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与象在当今人们的印象中只常见于非洲大陆，而不知它们实际上长期存在于华夏大地。就是诗经中也有其隐隐绰绰的身影。
诗经中虽然动物出没甚多，但犀与象的正面形象却几乎没有。提到犀和象都不多。如提到犀时仅有曾被孔夫子困于陈蔡时引用过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我不是犀牛老虎，为什么却在旷野游荡（《何草不黄》）和“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桑扈》），“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卷耳》）等数处，犀牛更多是以其角做的酒杯间接出现在诗经中；提到象时仅有“象之揥也”（《鄘风·君子偕老》），“佩其象揥”（《魏风·葛履》），“四牡翼翼，象弭鱼服”，“虽则佩觿，能不我知”（《芃兰》）等屈指可数的表述。这里“象揥”，“觿”是穿戴在身的以象齿象骨做成的装饰品，“象弭”是象骨装饰的弓箭。表明此时黄河流域一带或其周边（更可能是周边方国）可能有象，但因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表明至少在该区域犀象已为稀有物种。而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武丁时代（公元前1365年—公元前1324年）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这个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说明华夏文明的早期，象（也包括犀牛）曾经在中原大地上步履从容地来去过。其消失的原因，或许是随着华夏文明在这一带兴起，开发较早，植被被破坏，生态变得不适宜其生存，而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
这在其他古籍上也可间接证之。《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其兽山多犀象”，《国语·楚语上》说：“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华阳国志·蜀志》：“其宝则有……犛、犀、象……之饶”。这表明在中原大地犀象等物早已消亡的时候，巴蜀大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曾经是犀象等大型哺乳动物潇洒来去的天堂和乐园。
诗经之后，我们在黄河流域已难见犀象踪影。而后来即使在富有犀象的巴蜀之地也没有了它们的身影。据蒋蓝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大约在西汉广开西南夷之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因为蜀人对象的感情深厚，在其走出、远离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视野之后，蜀人十分怀念怅惘，甚至产生了一个新词：想象。蒋蓝先生甚至饶有兴味地考证：繁体字的“为”即“爲”就是取的象之形，他认为其左边那一撇是人在驱象（见其《蜀地笔记·想象之象：古蜀大象踪迹》）。不过我认为这一撇或许是直接象形即“取象”象鼻子。他并引用罗振玉《殷墟考释》的考据成果，即“爲”“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在服牛乘马之前”。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数十甚至数百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刀砍斧斫之声像潮水一样漫涌而来，一片一片挤占掉大象们的家园，它们忧郁地、依恋地、无奈地仰天长嗥着一步一步迁出了它们的家园，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而蜀人在多年之后，突然醒悟过来，发现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一群可以触摸亲近的生命之友。于是他们摇头，叹息，后悔，怅惘，怀想……毫无疑问，这种“想象”是苦涩的，是惆怅的，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其实这种“想象”又何尝不是对远去了的故园、永远消失了的故园的怀想。
2013年初，成都天府广场附近四川大剧院工地挖出一只犀牛状石兽，长3米有余，重8吨。据研究，此即《蜀王本纪》所载之李冰所作石犀（“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这也从实物证明，先秦时代犀牛在蜀地是一客观存在。
在三星堆、金沙以及殷墟等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象牙和以象牙制成的物件（或许还有犀牛角骨制品），证明古蜀甚至古代中原地区确为大象（犀牛）乐园。其实，这些遗址也是大象（犀牛）的墓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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