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奉系立下战功的掖县人张宗昌，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这一职务，他一做就是三年。
张宗昌为武人出身，不谙文事，三年督鲁期间，举措乖张，在后世史料当中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其发布过的众多政令当中，勉强算中性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可能就是“山东十一道”区划调整了吧。
民国前期，地方上一度实行“省道县”的区划制度。起初，山东省共分四道，济南道、济宁道、东临道和胶东道。而张宗昌督鲁之后，将四道改为十一道。
（配图均为张宗昌原籍地莱州祝家村的旧迹，图片拍摄者：莱州湾人）
关于这一区划调整的经过，《山东省志》载：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22日，山东督办张宗昌下令改济南、济宁、东临、胶东等四道为十一道：济南道、东昌道、泰安道、武定道、德临道、淄青道、莱胶道、 东海道、琅琊道、兖济道、曹濮道。”
从这些名字中不难看出，张宗昌在划分新道时，基本是参考清代山东各府的范围。有的干脆就沿用了原来府的名字，比如济南道、东昌道、武定道；有的则是改了改称呼，比如淄青道对应青州府、琅琊道对应沂州府，而他的老家莱州府，则叫做了“莱胶道”（东海道对应登州府）。
道的数量一下子扩充了这么多，道尹（道的长官）的配置也需要相应跟上。然而职多则滥，四道时期，道尹还给人一种地方大员的感觉，而变为十一道之后，常出现道尹兼任驻地县知事的现象，其重要性明显降低。
张宗昌为何要将四道改为十一道？是因为四道的范围太大？还是有人事安排方面的考量？这一点，暂时没有看到权威记载。
不过，从十一个道的历任道尹的籍贯上，也能看出：“新道的划分，与人事安排之间多少还是有点关系的。”因为在这些道尹当中，有不少人来自掖县，而掖县也正是张宗昌的家乡。
张宗昌喜欢用掖县人，这在当时的山东政坛，并不是什么秘密。实际上，在民国的军阀当中，任人唯亲是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张宗昌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但凡能跟他说上话的老乡，他都不会亏待，文则在地方上安排一官半职，武则编入军旅行伍加以任用。以至于民间流传有“会说掖县话，就把洋刀挎”的段子。
而随着道的数量增加，张宗昌可用来安排的位置也变多，他也的确将不少老乡委任为道尹。根据《四续掖县志》的记载，张宗昌督鲁时期，掖县籍的道尹至少有三人，他们分别是署琅琊道（以清代的沂州府为基础）道尹张金录，曾任济南道道尹的刘銮佩，以及曾任武定道道尹的祝修德。
其中，张金录和刘銮佩的具体籍贯（村落），笔者暂不知晓。而祝修德的籍贯就在掖县祝家，跟张宗昌同村。也正是有了这层关系，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他，才一跃而登上道尹之位。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次北伐之后，张宗昌兵败下野，“十一道”的区划随之废除，道尹们自然也失去了工作。从县志的记载来看，张金录还有一些社会活动的事迹，而刘銮佩和祝修德除了当过道尹之外，其余生平则乏善可陈，显然并非大才之人。而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张宗昌在用人上的“掖县情结”确实是很浓的。（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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