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发行大额货币，美其名曰易于市场流通，其实有个卑鄙目的

中国自秦朝开始，建立了铜本位的货币制度。到了明朝中叶，由于大量白银进入中国，白银货币化趋势渐成气候，慢慢形成了银两、制钱平行本位的货币制度。明清易代之后，清朝基本是沿袭了明朝固有的货币制度。但是，晚清咸丰年间，朝廷却进行了一项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民众生活的货币改革。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发行“当十”大钱，也就是一枚大钱抵过去通宝钱十文。朝廷发行这种大钱，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易于流通。主持币制工作的惠亲王绵愉在请开铸当百以上大钱的奏折中便声称：

“现行大钱民间既共知宝贵，易于流通，拟请再为推广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

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所谓的大钱便经咸丰帝谕准，通令各省一体开炉鼓铸。

标准制钱雍正通宝

这种大钱的发行，就相当于今天的纸币增发，会导致市场m2总量的膨胀。在当五、当十、当五十大钱使流通中的货币量迅速达到饱和状态以后，当百以上大钱的发行便必然地引起物价暴涨。老百姓是现实的，市场开始拒绝“当百”以上的大钱。面对大钱壅滞不行，民怨沸腾的局面，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六日，清廷下旨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

这种当五百当千大钱发行仅只半年时间就被挤出流通领域，但它们所造成的货币信用危机却波及到当百以下大钱。咸丰五年（1855年），当百、当五十大钱也不得不相继停铸。市场不认大钱，原有的标准制钱（通宝钱）依然坚挺。清廷看到铜制钱币值坚挺，便采用鱼目混珠的办法于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试铸铁制钱，与铜制钱并行流通。

咸丰大钱

因为铁制钱的铸造成本较大，“铸出钱文，比较铁炭料物人工需费数目，得不偿失”。既然得不偿失，就不能铸造与铜制钱面额相等的铁钱，清廷开始加铸当十铁钱。因为作为币材的铜与铁其本身的商品价值本不等价。铁制钱之所以在初期还能够和铜钱共同流通，不过是利用了人们厌恶减重的铜大钱的心理，加之流通领域中还有缺乏小额货币的客观需要。

但随着铁钱发行量日益增多，铜铁不等价的差别便日益显露。尽管官方一再强制命令铜铁钱等价通用，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侵犯百姓经济利益的命令自然阻止不了铁钱跌价。咸丰七年(1857)，即铁钱出笼后不到三年时间，当十铁钱在市场也被判了死刑。正月初十，京师“各商贾概不用铁大钱，惟用当十铜大钱，至十一日，所有米铺及零卖食物铺户，大半关闭，几于罢市。”

当十五的咸丰大钱

发行铁制钱的目的就是抢劫百姓财富，但是市场在国家权力面前并没有低头，这种铁制钱则勉强支持到咸丰九年(1859)，也慢慢停铸。不仅有铁钱，在咸丰四年（1854年），清政府由于“用钱之数愈多，铸钱之铜愈少”而试铸铁钱时，户部还借口“铁既可以抵铜，铅似可以佐铁”鼓铸了铅制钱以为应急，不过最终结局也和铁钱一样。

晚清中国的货币市场，确实存在制钱不足的问题，所以“当十”大钱仍然流通，即便是大钱制度崩溃以后。但是，这种最初要“当十”的大钱每枚价只值制钱二文。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才“允户部奏，永远停铸当十大钱。”

当十大钱

咸丰初年，朝廷发行大钱，并不是为了什么市场流通，而是把货币增发当成了一种财政搜刮的手段。当时的朝廷很缺钱啊！当时，对于清廷而言，最大的政治危机就是太平天国战争。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之乱，不得不筹措巨额军费，仅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二年三年(1850-1852)中，广西、湖南、广东、湖北、贵州、江西等省例外拨用的军需已达一千七百余万两。

随后，随着战争进入持久状态，清政府投入镇压的军队越来越多。在军事支出日益膨胀的情况下，传统的筹款手段已经解决不了新问题了，什么捐纳、发内帑之类，筹款无多，满足不了庞大的军事支出的需要。

当千的咸丰大钱

太平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后，意味着清廷丧失了最大的税源区。据统计“太平军所占领的几个省份的地丁收入为一千一百余万两，占全部地丁收入的20%，占实征收入的30%弱”。咸丰三年(1853)，户部报告“现在户部银库，截至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财政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除了军事支出的影响，长期以来还由于吏治败坏，水利设施失修、自然灾害频仍，既使河工、赈灾的开支不断增大，又使赋税收入因受灾而减少。道光朝的岁入定额是4517万两，但据道光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1841-1849）的岁入实数着，平均每年只有3800多万两，而这时的财政支出一般都在3500万两以上。从1840到1849年，每年的财政余额从没超过400万两，到1849年只有55万多两。

咸丰皇帝

对于朝廷而言，任何所谓的改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筹款”，说直白一点，就是如何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财富。通过减重和以铁、铅充铜等手段大规模地发行大钱，清政府确实搜刮到了大量的铸钱利润。在最初发行的当十、当五十大钱出笼时，尽管每枚重仅六钱的当十大钱，与雍正制钱(每枚一钱两分)相比，已减重50%，每枚重一两八钱的当五十大钱已减重70%，但因为当时还有填补银贵钱贱造成的货币空位作用，所以暂时还没有暴露滥发大钱的严重性。

发行不足值的大钱，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但是清廷却自以为得计，竟然又着手发行面额更大，减重更多的大钱，以致简直不考虑如何维持币值等差，也没有采取钱中嵌银以补其值的办法，其原因当然是认为不必因此而提高工本又虚耗十分宝贵的白银和铜斤。

苦命天子咸丰帝

清政府发行大钱，面值愈大当然获利愈多，所以清政府就拼命鼓铸大面额大钱，把它们强行塞进流通领域。为了在市场推行大钱，清廷不惜使出高压手段，“至于奸商折算，阻挠钱法，造言煽惑，抗拒不使，为首者于违制律杖一百罪上从重加三等，拟杖八十徒一年；为从者，于违制律上加一等，拟杖六十，徒一年。”

清廷统治者迷信政治权力能左右金融市场，但是市场并不吃这一套，强迫行使的大钱实际上只能折当流通，有的折当率竟高达80%以上。为了推行大钱，清廷也曾准许百姓在缴纳赋税的时候使用大钱，但是经手官员并不承认百姓缴纳的大钱，但是又会用大钱糊弄朝廷，朝廷发行的大钱在市场走不动，又回流到朝廷了。

发行超额大钱是对百姓的掠夺，也是一种金融自杀的蠢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