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中央是如何控制地方军政的？

你印象中的魏晋南北朝是怎样的？是风流潇洒的名士，是因战争迁徙的百姓，是层出不穷的战争，是尔虞我诈的朝堂，还是……是不是突然发现对于南北朝的地方军政事物，我们脑中只有一团混乱缥缈的云雾？

一、 地方行政军事化的紊乱

秦汉时，国家推行了郡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明确的行政区划划定，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行政机构，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力控制。但东汉末年，各地起义频发，割据势力接替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原本的地方军政由此陷入混乱。

在这突如其来的混乱之后，是魏蜀吴三国的持续对峙，是魏晋南北朝一开始就用了近四百年才停下的持续动荡。因而魏晋南北朝时的地方管理，其背景可谓是：“地方行政区划相当紊乱，州郡滥置，十羊九牧，地方监察体系早已破败。”

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魏晋和南北朝政府纷纷展开了“虚张声势”的管理策略：尽量多地划分地方行政机构。甚至一个村子都是一个郡县或一个州。因而其地方管理的混乱可想而知。可“地方”毕竟是政权的基础，地方上可以混乱“一时”但不能混乱“一世”。所以常陷于战争的魏晋南北朝政权干脆做起了自己擅长的事：用军事化的手段控制地方，即地方行政建制军事化。

二、 地方军政的制度与权利

魏晋南北朝的这种地方行政建制军事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地方军府或行台。他们就像是“军队+政府”，在地方都督等长官的领导下统揽着地方的军事和行政。

都督这个角色在当时其实已半新不旧。汉末建安时期，割据势力中纷纷出现临时的“持节都军事”者，这便是都督的前身。后来这一职务逐渐成熟，成为固定的军事统帅，统领某一州或数州的军事。而因为实权极大，他们在地方也就逐渐“外领兵马，内亲民事”，有了凌驾于地方政府的苗头。

西晋的建立者司马氏也是从都督起家的。取代曹魏后，被封王的司马宗室多有被任命为都督者。而正是因为作为都督统领了一方军政，西晋在中央乏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八王之乱”。可惜在西晋覆灭后，都督制非但没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还变本加厉地成为割裂国家的祸患。直到南北朝时期，都督尾大不掉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但都督气焰的收敛并不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建制军事化的终结。在北朝，行台取代了都督统领的军府，成为了新的将地方军政“一锅端”的机构。

行台，即行尚书台，本是由随皇帝移动的尚书台的核心官员临时构成的机构。但在北朝，尚书省的派出机构成为常设性的地方最高军政机构，行台制便逐渐成为地方行政建制军事化的新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行台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理说应该比都督和军府更受中央限制。但因尚书省事无不总，行台对地方的控制力还要甚于军府。这便给了尔朱荣叔侄和高欢父子这类人积蓄实力进而割据的机会。是故行台一旦落入野心家手中，它对国家稳定的破坏也更甚于军府。

三、 地方军政不稳定的重重因素

前文提到，都督和控制行台的野心家对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有学者统计，在魏晋和宋齐梁陈七个政权中，都督以及刺史、太守等地方军政要员共叛乱144次，平均一个时代发生近二十一次由地方军政要员发起的叛乱。南朝历史170年，几乎每两年就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暴乱。

面对如此频繁的叛乱，各大政权为何还要反复设立军府和行台，而不裁撤它们并好好管理地方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叛乱者往往也曾是政权的重要维护者：西晋“八王之乱”的参与者曾是勤王的要臣；东晋王敦曾是琅琊王司马睿成功称帝的重要支持者，后也成为了乱臣贼子；刘宋臧质曾立下平叛和北伐之功，后自己也发动了叛乱……

而对曾被中央寄予厚望的军府、行台长官们来说，谋逆虽是自己的野心，但若不是中央的政策留下了太多空子，他们也不会将野心变成现实。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是重中之重。而在有军府或行台的地方，中央要获得财政收入都要依靠军府或行台这一环。这就使得野心家能就此积累大量军资，并在发动叛乱后直接切断中央在这一地区的财政收入。《晋书》中“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的记载就是对这一漏洞所带来的危害的典型记录。

而在征兵和调兵制度方面，这些举动本需要朝廷的特别许可，地方官员需要相应的凭证。但在魏晋南北朝，由于常见战乱，国家将相关程序极度简化，以至于野心家可以趁乱利用本属于中央的军事资源。

有句玩笑话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魏晋南北朝频发的地方军政要员叛乱无疑就有很大的“赌”的成分：中央“赌”这些人会老老实实地为己所用，而野心家们“赌”自己能抓住漏洞杀中央一个措手不及。但博来博去，尽管地方军政有人管，百姓们却还是要面对“两年一次”的动乱。“一锅端”端成这样，无疑是一种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