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延安电影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纪录电影机构

100年前的七月，在嘉兴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

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段珍贵的历史，我们拥有的只有文字和旧址的照片。影像，永远地错失了这一历史重要时刻。

毛泽东同志

为《南泥湾》题词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 周恩来

1895年，电影诞生;

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

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影像愿望，却是在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

一九三八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年后，我们终于拥有了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这就是被称为“人民电影事业的起点”的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建立于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1937年，上海遭遇侵略，大批进步电影人被迫离开，其中就有30年代著名导演、演员袁牧之先生，他在亲眼目睹共产党英勇抗战之后，萌生了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的想法，发挥纪录片的战时作用，让国内群众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共产党，唤起中国全体人民以敌后人民为榜样继续抗战的决心。

纪录片因其强烈的真实性与战斗性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展现了其无穷的力量，著名反法西斯战士、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来到中国，真实地展现中国人的抗争精神，拍摄了纪录电影《四万万人民》。

《四万万人民》

伊文思本打算继续去延安和华北拍摄，但是却遭遇了反动派的百般阻挠，于是他将珍贵的埃摩摄影机和部分胶片辗转赠送给了共产党的电影人，由袁牧之委托的吴印咸同志接受了这一珍贵物资。伊文思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真实的面貌以纪录电影的形式展现给全世界。

这也正是共产党领导人一直以来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周恩来同志如是说。于是，就在战争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在物资匮乏的红色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了。

延安电影团在工作中

电影团成立之初包括袁牧之、吴印咸等在内只有六个人，而这其中了解电影业务的则只有三个人，但是电影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只能艰难地开展纪录电影工作。当时电影团的所有设备是“两动三呆”，两台活动摄影机，以及三台照相机，这三台都是电影团工作人员用私人积蓄购买的。再加上一些底片和洗印药物，就构成了共产党第一个电影机构所拥有的全部物资。

但是即便技术上并未做好拍摄电影的准备，电影团依然良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和追求。电影团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创作的。这部电影的标题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定的，主题是“天下人心归延安”。

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平型关大捷

袁牧之此前并没有纪录片的创作经验，但是仍然在电影中融入了不少平实而精彩的设计。电影拍摄开始前，他先和同事走访了根据地的多位同志，采访战士、人民了解延安的情况，同时去各个单位观摩，去鲁艺和抗大看他们上课、排戏，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拍摄提纲。

1938年10月1日，《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个镜头开拍，从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始，拍摄了从四面八方冲破国民党封锁、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影片摄制组一路从晋西北突破了敌人的两道防线前往晋察冀边区，越是深入敌人后方，材料就越多，沿途之凶险我们至今也难以想象。

之后到了影片拍摄的重点段落：白求恩大夫在战时医院的救亡活动。拍摄期间战争突然打响，摄制组陪同白求恩大夫赶赴前线，在距离战场只有5里地的破庙里，记录下来了白求恩为伤员动手术的镜头。

手术中的白求恩

等到这部具有丰碑意义的纪录片被送去苏联洗印的时候，已经是开拍后一年半了。这时战争进入更严酷的阶段，胶片来源完全断绝，所剩下的部分胶片电影团只能节省着使用，拍摄了一批珍贵的照片。

不过历史总是让人难以预料，《延安与八路军》洗印好的底样片因为德国对苏联进攻的突然展开而不知所踪，得知此消息后，袁牧之焦急万分到处寻找，可是依然没有找到，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就这么流失了，成为了中国电影事业永久的遗憾。

《南泥湾》

好在延安电影团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与《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的拍摄完成大大振奋了人民的信心，世界也得以看到延安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国成功接管了由日本人留下来的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也随即前往东北，组合成立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东北电影制片厂。

延安时期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资料，其范围涉猎之广泛、题材内容之丰富、表现生活之深刻、记录时代之真切，都是此前中国革命历史所没有过的。延安电影团，这一在极大压力和苦难之下组建起来的小规模电影机构，在有限的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纪录美学，记录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生动、最波澜壮阔的历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留存了属于我们的红色影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