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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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台词设计是极好的。一个需要唤醒无数劳工的革命者，他必须在演讲语言上有似乎永不耗尽的感染力、创造力、鼓动性、共情同理及绝对的真诚和坦荡。

一个人身上若是有某种坚定的绝对性和信仰，他就拥有这世上任何问题的通行证。无论前路是否有阻拦，他无枪无炮都可以用肉身通行；若是没了肉身，他还要留下精神和魂魄，这样，路就可以永远畅通无阻。

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绝对的光明，只能靠牺牲来创造。既然牺牲是唯一的路，也就可以视死如归了。

还有，他可能目睹了太多太多的悲惨人生，在生命的无常、杀戮的日常里，自己的那条命在各种情景中，已经分析透、看透、浸透了。这样，也就可以面对设定好了的最从容的结局。

我理解的一条生命，有妻子儿女，才38岁，站在绞刑架下如此镇定自若的理由，大概就是以上。

电影中，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句台词是，李大钊说：“一头骡子工作一天，工钱是五角。一个工人才二角。一头骡子倒下了，资本家赔一百元。一个工人，才赔三十元。”

在绝对的数字面前，工人的处境不如牲畜，这人间炼狱是如此具象化。反抗，斗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李大钊为什么一直对社会最底层的煤矿工人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因为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离开滦矿区不远，对工人苦难遭遇算是耳濡目染，他觉得自己必须启发他们的觉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正救自己于水火。

据《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记载，1920年和1921年之交，李大钊在北京回家乡乐亭途中，在唐山向开滦煤矿工人宣传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经验，他告诉工人们，“十月革命是工人的胜利，将来的世界必定是劳工的世界”“要想不受剥削、不受包工压迫，就得要斗争，要斗争就得要团结”。

他还写了一篇研究文章叫《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署名明明，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3月9日第12号）。上面那句台词，就出自于这篇文章。

在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里，里面全是令人震撼的劳工悲惨世界的形容，比如“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工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我写人物，通常更关心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内核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从小没有父母，是爷爷李如珍带大的。爷爷十分珍视这个孙子，在他上私塾之前，就让他学习《诗经》等传统蒙学读物。后来上了私塾，儒家传统经典促成了李大钊儒学的知识积累。他的儒雅谦虚，辩证认知（“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中庸融合，都得益于这个幼时积累。

1899年，李大钊与赵纫兰结为夫妻。当时赵纫兰不足16周岁，李大钊刚刚10周岁。赵纫兰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富户人家，与李大钊为同村人。

李大钊曾写过：“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以前的传统女人，可以把精力、愿望和理想，都投入到一个男人身上，使他完全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传统儒家教育出生的女人，自愿牺牲自我，让两个人并成一个人去努力为家为国奋斗。

李大钊1905年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他确实一路都在追求知识和真理。

日本当时是东西方文化、欧亚文化交汇最集中的地方。幸德秋水和河上肇影响了三批企图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的我国的仁人志士们。

幸德秋水，亚洲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河上肇，先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研究讲授资产阶级经济学，而后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

就是以他们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崇者，影响了中国三拨人，即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但是光是日本这一脉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不够的，最主要还是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的真实发生后的社会主义思想潮流，猛烈奔涌而来。

李大钊在日本学习生活三年左右，1916年初，他在东京主编《民彝》杂志，鼓吹民彝政治。在小半年前，1915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他们俩基本是同步的。

这里重点说说“民彝”，它是指个人天生拥有的自主、平等、自由的本能、本性。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的中国版。

他写道，“意念自由，即为生民之秉彝”“意念自由之重，不必于思想大家，乃为不可阙之心德也，其事实生民之本彝，天即予人人以心矣。”（《李大钊文集》（上）第159页）。

民彝对应的是宗彝，宗彝即一姓之宗法帝王专制政治之神器，对于宗彝和民彝的讨论，让李大钊深刻地探究了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年12月12日）的社会思想根源。

《革命者》电影里，李大钊与租界外国使馆人士交涉报童被杀事件时，两人对话中出现了伏尔泰。其实就是李大钊拥有天赋人权思想的隐喻。

实际上，前几个世纪，东西方都在探求更好的世界该何去何从。18世纪的伏尔泰还把孔子当成改革者，因为两千年前的孔子，讲道、讲仁，总是将“民”放在最前面。他还把《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中国孤儿》，他多么了解和推崇中国文化。

那时候的世界，不仅战火纷飞，火星交织，思想亦是交汇合流。合流之后，亦会有分流。分流就是做选择，选定了路，就永不退缩。那个时代的人，就拥有这样的自觉，愿以生命灌注整个时代。正如伏尔泰所言“一旦一个国家开始思考，就不可能被阻止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两年之间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儒学、法国启蒙思想、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俄国革命、中国现实等等，促使那些思想者们，不断进行了思想的比较、整合和确认，更明白自己所要创造的世界的样子，“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李大钊语）。

他的年龄定格在38岁，他的青春是永恒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他的学问涵盖很多方面，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图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

他的27岁至38岁，每一年都在干大事：

1916年，27岁，创办《民彝》；

1917～1918年，28～29岁，写下各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章；

1919年，30岁，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20年，31岁，他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32岁，他撰文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

1922～1924年，33～35岁，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

1925年，36岁，在11月28日，领导了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

1926年，37岁，他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1927年，38岁，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22天后被处以绞刑。据相关人员回忆，他受绞刑的过程，持续了40分钟，很可能是极其残忍的“三绞处决法”。

他必须这样壮烈而伟大——

“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我的脚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锋处上，或许有一天黑暗会把我吞噬。可是为了人民，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我愿意去直面黑暗，因为我相信，终有一天阳光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我坚信！”

• 作者：秦朔朋友圈创始主编。个人同名微信公众号：水姐（id：shuijie00000）。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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