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青年作家如何创作红色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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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5期

青年作家如何创作红色文学作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只恒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党史中，中国作家以笔为旗，塑造了大量革命英雄形象和社会主义“新人”，《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岩》《红日》《红旗谱》，《雷锋之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些优秀文化作品树立的新中国的“当代英雄”形象，传颂着中国精神，给予一代代青年精神的滋养和激励。

“我们心中有阳光，我们脚下有力量。我们的未来将融汇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 ”这是2021高考作文题（全国甲卷）的内容，也清晰地阐释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青年写作者在阅读“红色经典”和写作主题作品的过程中，如何向经典学习，向生活开掘，从而创作出文学性和思想性俱佳的好作品，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此采访了70后文学评论家鲁太光，来自著名革命老区江西省瑞金市的80后作家朝颜，“红军摇篮 将军故里”安徽省金寨县的90后作家禹茜茜。

朝颜，80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联全国中青年文艺人才高研班学员，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三毛散文奖、丁玲文学奖散文新锐奖等，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等。

鲁太光，70后，文学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文学评论集《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想象》等。

禹茜茜，9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安徽省金寨县文联副主席（挂职）。曾参加文化和旅游部红色题材演艺艺术评论重点人才培训班，鲁迅文学院安徽作家研修班，全国第二届新青年诗会，著有长篇小说《橘人》、短篇小说集《紫凤凰》等。

深挖红色题材作品的核心价值：有情感、有信仰的故事

朝颜：我的少年阅读大部分集中于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父亲有过八年参军经历，家中红色藏书丰富，有长篇小说、戏剧，也有连环画，至今印象很深的有《红岩》《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长大后，当我重温当年所阅读过的作品，并与自己的写作相对应，很自然地发现，所有文学作品的孕育和诞生，都离不开作家所身处的地域背景以及个人的经历与兴趣所在。

据我所知，目前我们所阅读到的红色题材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种创作途径，一种是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另一种是作家前往革命老区深入生活与采访创作而成。我的家乡瑞金，迄今已有多位作家前来采访，创作出了多部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如王松的长篇小说《红》，毛眉的散文集《红都纪行》，梁衡的散文《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等。赣州的纪实文学作家卜谷一直跋涉在红色题材的路途中，从事着采访和记录在世老红军等抢救性的事业。瑞金作家白勺则以瑞金为背景写作了红色长篇小说《父与子的1934》。

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写作，给予我们一种启示：一个有志于书写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作家，必须不断地开拓自己的写作路径，不断地发掘新的写作素材。

诚然，这是一项需要大量付出和投入的事业。当下的青年作家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革命年代，去亲历那些或激情燃烧，或血泪俱下的岁月，唯有向时间，向历史深挖，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鲁太光：我觉得青年作家要想创作优秀的红色题材文学作品，至少要解决三个层面上的问题。

首先是历史知识储备的问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年已经100年了，青年作家要想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就必须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好好学习、研究，解决知识障碍。值得补充的一点是，除了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整体历史进程外，对创作所涉及的革命老区的历史，即地方志资料，更要细致研究，因为“文学性”主要就蕴藏在这里边。

其次是感性材料储备的问题，即我们不仅要掌握历史知识，还要实地考察，要多走多看多想，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与自己考察时的见闻结合起来想，把历史与现实对照着思考，这样自己的认识会丰富、立体很多，一些灵感可能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迸发出来。

我自己去年考察长征，虽然也是走马观花，但收获却非常大，一路上感慨不已，感叹不已，真有“纸上得来终觉浅”之感。我们开着车，好吃好喝，一天也不过考察一两个点，可还是累得够呛，想想红军长征时，缺吃少穿的，却连续行军、战斗，闯出一条生路，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三，信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现在一些红色题材作品之所以不感人，或者说，达不到“经典”的程度，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只是把这个题材当作“故事”甚至“传奇”来讲，只在“技术”上处理这个问题，而非在情感、信仰层面上处理。可实际上，红色题材作品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是一个情感的故事、信仰的故事，离开了这一点，无异于南辕北辙，效果可想而知。我觉得，只有解决了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后，艺术上的问题才是需要琢磨的真问题。

禹茜茜：在今年4月的党员活动日，我和同事们一起去了位于安徽金寨的大别山红色电影展览馆，其中就介绍了军旅战争故事片《风雪大别山》幕后花絮。1958年安徽电影制片厂成立，有了电影厂，总得拍电影，拍什么呢？制片厂找到鲁彦周和陈登科两位作家来定提纲，1958年的炎夏，鲁彦周就开始到金寨一带采访，跑了南溪、汤汇、丁埠等地，他背个小包，腰包里装着介绍信、粮票，到处跑，后来陈登科、菡子等作家也来到金寨采访创作。冬天时，电影文学剧本《风雪大别山》完成，在1960年第一期《安徽文学》发表，生动地写出了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林、郑两家革命者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离死别、直到全国解放才得以相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个创作过程告诉我们，到红土地上亲身感受和采访，获得一手创作素材，只有置身其间，才能深刻领会红色精神，写好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在老区金寨，让我难忘的是2019年初春为创作关于金刚台妇女排的大别山红色作品，我们一行人爬到了海拔1584米的金刚台，感受妇女排躲入红军洞时被敌人围剿的经历。我们从清晨爬到晚上10点，异常崎岖难行的山路让有的人跌倒，有的人腿瘸着回来。难以想象的是，妇女排的战士们还要在如此艰苦险峻的环境中住山洞、吃树皮，嚼草根，穿密林，卧冰霜，坚持游击战，保卫红色根据地。在我爬到接近山顶时，由于海拔较高，山上的积雪还未完全融化，山坡又异常险峻，几乎是90度垂直的坡度，我在向上爬时，突然被雪滑得直接跪在山阶上，就是这一跪，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身后是女英烈为引开敌人牺牲跳崖的地方，身前是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的革命红旗，顿时创作的意念就迸发出来，脑海中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传承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把作品写好。

用难以预料的故事表达重大主题思想：真诚的、人性的人物

朝颜：作为一个出生在革命老区，成长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也许还将终老于此的作家，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是我无法绕开的宿命。苏区时期，我的祖父辈多人投身革命，其中不乏牺牲者；在瑞金市区的周边，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刻下红色历史的建筑：一苏大、二苏大、红井、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桥、中革军委、大柏地战斗遗址……我时常在父辈的口中听到祖父辈的故事，也时常出入于瑞金的红色历史建筑之间，提笔写作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的红色题材散文集《赣地风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即将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大篇幅书写苏区时期至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毛泽覃、杨厚珍等革命先辈的壮烈功绩，陈发姑、杨荣显等平民百姓为革命倾其所有的英勇事迹，一苏大、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桥等革命旧址背后的感人故事。

印象特别深的是对杨厚珍的书写，她是唯一一个小脚走完长征路的女性，革命生涯极其坎坷复杂。巧的是，她与我家有着亲缘关系，我得以采访到她的儿子儿媳，我还去探访了她的旧居，获得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同为女性，我被她一生的命运起伏深深打动，因此在写作时几乎一气呵成。我希望写出杨厚珍作为一个女人投身革命所经受的痛苦、牺牲和挣扎，以及不灭的希望。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真情实感、身体温度的女人，而不是被盲目拔高的刻板形象。这也是我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我笔下的人物，必须是真诚的，人性的，具备个体特征的。

禹茜茜：2021年是我在金寨县工作的第五个年头。与朝颜老师天然的红色文化浸润不同，我是因为热爱文艺创作，从我的出生地皖东来到皖西，跨越半个安徽省来到革命老区金寨的，老区的红色文化于我而言是一种关键性际遇，在最需要提升创作层次，积淀创作底蕴的年纪，它像一股红潮冲击到我的创作生涯中来。我特别感恩这段缘分和机遇。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到将军故里的革命老区，接触多样性的文化，多看世界，多体验生活，对于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我的骨血里也流淌着红色基因，爷爷是曾跟随罗炳辉将军战斗的红军。

近年在老区，到访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采访创作关于洪学智将军红色家书的文章《一代风范励后人》，刊于《中国青年作家报》整版，学习强国转载网络点击量逾十万。2021年4月，完成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石榴人》，入选安徽省六安市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培育工程。小说的主人公是石榴树和人类结合的奇特的水果超人。主题为红色文物保护、建党百年、非遗文化、抗击疫情、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主题，并非用现实朴素的事件来表达，而是用魔幻、奇幻等激发读者想象力的情节，大开脑洞，用难以预料的故事表达重大主题思想。来到金寨之后，陆续采访了五十多人，形成一手素材，十万余字报告文学，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积淀。

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如何常写常新：反映普通人的命运和追求

朝颜：文学创作总离不开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三个命题。我以为，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写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铭记历史，还在于真实记录宏大背景下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和追求。当然，其间还应有客观的反思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映照。人们对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事实上，从广义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巨的每一段历程，所有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强烈鼓舞作用的事件和人物，都可以纳入其中。除了那些即将被掩埋的，消逝的题材，我们还应把目光投向当下的重大事件题材中去，方能做到常写常新。

无论写什么，无论体裁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还是报告文学，我认为首要的仍是作品的文学性。唯有文学的表现，方能呈现它高于生活的价值。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生命的，有呼吸的，能引发读者共情的。当下的读者，已经具备了多元的判断价值，他们不再认可那种夸大的、失真的、单一的、扁平的英雄形象，他们需要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获得更加贴近现实的激励和示范。我们要进行的，是立足于时空意义框架上的文学创作。我们所塑造的形象，首先是个体的人，然后才是英雄，如此，方能直抵人心，释放启发当代社会的力量。

鲁太光：我觉得我们对“新”的理解应该拓展一下。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念中，“新”往往被局限在“怎么写”的层面上讨论，实际上，“新”也是个题材问题。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中国革命，始终是一种“先锋”叙事，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今天，依然如是。所以，提到红色题材文学作品，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先锋”意识，即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一个需要回望的故事，而且还是一种未来叙事，是一种能够打开未来的叙事。有了这样的意识之后，我们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或许才会有新灵感、新意识。此外，就写作方法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现实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客观地看，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很是边缘，许多作家、艺术家认为现实主义是过时的艺术方法。

其实，没有过时的艺术方法，只有无能的艺术家。我觉得，对于红色题材作品来说，现实主义可能是一种合适的方法。只要我们能够尊重“细节真实”，把红色岁月的“典型环境”再现出来，塑造出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就能使历史意识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进而打动人、感染人。

禹茜茜：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有属于自身所擅长的风格，或正在形成风格，挑战自我，敢于尝新，或许能让作品焕发新的光彩，文学创作跟法律条规的制定应是相反的，同艺术相像，要时常不按常理出牌，以跳跃性思维，逆向思维去独树一帜。被记住，是很重要的事，法律法规我们因为熟悉，因为时常运用，而能够牢牢记住，而文学作品被记住，往往是一次性的，它不会灌输到你的脑中，成为一种知识，一种应试，它是用强大的思想感情冲击力，多维度被大脑接受和影响人生的，每个字都是一枚盛开鲜花的子弹，猝不及防击中你，穿透你的骨血，用清香裹挟你的气息，读了一遍，一生就念念不忘。

我个人觉得，红色题材文学作品，首先要将红色精神做深入的理解，提炼和酿造新的思想纯度，抱着推翻常理的观念去写作，勤于换血，多阅读红色书籍及多门类书籍，用脚步丈量文学的天地，去沉淀，去大胆突破。立住作品，就要在积淀的襁褓中，做好创作的准备工作，将作品思想性、教育性、启发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发明新的创作方式方法，先创后作，出手即撼动一整片文学森林。（责任编辑：周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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