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孩子能走开吗？太平军中的儿童生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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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接上文：战争中的孩子能走开吗？太平军中的儿童生活（上）

　　尽管太平军中严令禁止掠夺裹挟儿童，但在清方文人的笔记中，此类行为却屡见不鲜：“幼者多掳为子。”（佚名《金陵被难记》）“贼掳其子以去，年方十一龄，妇（秀水朱成章妻沈氏）呼天大恸，曰：‘我奉姑守礼，而天夺我嗣，天乎？命乎？我生何为？’遂投香海寺西偏龙潭以死，年四十五。”（沈梓《避寇日记》）“男馆也搜，女馆也搜，斗见幼少撑双眸，父母长跪求，儿哭声啾啾，长发鬇鬇夺之去，短刀压背绳牵头。”（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

　　亦有部分抗拒无力，迫于形势的家长则会将孩子主动献出。据（被太平军裹挟的）南京文人李圭在其《思痛记》中回忆到：一个左腿折断之人“声极哀楚”地对一乔姓太平军头目说：“我止有此子，十三岁，世道若此，总难存活，知乔大人待人极好，送来服侍大人。”不过李圭分析老人献子绝非自愿，而是：“此老盖逆料其子，断不能留，不如出而献之，较胜于捉去，得以不死，或冀他日逃归耳。”

　　李圭（1842年－1903年），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中国近代邮政倡导者之一

　　太平军在占领区掳掠幼童的行为，给民间带来了一片紧张恐慌。在太平军沿江东下，剑指南京时，江南民间就盛传：“在数难逃，三口并一脚，家家户户见底高，童子童孙，在数难逃，在数难逃。”

　　这其中尽管夹杂着清方文人的的恶意诋毁，但太平军中存在的大量幼童仍旧为清军提供了抹黑口实，影响到太平天国争取民心的政治宣传工作。

　　这些被掳入营中的孩童，无不“非常惊恐，如醉如痴”，“茫然不知悲戚”。虽然“皆不免以俳优畜之”（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但待遇上还是有明显的分别。

　　涤浮道人所著《金陵杂记》中记载：“缘自洪逆以至伪旅帅，皆有幼童打扇，又自伪丞相以至伪卒长圣兵，凡粤楚真贼，均准掳带幼童以为义子义弟，总名为带娃崽。贼将娃崽眉目清秀者即为义子义弟为打扇，其次为之拉马执刑杖引导，再次即为其打伪执事。粗拙者即为之牧马。”

　　苏州文人潘钟瑞在《苏台麋鹿记》亦称在天国后期：“（太平军）喜掳幼孩...其中为分等级：文秀者教以读书写字，视如己子，此等甚少；其次则为执役如奚童；又其次则为牧马如厮养。待其发渐长，年渐长，然后选人兵队，逐次进阶，亦复领众掳掠，最为凶恶。”

　　那些俊俏貌美即所谓“文秀者”、“有体面者”、“幼而美者”统统被军中老兄弟（以发长五六寸为准，即前额蓄发长度至15公分，按照生长周期推算约一年半以上实为其投身“革命”的时长。）收为义子义弟（曰“带娃崽”）。

　　香港TVB版《太平天国》中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之影视形象

　　毕竟在当时男女分营的制度下，与妻子分离，终日过着刀头舔血的军旅生活，战斗之余不免怀念起旧日的家庭温馨。在此情此景的触动驱使之下，收养义子义弟便不失为排解思念的良药。

　　这些被收养的孩童自然是恩宠有加，且享有种种特权。如在文化教育上：“教以读书写字”，“令通文理者教习读该逆所撰妖书”；物质生活上：“华服美食互置其前”，“然见手镯···新掳孩子亦宠···”；人身行动上：“管城门者知系大人的公子，有事出城，不敢盘诘···”

　　正是因为上述环境待遇的优渥，反倒使一些叛逆的孩童“乐不思蜀”、“认贼作父”起来。《贼情汇纂》里就记录了一位熊孩子洋洋得意、引以为傲的自白：“我父母打骂我，教我读书，回家何为？此中甚乐，我父是检点，比学院大多矣。”以上种种，颇令人啼笑皆非。

　　《贼情汇纂》：潜伏天京的清军间谍张德坚所著之情报类资料

　　介绍被收为养子的秀美孩童，剩下那些粗笨丑陋的，就只能“饥进饭，渴奉水，热挥扇，寒熏被，昼随马后夜床第，饱食暖衣恣游戏，市井恶少渐欢喜，乃祖乃父二百年，快活世界无此比。可怜良家子，含垢复忍耻，既不欲生，又不能死，间日省亲难仰视。”（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

　　这些从事杂役或者承担军事任务的幼童，被统称为“老弟”。较之官爷们的“公子”，他们不仅有时受到“鞭打酷虐”，更有甚者还会遭“诬以重罪杀之”。

　　“老弟”的主要职责多为服侍大人的饮食起居。一种是自己的“养父”，另一种是“先生”——即太平军对知识分子的尊称。（在唐浩明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还编排了曾国藩回湖南奔丧途中被太平军掳去当了一天抄写告示的先生的小插曲。）

　　唐浩明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资质的孩童，就负责养马。根据担任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官的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中所见：“有一骑士...马后有两小童追随，其一人一手提着一枝生锈的洋枪，一手牵着马尾，其他一童则高举一枝大旗...那两个跟随的小奴才是他出征时所掳得的，再也不能看见其家庭或父母了。他们叫他‘大人’，到处跟随着。”

　　这类孩童充作大人的“警卫”而“执刀傍侍”，日后经过战火的洗礼，养成勇猛善战的性格，势必成为太平军的未来兵源之一。

　　讲述太平天国运到时期上海“小刀会”孩儿兵利用卖西瓜与清军斗争的小人书《西瓜炮》

　　太平军在占领南京初期，执行的是“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的管理方针。“男女别营”导致即便夫妻亦无从见面，在这种浓郁的“禁欲主义”氛围下，难免会发展出同性之间的“超友谊关系”。在清军江南大营担任文书的马寿龄以“狎娈童”诗介绍到：

　　人心不同各如面，水炮不如铜鼓便。

　　招邀激荡两雄俱，玉貌朱唇大线辫。

　　噫嘻！老兄弟带娃崽，甘言诱之娃崽悔。

　　少年莫逞好颜色，城外兵如城里贼。

　　彼时的军队中多有不少黑话暗语，清军太平军两边都能通用，如诗中所谓的“水炮”即“打水泡”，指奸淫妇女；而“打铜鼓”实则为“打童股”，即鸡奸男童（诗中言下之意，军中女子不好找，男童倒是“近水楼台”）。前文中引用过的“带娃崽”一诗中，“昼随马后夜床笫”之句亦能反映军中孩童白天随大人跑腿，晚上还要为养父“侍寝”的现象。

　　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就有相关情节暗示

　　负责杂役之孩童逃不出老兄弟的魔掌，被收养的孩子亦在劫难逃。1860年被裹挟入太平军的一名文人就被一金姓裁缝告知：“称呼江北老长毛，当以大人呼之，童子虽系江南人，贼掳为己子，名为父子，其实是龙阳君，当以公子呼之。”

　　这些“公子”自入营伊始，就被“扎绣花红巾，月青绉长衣，天青大呢珍珠毛短褂，红绉套”一身女子装扮，举止投足亦模仿女性。其真实目的便是在夜间“侍奉”养父。

　　李圭介绍了一名驻扎在江苏溧阳的郦姓太平军头目之养子：“（桂芳）江右人，貌韵秀，通文墨，年十六。为郦掳充公子，今八年矣”，桂芳“喜作韵语，缠绵悱恻，颇如其名”——十六岁的男儿郎活生生被养成了一个伪娘。

　　当然，不光异性碰不得，同性恋也是军中所禁。太平军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斩。”（张德坚《贼情汇纂》）

　　涤浮道人所著《金陵杂记》中还记载了执行情况：“去春（咸丰三年春/1853年），群贼中多有犯鸡奸者，遂将该童毒打，必致人诬而后已。从此即未闻有鸡奸之事矣。”

　　《贼情汇纂》则云：“奸淫之禁，贼令甚严...然男子强奸和奸之案则无从犯者，盖贼多无赖恶少，此风最甚，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虽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静，其谁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护耶？”

　　由此可知同性鸡奸的案列在太平军中司空见惯，已是公开的秘密。所谓查处工作也不过流于表面，变成走走过场罢了。而相比成人，儿童更易于控制，因此在严酷的刑罚下，老兵们仍然抵不住肉欲的诱惑便向儿童伸出了黑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龙阳之癖自明代中后期就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流行开来，晚明的江南社会上便有大量的“契父”、“契兄弟”。因此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事实上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清军，都存在以收养幼童而行奸亵之事的现象。

　　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军中儿童的比例明显提高，成为了太平军中颇为惹眼的一道风景线，甚至成功吸引了到“外国友人”的目光。如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1862年写给英国议会的报告中称：“众多的男孩也是叛军成员中一个不同的特征”；富礼赐在苏州所见亦是如此：“太平天国运到的特征之一就是军队中人数极多的少年。”

　　哈里·斯密·巴夏礼爵士（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十九世纪英国外交家，与中国渊源颇深

　　究其上述变化的原因，大抵有以下两点。其一便是“天京事变”后，天国内山头主义与腐败作风的加剧。

　　洪秀全在剪除杨秀清、韦昌辉，逼走石达开后，为了缓和日益严峻的军事危机而对地方统帅（如陈玉成、李秀成等）形成的山头主义无奈地加以默认。但为了分化这些势力，他又下了一招臭棋，即大肆封爵，其结果便是导致了天国的愈加分裂与混乱。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东北街，毗邻拙政园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王府

　　在军纪日益败坏的情况下，迅速壮大自己的队伍就是天国后期各将领们加官进爵的有力支持与必要保障。据巴夏礼的观察：“他们的官员或首领的升迁好像取决于各自奴仆或侍从的人数，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和业绩。”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促使那些新晋上位的天国诸将纷纷大讲牌面，而彰显他们身份之一的重要标志便是随侍幼童的多寡。因此天国后期对民间儿童征招之风愈演愈烈，结果“贼有伪职者，皆有小童。”

　　如在浙江吴兴南浔镇，驻守此地的一名太平军头目收了一个养子，于是“各丝行皆送贺礼，占逆发请帖款客，年轻胆壮者竞尔赴宴”。那些被收养的孩童们在如此攀比的风气下，亦变得“倚势横恣，无所不为。”

　　伴随着这种趋势，军中生活的腐化更是显而易见。文人李光霁在其《结余杂识》中介绍了一位曹姓太平军头目的生活：“曹每饮必命小僮六七人以笙笛侑酒，继以喇叭钲鼓，繁声聒耳，贼顾而乐之。”

　　由陈可辛执导，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电影《投名状》（苏州黄姓守将身后二人正在唱戏）

　　本是太平天国禁止演戏的法令，此时已形同虚设。天国后期，将领们公开寻欢作乐，蔚然成风。太平天国法度废弛、领导层控制力弱化，这又与太平军中肆意蔓延的“带娃崽”之风互成因果。

　　另一个导致太平军中孩童激增的原因就是：长年征战对士兵的消耗及控制地区的不断变更使得太平军无法获得稳定的兵源，军中幼童作为后备兵源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在浙江余姚的太平军有三分之二为新征（裹）召（挟）的村民，他们未经训练、满腹疑惧、战斗力低下。能真正称得上士兵的则“不过是14岁或16岁的男孩子”，他们构成了天国后期某些部队的核心。不仅余姚如此，附近的宁波亦然：“（孩童们）抵挡得住那些...进攻宁波的清妖。”可以说天国后期军中幼童的增多反映出太平军战场处境的日趋恶化。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因山头主义盛行，将士们谋取私利、部队军纪腐败、士兵来源匮乏，征招民间孩童入营却蔚然成风。此举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痛苦，恶化了天国的军民关系，也对军队内部的团结产生了不良影响。

　　错误的政策严重孤立了天国政权，将群众推向了对立面，从而失去了最广泛的基础支持，这成为了太平天国迅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资料来源：侯竹青、陈志刚《军中幼童：对太平军战争史的另外一种解读》

夏春涛《太平军中的婚姻关系与两性关系探析》

徐伟民《太平天国“童子军”考》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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