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神话缔造者：进步时代的罗威尔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讲了，在查尔斯·艾略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完成了从学院到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具体可参考：《》）

不过哈佛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艾略特的两位继任者也是功不可没。他们继承了艾略特的遗产，但并未止步于此，而以他们巨大的创造力和坚定的信念，将哈佛带到了新的高度。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艾略特的首位继任者罗威尔的故事。

罗威尔：进步时代的教育改革者

A·劳伦斯·罗威尔（1856—1943）

在1909年到1933年任哈佛校长

图片来源：Wikipedia

1909年，艾略特卸任后，艾伯特·劳伦斯·罗威尔被推选为新任哈佛校长。如果说艾略特的时代基本与“镀金时代”相吻合的话，罗威尔时代的哈佛则代表了“进步时代”的精神。

与艾略特一样，罗威尔也属于波士顿的精英阶层，来自古老而有权势的罗威尔家族。当时的人们这样描述罗威尔，说他永远保持着一种“贵族的使命感与自信”。

罗威尔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法学和政府管理方面都颇有建树。1897年，他受雇于哈佛，成了政府系讲师，凭借其卓越的才能，第二年便晋升为教授。

可想而知，罗威尔的快速攀升，也和艾略特的改革有关。在哈佛的这些年，罗威尔亲眼目睹了哈佛的起飞，必然会感触良多；而像他这样一位有使命感的人，自然渴望为母校多出一份力。

早在1901年，罗威尔与其妻子匿名捐了一大笔钱，为学校修建了一座讲堂（即罗威尔演讲大厅），这是因为他发现当时的哈佛正好缺一个这样的设施。

罗威尔演讲大厅的尖塔

图片来源：hg-arch.com

后来，罗威尔出任校长后，基础设施建设也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怀德纳图书馆、法学院的兰戴尔楼、商学院和医学院的校区，以及临河宿舍等，都是他任期内的杰作。

哈佛的校友会报告记载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哈佛就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扩张建设，这在哈佛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难怪有人后来评价说，艾略特为哈佛绘制了宏图，罗威尔则“一砖一瓦”地将其实现。

怀德纳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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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威尔对哈佛的贡献绝不仅限于为其添砖加瓦，他更是一个高等教育制度的革新者。

尽管罗威尔最终也做了24年的哈佛校长，但不知是否因为他接管哈佛时已经53岁，他在任期间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切。

同时，如某位历史学家观察到的，作为校长的罗威尔还有着一种对其前任的“抗拒性的强迫症”，这或许是一种对艾略特的温和报复，因为艾略特曾让哈佛管理委员会时刻警惕罗威尔的“感觉良好与判断力上的缺陷”。

罗威尔时代的怀德纳图书馆内部

图片来源：Harvard Magazine

罗威尔上任后，“报复”就开始了，他首先拿艾略特最得意的作品“选修制度”开刀。

不过，罗威尔并非“公报私仇”的狭隘之辈，他这么做也有充足的理由：自由选课的制度已逐渐背离了艾略特美好的初衷，它让学生把上课当成了一种“麻烦的礼仪”，却无法从中产生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一些课程更受欢迎，往往是因为这些课成绩好混，或是因为授课老师的人气很高，但不代表它们更具有学术上的价值。

哈佛大学的临河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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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从1914届学生起，罗威尔要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有一个“研修领域”和一组“分布领域”，即在他们毕业要求修完的16门课中，至少有六门是同一学科，另外六门分布在三个不同学科。

所以，罗威尔既不是要否定通识教育，也不是完全否定选修制度，而是要让学生在成为通才的基础上有一个专攻领域，好为未来的学术或职业发展铺好道路。也就是说，罗威尔认为学生必须“每件事都懂一点，一件事懂多一点”。

罗威尔还规定，学生在完成学业前必须通过毕业考试：一般学生通过两到三个笔试，而荣誉学位的学生还需通过一个口试。

这项改革使得哈佛在实施选修制度长达半个世纪之后，第一次给所有学生四年的学术长跑划了一条共同的终点线。这些改革后来也很快影响了其他的美国大学，今天广泛实施的主修加辅修的制度，正是发轫于罗威尔时代的哈佛。

贵族阶级的叛徒

罗威尔的下一个举动是向哈佛大学旧有的士绅习气开刀，这让他备受保守势力的非议，人们说他是“贵族阶级的叛徒”。

虽然哈佛大学经历了艾略特的改革，但它的学生仍然大多数来自美国东部新英格兰的特权家庭。而在这个阶层的子弟中间，奉行“绅士得C足矣”的人不算少数。

新英格兰地区，美国本土的东北部地区

图片来源：Legends of America

注：新英格兰地区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等六个州。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新英格兰地区一向是美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拥有全美最好的教育环境

所以说，如果不铲除这种文化，艾略特的一流大学梦想就难以实现，而要铲除这种文化，就要打破士绅子弟的垄断，扩大生源。

罗威尔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核心，他在1909年的就职典礼上就指出；“哈佛学院至今未能肩负起国家的使命，将全国各地、各种各类的有志青年都吸引到一起。”

不过，由于阻力太大，直到1922年，哈佛大学才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改变现有的招生政策，以吸引“我们国家生活的所有群体的代表”。

这个委员会最终为罗威尔校长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在哈佛推行一个“机会均等、无论种族和宗教”的招生政策。这是美国大学历史上首次提出的，以包容为目的的招生政策。

其具体措施包括：鼓励英格兰以外的中、西、南部学生报考，传统的生源学校不再是进入哈佛的主要途径，学生的种族背景、体育能力、性格因素等都将被纳入考量。

罗威尔的新政策显然收效明显，哈佛学生群体变得越发多元化，然而一个新问题又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学生群体贫富差距越发悬殊。

当时，有钱人家的学生住在哈佛外面奥本山街上的私立宿舍“黄金海岸”，而家境贫寒的学生则住在哈佛大院破旧不堪的宿舍楼里。

1910年的“金色海岸”

图片来源：FDR

罗威尔早就想打破这一割裂的格局，却苦于缺钱。幸运的是，这时正好有位耶鲁大学的校友表示愿意出资相助，罗威尔欣喜若狂，当即答应在哈佛建立他梦寐以求的住宿系统。

罗威尔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学生之间的隔离，在学生宿舍配备教授和辅导员，与学生同吃同住，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这个计划开始受到了强烈反对，但罗威尔却我行我素。当宿舍动工时，他甚至打破了不见媒体的惯例，亲自带着一班记者参观工地，并大声宣布：“我们终于砸烂了‘金色海岸’！”

最后，到1931年，哈佛已经新建成了7所舍院，共有1700个床位都住上了学生，这是罗威尔的一大胜利。

现在亚当斯舍院内的餐厅

图片来源：Wikipedia

学术自由的捍卫者

罗威尔虽然在他的任期内，总表现得极为强势，独断专行，但他对学术自由的捍卫铸造了哈佛的性格。

正如一位哈佛教授所言，罗威尔“在面对不确定的恐惧与汹涌的批评时，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清楚地表明，只要他担任哈佛校长一天，呼吸着哈佛空气的人们就不会感到不自由。”

罗威尔任期内，正好赶上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的大学都被迫要表明效忠国家的立场，唯独哈佛表现出了惊人的独立性。

据《纽约时报》后来报道，罗威尔“断然拒绝了那些歇斯底里的爱国者，不同意他们废除德语科目的要求”。

罗威尔半身雕像。作者：约翰·威尔逊

图片来源：Wikipedia

而当一位哈佛校友威胁说，除非哈佛解聘一位支持德国的教授，否则就要撤销他对哈佛一千万美元的巨额资助时，罗威尔又代表哈佛校董会拒绝了他的要求。

罗威尔的这些作为并不代表他就有亲德的政治立场，实际上他坚持的不过是老派自由主义者的基本原则，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也是在“一战”期间，柏林大学的一位教授受邀前往哈佛大学任教。这位教授无法忍受哈佛学生在校内刊物上写的针对德国的讽刺诗，便向罗威尔提出抗议，但罗威尔只是耐心地告诉他，美国大学比德国大学更重视言论自由，他解释道：

“我们一向努力维持所有大学成员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大学当局也不会对这些言论进行审查或监管。这条原则同等地适用于那些支持德国的人，或支持协约国的人。”

强硬的保守主义者

不过，尽管罗威尔为推动哈佛多元化，以及捍卫大学独立方面功不可没，但他也同“进步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有极其保守的一面。

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女性以及少数群体的极度排斥。

罗威尔曾拒绝给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颁发荣誉学位，也反对男女同工同酬。

当有人向他提出要求哈佛大学录取女生时，他甚至用踢门来发泄不满；最后，当他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时，他再次重申他的立场：“只要我还是哈佛校长，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

而他对同性恋群体则更加厌恶。当他得知一位资深教授是同性恋后，罗威尔要求他立刻辞职。教授说，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哈佛，如果您是我，您会怎样？“我会立刻枪毙了自己”，这就是罗威尔的回答。

哈佛大学法学院早期女性毕业生

实际上，1920年哈佛已经招收了女性本科生，而在1945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女性研究生

图片来源：Harvard Law Today

除此之外，罗威尔在种族观念上也完整地映射了那个时代的偏见。

罗威尔一向认为，只有一个同质化的社会才能确保美国民主的成就。早在1906年时，他曾担任移民限制协会的荣誉副主席；1910年，他又公开支持南方各州拒绝给予黑人选举权。

他的这些种族主义倾向也给哈佛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罗威尔为了打破哈佛学生的阶级隔离，大兴宿舍，但他仍然在搞种族隔离，黑人和犹太人都不得入住。罗威尔曾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直言自己的态度：

“虽然我们有义务为黑鬼提供最好的教育，但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强迫无法与之和睦相处的人们和他们接触；我也不认为为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就要放弃大多数学生的利益。”

而对于犹太人，由于罗威尔在哈佛的新招生政策中加入了主观标准，哈佛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拒收犹太学生，而无需作出任何解释。结果，哈佛新生中的犹太人比例从1925年的近30%骤降至15%，这个比例直到“二战”期间才有所增加。

尽管罗威尔的这些行为在今天很值得诟病，然而，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过分苛责他，尤其他还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人，一位哈佛校史作家恰如其分地说道：

“这是一个性格多面的人——人格丰富却趣味简单，身为绅士却痛恨‘绅士得C足矣’，狂热的民主理论家却在个人操守上自信地独断独行。”

好了，今天我们聊完了罗威尔，下期我们要好好讲一讲他的继任者科南特，如果说罗威尔的改革让哈佛终于走出了新英格兰狭小的一隅，那么科南特则让哈佛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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