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马特公墓的外省人

墓地与其说是关于死亡，不如说是关于生命本身，一个人的墓甚至比他活着的时候更能讲述他的故事。

文 / 特约撰稿 斯麓 发自巴黎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登高望远是外省青年的共同癖好

蒙马特是个好地方，但我不经常去，一来在地处巴黎偏远的北边，二来游客摩肩擦踵，小偷扒手虎视眈眈。好友H 住在蒙马特一个可爱的顶层公寓里，时不时约我来看这里的地下艺术剧社演出，或者一些稀奇古怪的展览。这天，我们在明媚的午后在她家阳台上喝一杯，望着圣心大教堂雪白的一角，我羡慕她的风景，她却笑着说，也许全巴黎所有的顶楼都能远眺到圣心大教堂。她转而谈到了一个朋友的父亲，如何从法国外省的小镇来到巴黎，潦倒半生，却坚持葬在附近的蒙马特公墓里一个可以看到圣心教堂的位置。

蒙马特公墓

唏嘘之余，我想再次走访蒙马特公墓。趁着天色还不算晚，匆匆告别H。

由H家踱到墓地，需要穿过地处蒙马特高地最高处的圣心教堂，这也是整个巴黎的制高点，拾级而上，不知不觉已经气喘吁吁。好天气，教堂前面的草地上照例座无虚席，人声鼎沸。在教堂门口表演足球杂耍的黑人少年，大概是拿了政府津贴的蹲点艺人，再次引来一群新观众的喝彩。旁边几个鬼鬼祟祟的吉普赛女孩也相当眼熟——原来是上次试图骗我钱的那几位，她们自然没认出我，我却有点认出老朋友式的喜感。

阳光下的教堂大穹顶白得闪闪发亮，居高临下，巴黎全景尽收眼底：巴黎从没有摩天大楼的争奇斗艳，甚至那一簇簇平地上典雅结实的巴黎房屋都显得如此渺小，本应渺小的观看者反倒有了拥有整个城市的豪迈。我必然和历史上无数人分享过这个景色、这种心情：比如传说中整个法国的佑护者圣徒圣丹尼斯，他在此地殉道于罗马人的屠刀，这块土地便有了蒙马特（意为Mont des Martyrs烈士之山）的名字；比如从这个制高点打响第一枪的巴黎公社成员，他们曾短暂掌握过这个美丽的城市，最后在这里无路可退、几乎全部丧生——圣心教堂正是因他们而建；又比如H的故事里那个外省人，他如此钟情于圣心教堂，想必是这里的常客，也许他如同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一样，曾站在这高地上俯瞰首都，对着无物之阵来一句：“让我们来拼一拼吧。”

巴黎蒙马特区

“外省青年”在历史上初次登场，大概是科西嘉的小个子拿破仑。此前，由于皇权贵族阶级森严，巴黎对外省普通人来说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传说。巧的是，就是在蒙马特这个最高地，俄国人的大炮射向巴黎，结束了拿破仑的神话。尽管如此，他的丰功伟绩仍然鼓励着外省的有志青年。大革命后的门阀重新洗牌，他身后留下权力真空，都成为底层青年千载难逢的上升通道。“到巴黎去！” 像拿破仑那样，凭借个人才智寻求发迹的机会，不再那样遥不可及。这些野心勃勃的生命占据了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角。有趣的是，在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里，登高望远几乎是外省青年的共同癖好，大概唯有这样，不名一文的他们可以在想象中拥有这座城市，而不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客。

司汤达：“米兰人，写过、爱过、活过”

从圣心教堂旁边的台阶走下是热闹的rue norvins（路名），沿途是一些小酒吧和餐馆，目前主要做的是游客生意，一百多年前接待的却是穷困潦倒的边缘人，流浪汉、酒鬼、妓女，当然还有诗人和艺术家们。19世纪，在那个奥斯曼改造巴黎的计划之前，蒙马特还只是城外贫穷荒凉的村落，以风车磨坊、葡萄酒园和伤风败俗的娱乐场所著名，风气自由，房租低廉，大量艺术家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纷至沓来，试图以此为跳板用文艺征服巴黎。路边的小丘广场，游客现在花几欧元就能得到一张素描像，当年是塞尚、毕加索、莫迪里阿尼、达利等无数熟悉名字的栖居之所，这里见证着他们抱团取暖、诗酒相伴的青春岁月，当功成名就之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搬离了。

小丘广场的画家

从rue norvins到rue lepic（路名），逐渐冷清以至人迹罕至，简朴的石墙和民居，依稀可见两百年前村落的影子。经过89号雷诺阿画过的煎饼磨坊，和54号梵高的故居，走上一座布满涂鸦的破旧铁桥，一大片墓地的顶端在桥边慢慢浮现，这便是蒙马特公墓了。

蒙马特公墓算是巴黎现代化的一部分，这里原来是巴黎北郊外的废弃采石场。1786年，为了改善城市的卫生条件，路易十六下令关闭了巴黎城中所有的墓地，移至地下；19世纪初，巴黎郊外正式营建东边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南边的蒙帕纳斯公墓——这两座公墓因埋葬诸多世界级名人而最为著名，还有略冷清的北边的蒙马特公墓和东边的帕西公墓。

采石场曾地处下陷的洼地，公墓唯一的狭小入口隐藏在桥的台阶之下，殊难寻觅，无形中阻止了很多路过的人。进入墓园，举目空无一人，仿佛进入一个清凉静谧的园林，高大的栗树、枫树和柏树错落有致地栽种在道路两旁，沙沙作响。主干道都有路名和编号，和一个真正的城市并无二致。墓主的职业活脱脱地跳出来：雕塑家，音乐家，作家……他们是走出蒙马特的著名艺术家背后数目更大的另外一群，大部分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出生地来自五湖四海，最终成了蒙马特的永久居民。

路边的地图上，名人的墓用星号标示出来。“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巴尔扎克如是说。在这个两百年内容纳三十万人的园子里，这些“星星”仿佛一个盖棺定论的功勋簿，掩盖了背后无数生命的苦痛挣扎。

我进来前路过的那座旧桥横跨整个墓地。1888年，蒙马特已经划归巴黎，需要横穿墓地修建一座铁桥连接市中心，在这次修桥拆迁墓地的工程中，人们发掘了一个姓贝尔的墓。几年以后，曾经被冷落的小说《红与黑》引起注意并流行开来，人们才意识到这个贝尔就是其作者司汤达。几经粉丝集资修建，这座墓碑用了上好的大理石，墓志铭依然是原来的意大利文：“阿里戈·贝尔，米兰人，写过、爱过、活过。”

这个外省青年在墓志铭上不愿透露家乡——东部的格勒诺布尔，而用“米兰人”这样浪漫写意的手法蒙混过关；甚至不用他的真名，他的原名是亨利·贝尔。1799年，年仅16岁的贝尔中学毕业，获得文学和逻辑学奖，离开家乡投考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但他很快被大都市的美妙迷住，放弃了入学，先是决定做一名剧作家，这个志向因他被所爱的女演员抛弃而迅速结束；也曾写艺术评论，除了几本被指抄袭的书以外并无建树。带着对拿破仑的崇拜，他跟随大军出征欧洲大陆，本应大有一番作为，战争的杀戮和残酷却又让他敏感的心灵感到不安。他不是在前线奋勇拼杀的战士和指挥官，而时常躲在后方，米兰就是他的安乐窝之一。随着拿破仑的失败，复辟王朝来临，他被迫离开了尔虞我诈的政府。年近50岁，在孤独和贫穷中，他开始着手写《红与黑》，把毕生经历的理想、激情和郁郁不得志，装进那个羞怯、窘迫、自卑又渴望建功立业的外省青年于连·索于尔里。

在各色外省场景的小说里，外省青年的成功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稳步上升的勤勤恳恳，一种是无底线的手段用尽，司汤达和他的于连一样没有前者的意志力和耐性，但又保有敏感善良的心灵而无法做到后者。繁华落尽，他隐姓埋名，“to the happy few”，他只想把他的思想和经历与那些少数能理解他的人分享，不再为了获得当世的名利而挣扎。

“我将在1880年出名”是司汤达对自己的预言，竟然言中。19世纪末，当人们打开那本曾经布满尘埃的《红与黑》，惊讶于充沛激烈的情感和鞭辟入里的理性水乳交融，他本就是因为优异的文学和逻辑学来到巴黎，这正是他独特的底色。于连那如同扑闪的蝴蝶翅膀般微妙的心理体验，在社会的铜墙铁壁下若即若离的矛盾，那忠于自我灵魂下的失败，与19世纪格格不入，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时隔五十多年，曾经在现实中处处撞壁而最终做回自己的贝尔终于和他的于连一起征服了巴黎，征服了世界。

“半上流社会”

墓地与其说是关于死亡，不如说是关于生命本身，一个人的墓甚至比他活着的时候更能讲述他的故事。且不说阅读千奇百怪的墓志铭是一种文学乐趣，单看墓碑本身就能发现墓主真正的热爱和性格：罗马式的、文艺复兴式的、哥特式的形态各异的石刻泄露了他们生前的品味；长满青苔的家庭教堂式则是一家人的其乐融融；那些精雕细琢的雕塑，则是到死都不愿意放弃的排场和骄傲。

小仲马的墓非常好辨认，他以雕塑的形式气宇轩昂地躺在那里，头顶上方的墓亭里气宇轩昂地写着：“我既存在于生，也存在于死。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因为生只是时间的一部分，而死亡却属于永恒。”他不仅以大仲马儿子的身份成为永恒，要多亏旁边不远的一个外省女子——玛丽·杜普莱西的墓就隐藏在一个角落里，洁白得如同她另一个举世皆知的名字茶花女。

如果说19世纪外省男青年的出路可以是黑色的权杖和红色的军刀，Demi-Monde则是漂泊巴黎的外省女青年的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Demi-Monde在法文中意为“另一个世界”，本意指男人在正经社会责任之外的情妇和享乐的世界，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却更显精妙——“半上流社会”。这些出身穷苦的女孩跟随她们的情人和供养人一只脚踏进了上流社会的声色犬马，而另外一只脚则结结实实地钉在了她们外省的家乡。

通往蒙马特高地的登山小径

墓碑侧面的画像已被盗走。最终，这位顶级名妓还是去掉了贵族化的假名，回归了诺曼底农村时期的真名——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幼年时期就被自己的酒鬼父亲当作童工和童妓剥削，15岁时，她来到巴黎成为洗衣工，食不果腹。这个有着惊世美貌的姑娘，在小仲马笔下有“乌黑的头发，雪白的皮肤，比樱桃还红的嘴唇”。她穿上了最好的一条裙子，在蒙马特拥挤的人群里左顾右盼。很快，一个接一个的供养人提供了她日益奢侈的生活和膨胀的野心。不到一年，全巴黎的富人对她趋之若鹜，甚至有人专门培训她文化和礼仪。开沙龙、逛剧院，谈吐和举止高雅得如同一个有着忧郁美感的贵妇。实际上她精明、坚忍，善于操纵、挥霍无度，多少人因她倾家荡产，不堪重负的小仲马也不得不主动告别，当然他本就在她的花名册上排不到前面。“爱情对于我这样的人是件恐怖的事，”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23岁时，肺结核让她的容貌日渐衰落，所有人都对她避而不见。她孤独地死去，被扔进了无名无姓的贫民坟堆。为了偿还她的巨额债务，她数不胜数的珠宝和遗物被拍卖。相比她的埋葬，这场拍卖反倒成为一场轰动巴黎的盛事，名流名媛悉数到场。“简直是圣女贞德再世，”在场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如是讽刺巴黎人对这场拍卖会浓厚的窥探欲。阿尔丰西娜生前的两个情人把她重新安葬在蒙马特公墓，参加拍卖会后的小仲马则忙着用几个月时间把她包装成伟大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后来她被话剧歌剧芭蕾电影不停地演绎，不再是她自己，而是以一个人们幻想中为爱情牺牲的纯洁美好形象永久定格，仿佛所有严酷生活对她的亏待不曾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那个时候，半上流社会的成员里通常不仅有高级交际花，还有各类女演员。名为《半上流社会》的专栏刊登出了几张舞女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阿尔萨斯姑娘路易斯·韦伯。15岁跟着男友到巴黎闯天下，她很快被抛弃，从洗衣工混到画家的模特，舞蹈才是她一生的使命。一番苦练之后，离蒙马特公墓几百米的红磨坊里，她大胆地掀开裙角，把腿一直踢到头顶，开创了到现在还是巴黎标志的康康舞。她像男人一样豪放，经常肆无忌惮地把客人杯中酒一饮而尽，被人们称为la goulue（贪吃的人）。作为曾经的巴黎收入最高的舞蹈演员，以她为主角的各色招贴画至今在蒙马特仍然到处张贴。和大多数半上流社会的女子不同，她从未攀附荣华富贵，独立是她自始至终的追求。为了更多自由，她毅然离开红磨坊，投入全国巡演。她在巴黎的辉煌未能复制，积蓄耗尽，靠着和丈夫的马戏团四处演出维生。

磨坊，红色，红磨坊，蒙马特区

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这位昔日红磨坊的台柱子回到红磨坊附近摆起了地摊，卖香烟火柴等杂物。她养了不少老弱的动物，会给夜里下班的舞女点一根烟，时常煮汤接济比她更穷的人，人们称她为“goulue妈妈”。在留下的最后的影像里，年迈的她身材臃肿，在路边卖着东西，笑眯眯地和行人打招呼，时不时踩个舞点，和她全盛时期一样潇洒自如。临死之前，她还在申请一个合法的摊位。“告诉人们我是个好女孩”是她最后的遗言。人生从高峰到低谷，她都有着真正的波西米亚精神，无愧于蒙马特女王的称号。近一百年后，她的曾外孙女的书让这段被遗忘的往事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巴黎政府决定把她在别处的墓迁到蒙马特公墓，她终于回到了最爱的地方。

傍晚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幻化成一团团斑驳的光点，扑在硕大的石块铺成的道路上，仿佛一层神秘的袈裟。路边的长椅上野猫跳上跳下，路过铁桥的车辆轰隆作响，墓地背后的学校传来孩子们的笑声，生与死就这样自然地交会。我走上山坡上的墓地高处，远眺圣心教堂的位置，想起H说的那个外省青年，哪一个才是他的墓呢，我无从知晓。但我相信，在与命运之河的搏击当中，他即使无法改变河水的流向，也一定找到了只属于自己的那朵浪花。

我在回去的路上又一次看到了圣心教堂，暮色下教堂白色晶莹的华灯初上，仿佛一个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的圣殿，又如一个照亮整座城市的灯塔。

也许H是对的，全巴黎所有的顶楼都能看到圣心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