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用清：晚清官场“异类”，不跟皇帝套近乎，当官只为民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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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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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上，从尧舜禹为始，部落政权的形成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掌权者”的权力私利，而是为天下苍生而谋；但从殷商开始，一切都开始变味，掌权者逐渐为追逐权力而谋。

期间虽不时有回光返照的时刻，譬如周天下致力于塑造民间礼乐秩序；又如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初立之时，亦不乏追求民生福祉的使命感。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历史的迭代，封建帝王统治下的权力阶层，莫不陷入为权而谋的窠臼。

这种状况从秦帝国起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唯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这是尧舜以后的历史第一次，整个执政体系明确了自己的目的使命——为人民的利益而谋。

历史证明，唯有共产党人的胸怀，才承载得下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担当，所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才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像焦裕禄那样一心为民的官员。聊聊数语，发此感慨，以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

诚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个别为民请命、像老黄牛一样鞠躬尽瘁的封建官员，如宋代包拯、明代海瑞等。但这样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中寥若星辰；他们也代表不了封建权力阶层的意志，他们只代表个人。

而且事实证明，那些一心为民的古代封建官员，终究逃不开被帝王权力体系下的官僚阶级，视为异己并加以排斥的命运。

这种老百姓心目中的古代好官，每个朝代也能勉强翻出几个，屈指可数，不会太多，而且多不为人知（像海瑞、包拯属例外）。今天本文就给诸位看官介绍一位晚清的老黄牛式的官员，他的名字叫李用清。

清·光绪九年（1883）【三世荣封】匾 李用清题

现藏于品藏天下匾额博物馆

李用清是今山西昔阳县人，同治四年（1865）的进士。他这个进士看起来比较“没出息”：别人考取进士功名后，按惯例在翰林院任职过渡几年后，都很快飞黄腾达了；而他在翰林院、国史馆一待就是十二年，转眼就到了四十八岁了。

李用清

李用清在翰林院久居，干过的唯一跟“官场荣耀”有关的一件事是，他在同治十一年（1872）为大婚的同治皇帝撰写了婚礼词。说来非常荒唐，这种非实质工作的举手之劳，竟然成为李用清这时期当官的唯一荣誉。这就是封建官场现实：你做什么工作不重要，取得皇帝欢心最重要。

但李用清在翰林院也不是一无所获，他长期负责修撰国史，沉浸历史故纸堆里多年，以致对中国古代的吏治问题、民生问题了如指掌，他忍不住感叹：“中国历史几千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他立志要做一个“为民请命”的老黄牛式的好官。主意已定，他开始想方设法寻求机会调离翰林院，争取到地方上去任地方父母官。因为只有深入民间为官，他才能真正“为民请命”。

有的人可能要说了，李用清有这种思想没什么了不起，古代官场不是早就流行这样一句话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此说大错特错，真实的古代官场并没有这种说法，这句响亮的口号来自于豫剧《七品芝麻官》，1979年才有的。

所以说，在古代封建帝王社会，一个官员，不论其职位高低，能有为民生而谋的想法，绝对是了不起的。当然这也注定了他必然会成为官场的异类。后来李用清的官场履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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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李用清通过努力，给自己争取到一个御史的头衔。虽然一开始是个虚名，没什么实质性的主管事务，但至少说明他想朝打击贪官污吏、为民主持公道的方向去走（御史的职责）。

也就是这一年，山西出现了大旱，到处闹饥荒。于是山西巡抚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请皇帝，派李用清去山西监督办理赈灾事宜。显然这将是一个苦差事，但李用清好不容易有机会深入民间，岂能错过？他毫不犹豫地就去了山西。

赈灾这种事，从京城下到地方的负责官员，通常做做样子、镇镇场面就可以了，具体的事大可交待地方政府去办理。但李用清不一样，他不但不做样子，反而骑着小毛驴，几乎走遍了整个山西的边边角角，尤其是到了农村，必定去田间地头做调查。

李用清这一实地调查不要紧，他发现山西农村真的是民不聊生，饥荒遍地。面对如此凄惨的人间，他不禁泪从中来，写了调查报告《大荒记》，向朝廷如实披露山西民间的惨状，敦促朝廷加大赈灾力度、严厉打击贪赃枉法的行为。

此外，李用清还发现，山西很多大地主的田地种植了不少罂粟，侵占粮田，导致饥荒问题愈发突出。于是他又写了一个报告《十涕书》，要求山西巡抚曾国荃下令禁种鸦片。但曾国荃怕触及到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便以“鸦片难禁”的理由推脱了。

两年后，山西赈灾任务结束了。老实说，辛苦了两年，李用清的俸禄不低。但他为了节省费用，在漫长的回京路上，硬是靠徒步行走。李用清的节俭之名，由此传开。

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吝啬抠门。其实李用清心里在下一盘大棋：他要通过节俭，尽可能多地攒下银两，以后才能为民做点实事、善事。

从山西履职完毕后，李用清开始了频繁的地方任职。先是跑到广西和广东，协助两广总督张树声管理防务、整顿水军，后又于光绪七年（1881）来到惠州任知府。

知府的角色向来是比较接地气的。李用清在惠州履行了自己“为民请命”的诺言：深入民间，小到家长里短，大到民事案件，无所不管。惠州这个地方，赌博之风盛行，盗窃现象普遍，李用清为了改变民风，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具体过程不描述了，反正李用清在惠州任职一年，当地的民风改天换地，他也受到了百姓的真心拥戴。

李用清不管在哪里任职，都对自己严格奉行禁酒、不食宴、穿旧衣的清规戒律，这种老黄牛式的寒碜、抠门形象，让官场同僚大看不惯，他们觉得李用清简直丢了当官者的脸。但基层老百姓恰恰对李用清的“老农”作风很是喜欢，觉得他没有架子，能体会他们的难处。

李用清心里清楚，自己“抠门”绝不是为了装亲民形象，而是纯粹为了节俭攒钱，留备民用。

鉴于李用清的为官政绩确实突出，光绪九年（1883），他升任贵州布政使，过了一年又代理贵州巡抚之职。他在贵州待了三年，全力抓两件事：一是兴农利，二是禁种罂粟。

贵州巡抚李用清为云贵铜铅运京沿途各府小心护送事给兵部咨文

兴农事能提高粮食产量，而禁种罂粟则意味着更多的田地用来种粮食，两种措施实施下来，贵州的农业收入翻了不止一番，折算成货币，相当于GDP大涨。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有人不高兴了，那就是地主豪绅和地方官员阶级。原因很简单，一般穷苦人家基本上也没什么田地，顶多三几分薄田；大面积的农田都是地主家的，不让种罂粟就是断他们的财路。他们没了财路，地方官也捞不到什么油水了。

更重要的是，李用清这种老黄牛式的官员，根本就是大清官场上的异类，大家当官都是为了发财、谋私利，他却处处讲个人担当和奉献，让别的官员情何以堪？

不管是不是有直接利益冲突，反正清政府地方官都不喜欢他，下意识地排斥他，议论他的不好。

于是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李用清无端被降职了，调任山西布政使，还是个代理职务。但李用清不在乎职务高低，反正他“不思悔改”，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发展农业方面，只跟农民打交道，对官场同僚圈子则一百个融不进去，他也不爱跟他们打交道。

在陕西近三年，李用清全力抓生产，组织农民修水利、种棉花、办纺织业，还创办了类似于现代农业合作社那种农商组织，工作作风有点像现在的农民企业家，哪还有半点大清官员的样子？

但李用清亲农、恤农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不到三年时间内，陕西省的“国库”农业收入增加了一番，折合成白银30万两。这对于一个封建体系中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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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说过，李用清平时生活节俭，简直到了抠门的程度，所以当时很多人称他为“天下第一俭”。那么，他攒下的银两都用到哪里去了呢？好不夸张地说，他一文不留，全部用到民生救助上去了。

据统计，李用清在贵州和陕西两地任职期间，他先后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谷米一千六百多石，充入赈灾粮库。可以说，在李用清的眼里，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是天下头等大事。

同样在贵州和陕西任职时期，有的县份实在太偏僻了，基层官员都不愿来任职。对此，作为“省政府”的主要掌权者，李用清就动用自己的积蓄，给基层官员发补贴。他这么做的目的，虽然有安抚基层官员的用意，但最根本的意思是，借此告诉基层官员：“不要鱼肉百姓，绝不能从百姓身上捞钱。”

光绪十三年（1887），李用清在河南任职，当的什么官，找不到记载，大概也是布政使，因为当时李用清在官场受到的排挤越来越严重，他的为官生涯在走下坡路，接近尾声。

这一年，郑州河堤决口，黄河水泛滥，引发了严重的灾情。在灾情面前，事关老百姓生死的问题上，李用清从来都是不含糊的，平生“抠门”的他，一次性捐出了2万两白银，这是他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几乎是仅剩的所有家底。

一个封建朝廷官员，心系民生、牵挂百姓，到了如此无私的地步，无疑令人肃然起敬，称之为晚清“焦裕禄”，亦无不可！

李用清眼里都是百姓的福祉，唯独没有考虑到同僚的面子。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口气捐银这么多，却让压他一头的巡抚、总督大人不爽了：李用清捐了这么多钱，他们要不要捐？同样是拿朝廷俸禄的，官位更高的他们，又该捐多少合适？

一气之下，巡抚和总督联合起来向朝廷告状了，明面上说李用清的台词是：“人地不宜。”而潜台词则是，“李用清拿朝廷的俸禄来当好人，置朝廷于何颜面？”如此一来，清政府果然跟巡抚、总督碰到了相同的难题了：李用清个人都捐了这么多钱，朝廷该怎么表示？

问题是彼时清政府也缺钱，慈禧修颐和园的开支巨大，总想打户部库银的主意而不可得，哪里还有闲钱赈灾？

说到慈禧打户部库银的主意，却没有得逞，就要说到一个人：户部尚书阎敬铭。他正是当年上奏保荐李用清去山西赈灾的主角，后来李用清去贵州、陕西任职，也是他保荐的结果。阎敬铭就是李用清的伯乐。

阎敬铭也是个清廉的硬角色，他为了保住户部库银，抗旨不从慈禧要钱修颐和园的意图。当然抗旨的后果也很严重，阎敬铭被革职了，后来他就告老还乡、退别了官场。

这几件事联系起来，李用清的官运也就到头了。光绪十四年（1888），李用清被同僚弹劾，也正式告别了大清官场。

这就是封建帝王统治下的官场本质：贪赃枉法者，不一定会被查办，会与不会，有时候看运气，有时候看站队是否正确；但清廉耿直、一心为民的官员，则大概率会被从官场清除。

原因很简单，古代封建官场，本质上是升官发财的生态，而不是“为民请命”的生态；一个既没有私心也不替帝王考虑，全心只考虑老百姓的封建官员，必然是刺眼的，是同僚的眼中钉、肉中刺，淡出官场是迟早的事。

李用清“为民请命”、为民谋福祉的思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本该有机会成为一个人格伟大之人，可惜，他生错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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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禄生

编辑：优优

图片：品藏天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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