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酝酿（2）——松散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前文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松散。而在笔者看来，斯巴达对一部分盟友的控制力不足或许是松散的表征之一。唐纳德·卡根将斯巴达的盟友非正式地分为三类：

一、比较弱小，而且距离斯巴达比较近的城邦，很容易受到后者的影响，被后者轻松控制；

二、第二类城邦要么比第一类城邦强大一些，要么比这些城邦距离斯巴达更远，要么兼而有之，但它们又不够强大，距离斯巴达不够远，所以还是逃不出斯巴达的控制，一旦它们对斯巴达不忠顺，斯巴达仍能严惩它们；

三、第三类城邦要么非常强大，要么距离斯巴达够远，所以在外交上基本不受斯巴达影响，这一类的城邦只有既够强、又够远的科林斯与底比斯。

值得细说的是后两类城邦。

第二类城邦在斯巴达强大时会服从其意志，但是在斯巴达实力不济或分身乏术时，它们就可以我行我素。例如，斯巴达的政权是寡头政权，也在其它国家中扶植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而这类城邦在斯巴达力有不逮时，就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不止于此，它们还可以攻打邻国（包括斯巴达的其它盟友），甚至与对斯巴达不友好的城邦结盟。不过，唐纳德·卡根提醒读者，第二类城邦的自由自主总是暂时的，有时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三类城邦——科林斯和底比斯——的独立很少受斯巴达影响，斯巴达人无法确保这两个城邦对自己言听计从。底比斯敢于拒绝斯巴达的要求，甚至在公元前395年（那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结束）以后与斯巴达反目成仇。至于科林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称：“科林斯对于斯巴达行使自己的霸权是一个更大的障碍。”

科林斯得益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既可以选择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敌人堵在这个半岛以外，也可以选择放他们进来，任由他们在半岛内威胁斯巴达的安全。同时，为了抵御阿尔戈斯，斯巴达需要依赖与科林斯的同盟，反之亦然。但是，假使科林斯与阿尔戈斯走到了一起，那么形势就对斯巴达不利了。因此，阿尔戈斯成了科林斯对付斯巴达的一个棋子。为了确保科林斯的支持，斯巴达必须重视它的意见。这还不是科林斯的全部价值，科林斯是一个富有的城邦，而且，在埃基纳衰落后，科林斯成为仅有的能够建立大规模舰队，并为舰队提供人员、装备的斯巴达盟友。

由于科林斯难以取代的地位，它足以左右斯巴达的决策。有时，斯巴达的政策会因为它的反对而终止；有时，甚至斯巴达的政策是由科林斯决定的；更有甚者，斯巴达会为科林斯火中取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前后，希腊人将看到科林斯是如何要求斯巴达与强敌雅典开战，并如愿以偿的。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在松散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第三类城邦绝不是省油的灯。而在历史上，科林斯努力地把斯巴达和整个同盟拖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泥沼；底比斯则在遥远的将来（公元前371年）于留克特拉会战中永远地摧毁了斯巴达的霸权。这充分表明了这两个盟友足以带来何等的危险。

但斯巴达不会放弃作为盟主带来的利益。同样是在论文《同盟政治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中，作者指出：

“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身份不仅是斯巴达获得‘同盟红利’的制度保障，同时还是斯巴达国际声望的基础。斯巴达要想获得最大化的‘同盟红利’就必须要获得同盟盟主的地位，盟主地位意味着斯巴达在同盟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方面，成为整个同盟的中心，斯巴达可以凭借盟主身份干预盟国内政，促使盟国建立亲斯巴达的政府，从而确保同盟服务于斯巴达的需要。盟主还是斯巴达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的基础，斯巴达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组建伯罗奔尼撒同盟以来一直维持着盟主的身份。此外，无论就人口总量、国土面积和综合国力来看，斯巴达是当之无愧的盟主。失去盟主身份，无论是从斯巴达的自身历史还是综合实力看，都是无法忍受到的耻辱。”

《伯罗奔尼撒战争》如此评价斯巴达人的心态：“ 任何对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性构成威胁，或者动摇任何一个成员国忠心的东西， 都被认为是对斯巴达人的潜在致命威胁。”

随着时间的流逝，潜在的致命威胁渐渐浮出水面，那便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

要追溯提洛同盟的起源，需要将目光移至波斯入侵希腊——即大名鼎鼎的希波战争期间，早在那时，雅典与斯巴达就已产生了嫌隙。

在希波战争中，为了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希腊的许多个城邦团结了起来，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同盟，尽管它并没有正式的名称，但为了本文叙述方便，文中称之为“希腊同盟”。斯巴达在这个同盟中居首位，雅典也在其中。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大多数成员也加入了希腊同盟（不过底比斯投奔了波斯）。但是斯巴达不可能像控制伯罗奔尼撒同盟那样控制整个希腊同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