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宋崇：于蓝老师和她的儿童电影事业

于蓝与宋崇。本图由宋崇提供

《烈火中永生》剧照

初见于蓝老师，是我参加全国文代会时。素未谋面的于蓝老师竟然亲自到我们住的宾馆房间里找到我长谈。
那时“文革”后拨乱反正，由中央邓颖超、康克清、陈慕华几位大姐积极倡导，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专业拍摄儿童电影，为四亿少年儿童服务、进行国际儿童电影交流，并指派于蓝挑起了这副重担，开始筹备建厂的艰苦创业。
但那时，于蓝老师已过了退休年龄，加上因几次大手术，深感体力不支，决心选择一位热爱孩子、热爱儿童电影事业，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懂电影业务、有领导能力、年富力强的人，做接班人。
她亲自来动员我，对我谈起中央对儿童电影厂的任务和职责，谈了四亿儿童对精神食粮的殷殷期盼，也谈到办厂创业的艰辛。我被她的真诚而感动，中国文人，历来“士为知己者死”，知遇之恩，当为涌泉相报。当即我就答应参加他们的团队，共同奋斗创业。
可她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坚持让我先到厂里看看，了解真实情况，再最后决定。

于蓝与宋崇参加保加利亚国际儿童节。本图由宋崇提供

1986年夏天，我去北京儿童电影厂考察，心情一下子紧绷起来——这里和上影厂这个历史悠久的老厂相比，可真是天壤差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儿影厂被北影厂的人称为“儿子厂”，就在北影厂南围墙边上，搭了几间板房，还不如社办工厂。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是当时儿影厂的常态。但于蓝老师他们从不叫苦，学习大庆王铁人的铁人精神，总说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于蓝老师和几位老太太为建厂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可谓是“跑断腿，磨破嘴，眼泪加汗水。”白手起家，艰难的办厂，条件是差，但于蓝老师“一切为了孩子”的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责任的重大，越是艰苦越向前，我决心向于蓝老师学习，当儿影厂厂长只能是更好的做事，为儿童电影事业而奋斗。
我拍过不少儿童电影，自己内心也是个“大儿童”，儿童电影事业令我一度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于蓝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我一直铭记感激。不过，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于蓝老师和我从未谋面，她是如何找到我的？于蓝老师后来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这个问题，才解答了我的疑问。
当时身体情况并不好的于蓝要寻找自己的接班人，首先从有过儿童电影创作经验的编导中挑选。她主动征求少年儿童小观众的意见，她去问孩子们，“你们看过《闪光的彩球》吗？”
孩子们兴奋地跳起、欢呼：“看过啦，看过啦！”

《闪光的彩球》海报

事实上，当时对于儿童电影的尝试，于我是众多题材创作中的无意之举。而她从孩子们的反馈里想到，这个导演一定是个深谙儿童心理的导演，只有熟悉少儿生活的导演才这么受孩子的欢迎。
宋崇这个名字进入她的视野，但她毕竟对我还不熟悉。于是她到上海找电影界的老姐妹秦怡、张瑞芳老师等处打听了解我的情况，这些大姐也说了我不少好话。
当时上海市里考虑到我“干部子弟”的身份，加上我又拍了些反响不错的片子，打算让我继续着力于创作，不要去“当官”，于蓝老师听说后，就表示，“宋崇你们上海不用，我们要了！”上影厂舍不得放人，于蓝老师就上上下下做工作，终于下了调令。
就这样，1987年到儿影走马上任。对于一个家庭举家从上海搬迁到北京，是极复杂又琐碎的事件。在这个过程里，我再一次体会到于蓝老师全心待人的细心、周全。户口、住房，家属的调动、工作安排，孩子转校插班读书等，于蓝老师都亲力亲为，一一加以妥善解决。我爱人是上海人，故土难离，不习惯北方生活，于蓝老师常常关怀她的生活，亲切地劝说，又帮助落实新单位、新工作。常言道：安居乐业。于蓝老师无微不至关爱，让我无了后顾之忧。
我的导演生涯里，拍摄了不少儿童影片，也常常受邀约谈论关于儿童电影及儿童电影事业的看法。在之后一路的成长中，于蓝为发展儿童电影事业艰苦创业、上下求索、殚精竭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点点滴滴都激励着我。

于蓝。逄小威 图

如今于蓝老师已经仙逝一年，今年也是她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还常常会想起她。她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对电影事业的关切挂怀仍然常常回响在我的耳旁，她塑造的经典形象和她的崇高品德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代的心中。
她不仅开创了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也为新时代儿童电影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我和所有的孩子们，都很怀念她。
（作者宋崇系国家一级导演，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曾拍摄《霹雳贝贝》《闪光的彩球》《三毛救孤记》等儿童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