部发表声明，声称所有搭载美国技术的芯片和零件都不能够向华为公司出口，一时间作为华为零件主要供应商的高通等公司暂停了一切对华为的贸易，这样的制裁将华为自主研发的任务提升至了间不容发的境地。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出手制裁别国企业的案例了，早在本世纪初法国的阿尔斯通电力公司、日本的东芝以及中兴通讯等皆因各种原因遭到了美国的制裁，这种无端的打压对于涉事企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科技发展都是巨大损失，然而美国对此仍是乐此不疲。

　　如今一家独大的局面对于美国来说是其攫取利益的良机，深刻种族内部的特性注定美国的一众资本家不会承认他们正在走下坡路，来自中国的内部力量正在一步步打破垄断。

　　郑永年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开放与市场，上世纪美国能够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开放，因为科学只有经过不断的交流与锤炼才能化为真正实用的东西，在他看来当初美苏冷战之际苏联的失败也正是因为苏联的封闭性。

　　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所走的歧路也恰恰是是不开放，政府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同样也是全球贸易形势紧张的重要原因。

　　中美之间除了技术层面的刀光剑影，在地缘大战略上也是交手无数，何为地缘？即在地理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政治状况，美国在对中战略上毫不掩饰其政治手段。

　　首先在军事上调动世界各地的军事资源意图对中国形成威胁，除此之外，今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的行政命令，将中国的59家企业拉入黑名单。

　　不难发现这份名录中除了一贯会有的华为新增了许多军工企业，试图用制裁的方式限制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其次美国频频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内政问题高谈阔论，以世界主人的姿态对我国新疆、台湾、香港等问题指手画脚。

　　对此我们不得不奉劝一个人吃一碗饭，多大的手就端多大的碗，至于别人家的锅碗瓢盆是摔碎还是供奉和外人都没有什么关系。

　　三．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持续升温的中美竞争之下，中国应该以何种战略对策面对美国呢？

　　从始至终我国政府对美态度都是搁置争议，共同发展，霸权主义盛行之下破局关键就在于无视霸权的强盗本质，将重心放在自身发展上，正如中国人始终奉行的观点“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所主攻的还是壮大自身经济，并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不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桎梏。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这件事上经验丰富，不管美国与西方国家在近几年有怎样的矛盾关键时刻他们必然属于一个阵营，而我们切忌抱有幻想，但这并不代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盟是牢不可破的。

　　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自中国主推的区域经济贸易平台建立后，中国同诸多政策惠及国家关系日渐升温，给中东、欧盟等减缓了经济压力。

　　要想在与世界强国的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是必要的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坚持走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道路，即依托现有条件，借由“一带一路”这个契机，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关系，建造属于自己的经济支柱，打造新一代的经济中心；

　　其二，“取子之长，补吾之短”，永远不要停止学习的脚步，学习西方国家值得挖掘的技术、知识，深刻感受这些早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经历了哪些变革。

　　中美关系是当今时代最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一，在未来将会有很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交锋，我们只有将自己提升到新一个层次，拥有更高的国际话语权，才能在迎接危机时处变不惊，同时能够在长期的国际竞争中赢得真正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