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西来孔子艾儒略与福州基督教的传播

艾儒略（JulioAleni,1582-1649）,是明末利玛窦去世后又一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有“西来孔子”之称，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福建活动长达 25 年，足迹殆遍八闽，北至南平、建瓯、崇安、建宁、泰宁、邵武，中临福州、莆田、仙游，南下永春、安溪、德化、泉州、漳州。所至地方广交当地缙绅与社会名流，吸收当地百姓入教。虽所受褒贬不一，但在传教上取得成功，使元代以后一度沉寂的天主教又在福建得以传播和发展，成为明末福建天主教会的创始人。

本文仅就艾儒略与福州基督教的传播作一简要探讨。

1582 年，艾儒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小城布雷西亚（Brescia）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布雷西亚位于雄壮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在 16、17 世纪以纺织和武器制造业闻名。1597 年，15 岁的艾儒略进入当地耶稣会创办的Collegio per Nobili学院，学习人文学科。1600 年，他在 Novellara学院就读并在这里加入了耶稣会。1602年，他被送入帕而玛（Parma）学院学习哲学。艾儒略在该学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这里广泛涉猎了逻辑、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知识 , 这为他今后的传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在修士期间，艾儒略就曾向耶稣会长请求前往僻远之处服务，但未获准。从 1605 年到 1609 年，艾儒略先后在博隆那（Bologna）的 Aristocrats 学院、罗马学院等地工作与学习。1609年，经过两次申请后，他终于获准前往东方。1609年 3 月 23 日，艾儒略从葡萄牙里斯本搭乘“Nostrasta dupiedade”号帆船前往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抵达果阿后，他曾留在当地学习一段时间。1610年，艾儒略抵澳门。1613 年，艾儒略经由广州入内地，并被派往南京。在抵南京不久，因其熟谙希伯莱文，很快被派往开封，调查那里的犹太人经卷情况。随后，他又前往北京，并在这里结识了明末著名士大夫徐光启。

应徐的邀请，艾儒略随同南下徐的故乡上海。1616 年至 1617 年，南京教案期间，艾儒略一度托庇于杨廷筠家中，并在杨的指导下学习中文、研读中国典籍，进步神速，这为日后在闽传教打下了基础。1619年至1621年间，艾儒略辗转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1621年4月南返杭州。1623年，与毕方济等进京听用，但不久又赴常熟开教。1624 年 7 月，阁老叶向高辞官归里，途中路经杭州，艾儒略入谒，二人“相见恨晚”，叶向高力邀艾儒略入闽，“先生亦有载道南来意，乃同舫而来”。据叶向高年谱记载，艾儒略抵福州应是 1624 年12 月 29 日。

目前，学术界对艾儒略选择福建作为传教基地的动机尚不清楚。费赖之曾说：“儒略有志福建传教久矣，唯因其风俗放逸，山道崎岖，语言难晓，因是未果。”事实上，福建因其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素与海外通商，耶稣会内部早就注意到赴此传教的可行性。正如 1625 年至 1626 年的一份年信中所说：“长期以来，神甫们希望在福建省的某处葡人称之为‘泉州’的地方获得一个立足点……此外，由于当地人经常与日本、马尼拉、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及其他东方国家通商往来，因此缘故，他们更易于接受外国人。”艾儒略入闽前，在杭州、北京等地曾多次与闽籍士大夫交往，对福建已有所了解。直到在三朝阁老叶向高的力邀下，艾儒略才认为时机成熟，遂主动入谒，到八闽开教。

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相比，艾儒略在明末福建走的是一条更具特色的传教路线。利、南、汤等长期在中国上层社会活动，他们都希望能接近中国的上层文人，进而借助他们的影响，争取到皇权对天主教的认可乃至皈依，从而在中国完成从上而下的基督化。这种做法最大的成效是使“北京教会像一棵大树”，而“各地教会在它那树荫之下得到庇护”，但以龙华民为代表的一部分传教士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基层民众中，进行实际的基督教归化运动。艾儒略在福建的传教恰恰体现了对这两种传教方式的融合：一方面他是利玛窦所创立的在华传教“适应”策略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以博学儒者的身份出现，通过广泛结交上层士大夫，赢得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并在合儒、补儒的名义下，采取学术传教方式，著述立说，宣传基督教义；另一方面，他又注意深入社会中下层，通过培养教会骨干、进行巡回讲道的方式，在民间发展望教者。

艾儒略在福州的传教活动是与社交活动交织在一起的。1624 年 12 月 29 日，在叶向高的陪同下，艾儒略抵达福州。一开始，他的处境并不理想。其时正值中荷澎湖之战结束未久，荷兰人暂时失利，占据台湾。因此，时任福建巡抚的南居益曾对艾儒略抱有戒心，认为艾可能是荷兰人的奸细。同时，叶向高因避魏阉构陷，闭门不出，未能马上对其给予帮助。然而，奉教士大夫赵鸣阳的出现使艾儒略得以走出困境。赵鸣阳，明末吴江人，1623年于杭州受洗入教。其时，艾氏恰好也在杭州。艾儒略抵榕后，赵即予以帮助。据巴尔托利研究，在艾氏到达福州之后，赵即介绍他结识在福州的许多官吏、学者，并陪伴他到福清叶向高家，在那里为艾接引听众。不久，叶向高自己也到了福州，拜访了艾儒略三次，并题诗丝绢相赠。艾儒略将这块丝绢悬于教堂中，很快，其他的官员争相效仿，赠诗酬文。明代福建诗歌盛极一时，闽中诗派是全国五大诗派之一，在当时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诗会友是当时文人交游及酬和的主要途径之一。当艾儒略作为传教士身临诗人中间时，他们也同样以惠赠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友谊和亲善。据《熙朝崇正集》记载，当时共有 71 位福建诗人赠诗西国诸君，所题“赠泰西诸先生”，几乎都是赠给艾儒略的。在 71 位诗人中，福州诗人占 15 位，为：徐 、周之夔、陈宏己、陈鸿、陈衍、陈圳、林叔学、薛瑞光、薛馨、林宗彝、李师侗、陈耀、林登瀛、王耘、林珣。除此之外，著名诗人曹学佺、曾异撰也曾与艾儒略交游过。

福州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八闽人才荟萃之地。艾儒略抵榕之后，借着叶向高的名望和保护，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试图建立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建教会基地。由于与其交往的多为官员、士子，艾儒略即通过诗词互赠、问答讲学及传播西学等方式向榕城官绅、学子渗透基督教思想。

1625 年，艾儒略应邀参加福州书院的一次集会，主持人以“天命之谓性”为题要求艾儒略作答艾氏借题发挥，抛开正统道学的疏解，以利玛窦看法为依据，不断引用先儒经典的已有论述，证明“天”即“上帝”，驳斥理学家把“天”视为宇宙中非人格的机械秩序与运动原理的错误说法，提出“上帝”是完美的，但由于原罪，人性开始堕落，以致后来的世人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才能回到原始的完美的状态。这一番话既表明了他对儒家经典的熟谙，又融入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使众人对他刮目相看，故被“闽中称为‘西来孔子’”。从此，艾儒略蜚声三山，世人都知道“客有自西洋来者，其人碧眼虬髯，艾其姓，儒略其名，盖聪明智巧人也”。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传》说：“儒略既至，彼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 25 人，中有秀才数人。”据李九标《口铎日抄》记载，早期在福州受洗入教的人有刘良弼、王子荐、陈克宽、林志伊、林子震、陈汝调、陈可生及福清的林一隽。这些早期皈依的信徒大多是下层文人，在地方上稍有名气，未必见诸经传，但却起到了如近代新教在民间传播中“本土传道员”的作用。

艾儒略在福建与上百人进行对话，其中脍炙人口的是他与叶向高的“三山论学”。“三山论学”，据艾儒略记载：“丁卯初夏，相国再入三山。”叶向高《蘧编》自述：“天启七年丁卯，余 69 岁。四月初七日入省，立则游闽王墓，胭脂山，又时泛舟西湖或至洪江避暑，亲朋咸集……端午后十二日归。”可以断定其时间当在1627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29 日期间。“三山论学”持续两天，叶向高提出了十几个问题。从艾儒略回答的内容来看，显然是要人们“尊崇天主，欲人遵行教诫，返勘吾身从何而生，吾性从何而赋，今日作何服事，他日作何旧复，真真实实，及时勉图，如人子之事父母起敬起孝”。 “三山论学”，看起来似乎是在讨论生死大事及宗教信仰问题，但微言大义之中可以发现叶向高是在借外来信仰抨击时弊。

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末福州士子的另一特点是耿直不阿，冀劲节刚，以清议自持。故在天启年间，他们多因杵阉而削籍，致仕归里。这样历史给艾儒略一个机会，得以在福州结识不少有名望的闽中乡贤，如状元翁正春等人。闽中乡贤最早与艾儒略结交的是陈仪。陈仪，字用吉，闽县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1595年他在南京遇见利玛窦，“往余入留都会利西泰于吾师心堂赵先生之门，知其胸中奇，而未及深叩”。利玛窦死后，他晋京遇见艾儒略。“西泰没矣，余丙辰（1616 年）入都，仅见其遗书，及获交庞、艾二先生。二先生学问宗旨，原原本本一惟天主之尊，是敬是奉，而克己苦行，独复乐道，于名利声色之习，一切无所染。盖与西泰氏同轨同辙。”又说：“庞先生既谢世，而艾先生遂由燕入浙矣。顾晰理愈深，讲学不倦。”陈仪与艾儒略之交不仅仅是一般朋友之酬酢，而是建立在他对基督教思想有所了解的基础上。他曾为艾儒略《性学觕述》作序，把天学和儒学作了比较，试图证明古代儒教就是基督教，“西泰入都，著书数种，推原天地人物所由失，悉出于天主，为世间一大父母。……初闻之，或以为臆说，细谛之，即吾儒昭事之学，畏天之旨也”。可见，陈仪从儒士的角度，帮助艾儒略宣扬了耶稣会士的“合儒”思想，故西方学者在研究 17 世纪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冲突时，多引用他的序言。此外，对于地方缙绅，如学宪孙昌裔，艾儒略与他们也是交谊甚笃。由于前者资深德高，在社会上深有影响，后者有权有势，掌管地方或某一部门大权，艾儒略和这些人结交，无疑为他传播基督教找到了保护伞。至甲申国变，唐王朱聿键幸闽，定都福州，改元隆武。艾儒略又蒙隆武帝恩宠有加，天主教一度得到发展，至清初仍兴盛不衰。

传教“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附，信仰必定随之”。带着这样的信念，从 1613 年至 1649 年，艾儒略在华 36 年间，共出版了 20 余部中文书籍，存世 23 种，内容涉及神学、哲学、天文、地理、数学、医药及植物学等各个方面。也因此艾氏曾被誉为“灌输西学之伟人”。其著作分别为：《性学觕述》（福州）、《三山论学记》（裴化行认为是 1625 年杭州版，费赖之认为是福州版）、《弥撒祭义》（福州）、《天主降生言行纪略》（福州）、《天主降生引义》（福州）、《圣体要理》（福州）、《五十余言》（福州）、《张弥格尔遗迹》（杭州）、《万国全图》（杭州）、《职方外纪》（杭州）、《西学凡》（杭州）、《涤罪正规》（福建）、《悔罪要旨》（福建）、《耶稣圣体祷文》（福建）、《万物真原》（杭州）、《大西利先生行迹》（北京）、《几何要法》（福建）、《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晋江）、《西方答问》（晋江）、《圣梦歌》（晋江）、《熙朝崇正集》（泉州）、《天主圣教四字经文》（北京）。可以看出，艾儒略著述的大多是关于介绍西方神学及哲学内容的书籍，同利玛窦、汤若望相比，艾儒略关于西方自然科技方面的著述要少得多，这是他在华中文著作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也根源于艾儒略以传播教义为主，宣传西学为辅的传教策略。其中《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西方答问》的出版与流传开拓了闽中士人的眼界，推动了闽中实学的发展，促进了其后闽中科技的局部复兴。

明末福州天主堂是叶向高的长孙叶益蕃和诸教徒于1625年创建的。乙酉（1645年）六月，隆武建号于闽，一日上睹之，嫌其湫隘，谕令改建宏壮者，“谓规制未壮不足为上帝歆格地，乃式廓而轮奂之。树坊于门曰：‘敕建天主堂’，而锡（赐）匾于堂曰：‘上帝临汝’。”福州天主堂又名“福堂”和“三山堂”，地址在南门宫巷内。据载，当时曾“立碑记其事”。可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仅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建福州天主堂碑记》。

关于当时教堂的风格，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水师提督巴连卫林（Balthasar Bort）参观它时，曾作了描绘：教堂的外表是中国寺庙风格，内部装饰也是中国化，祭坛与香炉雕刻着龙和其他头首，完全是异端的情调。只有有限的几张绘画与图片，如耶稣基督、圣母玛丽亚、报喜天使加百利，才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特征。明末福州教堂，除天主堂外，还有敬一堂、景教堂。教堂不仅是信徒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他们结社集会的地方。

当时，信徒也崇习尚，崇风雅，仿结社之例，以“社兄”、“社弟”称呼。不仅如此，每一个教堂同时也是一所刻书社。耶稣会士在这里刻印了许多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汉文著作。如敬一堂刻印的有：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与《二十五言》，庞迪我的《七克》，利玛窦与徐光启的《辩学遗牍》，艾儒略的《西学凡》（1626 年，何乔远作序）和《圣梦歌》。景教堂刻印的有：高一志的《圣人行实》（1631 年）、《四未》、《圣母实行》（1661 年）、《则圣十篇》（1626 年），艾儒略的《弥撒祭义》、《涤罪正规》、《几何要法》、《熙朝崇正集》及罗雅各的《圣记百言》。敕建天主堂刻印的有：杨廷筠的《天释明辨》，艾儒略的《性学觕述》（1646 年）、《五十余言》（1645 年）、《三山论学记》，龙华民的《圣若撒法始末》（1645 年）。可见，福州成了明末耶稣会刻印出版汉文著作的中心之一。

在艾儒略等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影响下，福建天主教徒人数激增。据不完全统计，仅福州一地，在 1637 年底教案发生前就约有信徒 2000 人。然而，伴随着艾儒略在闽传教活动的逐步开展，他不久就遇到了入闽后的第一次较大挫折，这就是1637 年至 1638 年福建教案的爆发。1637年 12 月 16 日，福建巡海道正式发布文告严禁传布天主教。同时，原有的反教势力也频繁活动，各地仇教事件频发，艾儒略身陷困境。后由各方周济，又借助在京汤若望的影响，1639 年 7 月 14 日终于在福州城中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弥撒。风波过后，艾儒略四处出游，巡视福建各地教务。

1644年甲申事变，清军入关南下。1646年 9 月 30 日，清军由仙霞岭入闽。10月28日，清军入福州，由北门入城。清军入占福州时，艾儒略正避居莆田。面对全省满目疮痍的景象，艾氏“进退维谷，颇有厌世意”，一度曾想赴江浙传教，“丁亥（1647 年），欲周巡吴越，广宣天学，至延津而道梗，闭城者半载。”被困南平期间，艾儒略的生活十分困苦，“先生糊口不给，犹减餐食饥，恤病舍旅，自是多病”。 1649 年 6 月 10 日，卒于南平延堂，“铎德诸公及诸弟子奉先生洁躯，葬于北门外兴圣坑之十字山。”据林枫《榕城考略》载，兴圣坑在郡北门外，俗讹为宰相坑，现十字山至今仍是福州天主教徒的墓地。艾儒略墓今已迁到北峰天主教墓地。（林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