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我读刘庆邦《堂叔堂》

【郭进拴原创】我读刘庆邦《堂叔堂》

刘庆邦，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十部，译成外文作品集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七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 《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家长》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堂叔堂》，共十二个篇章:
第一章叶落桃园1

第二章情与理31

第三章托媒69

第四章到外面去睡95

第五章大力士119

第六章不再喊他老师145

第七章大哭而去171

第八章适者201

第九章生气235

第十章又见大烟267

第十一章小聪明373

第十二章各有所好393
《堂叔堂》讲述了作家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归国寻根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讷于言敏于行的故事。通过生动描摹十几位堂叔的群像，展现了我国中原地区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人性脉络，以及命运嬗变中不变的民风和人情之美。
刘庆邦坦言，一个作者写一本书会有很多的想法，首先他谈到了历史与人的关系，“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每个人也都是历史的载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人，如果没有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这个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谁来承载历史呢？是生动的人，活泼的人。所以我们写历史，就必须要写人。我有一百多个堂叔，我们那个村叫刘楼村，一百多个堂叔都写也不可能，太多太长了，我就挑典型的、有趣的，通过他们来展现历史的风貌。”另外，刘庆邦认为《堂叔堂》是他最为“贴着人物写”的一部小说，“贴着人物写是我从林斤澜老师那里听说的，他说他们跟汪曾祺一块儿拜访沈从文，请教小说怎么写。沈从文跟他们说，贴着人物写。也许我以前的小说没有做到贴着人物写，《堂叔堂》是真正做到了贴着人物写。因为这个是从人物出发的，从每一个堂叔出发的，写的时候我必须贴着他们的心理。这个‘贴’字很讲究，它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的尊重，有主动性，但是他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说随心所欲改变他，你必须首先尊重贴近他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写好他。所以说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真正做到了贴着人物写。”
在《堂叔堂》中，刘庆邦通过生动描摹十几位堂叔的群像，勾勒出人与土地、人与权力、人与时代的关系，展现了我国中原地区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人性脉络，以及命运嬗变中不变的民风和人情之美。

“著文白浅显，行事常平衡。”作家梁晓声称赞自己的老朋友刘庆邦在做文和做人两方面都能做到通达平衡，让人敬佩。梁晓声说，刘庆邦文字属于朴素的一种，但是有美感。他认为，刘庆邦的新书《堂叔堂》贴着人物写，把人物写得非常精彩，可以作为教材范本的读物。

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刘庆邦没有从家族小说的模式去处理创作资源，而是把每一个人看成是历史的细节、历史的载体，通过对堂叔的书写来展现人创造历史，同时历史也在塑造人物。“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独创的，他在家族小说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处理家族资源的方式。”

该书责任编辑韩晓征更关注书中的女性人物，“他在创作中融入的女性主义视角是很温和、很宽厚的，同时对于两性间的不公平有相当深刻的洞察。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它带给我们的哲学意义是非常丰富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每个人也都是历史的载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人，如果没有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这个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刘庆邦认为，《堂叔堂》是他最为“贴着人物写”的一部小说。有时候读当代人的作品，会有这样的感觉，某一类写作者，对于生命有种宿命的感觉，写起人物时多神秘之笔。这在过去的许多年是被推崇的。但是像汪曾祺、孙犁这种人，不太喜欢玄奥的渲染，故意稀释了背景的浓度，一切都在宁静里铺展着，人间的烟火气里透出诗意的气息。比如像汪曾祺的文章，常常觉得他对于残酷元素的过滤，剩下的，多是温馨的东西。京派作家的词语里，是有点淡烟疏月的意味的。

我过去总觉得刘庆邦的作品是受到汪曾祺、孙犁的影响的。但自从看了《神木》，看法就有些不同了，觉得他更接近冷意写作的路径，在什么地方让人想起契诃夫、鲁迅的传统。在精神深处，有非乌托邦的深思。尤其像《遍地月光》《黄泥地》，拷问的冷语暗藏，让我们的读者脊背发凉。

这篇《叶落桃园》，有刘庆邦一贯的韵律，故土的温情和聚散的悲欢，弹奏着一曲温婉的歌谣。但那里冷热是平衡的，没有一味滑入凄寂之域，乃对于命运多维的凝视。刘庆邦所写的家族故事，带出现代史里的悲苦一幕，乡里的旧迹也有民族的悲欢的折射，恰扯出知识人眼里消失不掉的痛感，点点滴滴之间，怅然之音缭绕，看得出作者的某种心思。

我们的作者对于存在的荒诞和不可思议性的理解，在人物的轨迹和性格里都有交代。一切都在不动声色里流动着，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却指示了一个精神光点，那就是阴晴转换，风雨之迹，剩下的还是人间的爱意最好。三叔离开故土后的诸种磨难，并未失去乡里人本然的美德，而在海峡两岸间，个体的痛感也被一种家国之情放大了。

短短的篇幅里，现代史里的苦乐那么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大陆与台湾，因了战乱的原因，催生出无数悲剧的故事。刘庆邦笔下的人物，用特定的概念是不好解析的，有许多相克的因素弥散在空间。作品在大的格局里写的是时代之变：制度之变、景观之变、贫富之变。而在细小的地方，却让我们感受到变中的不变：乡下伦理、村民性格，山里民风，都有古老的幽魂的纠缠。作者点画这些氛围的时候，有种悖论的因素。这种笔触流出混沌里的苍凉，在命运的天地里，人间长恒的那种东西，还是让我们留恋的吧。
在《堂叔堂》里，除了一位因为尚在人世，刘庆邦用了化名外，其他十三位他都是用的本名。以刘庆邦自己的说法，这样也就强调了纪实性。但他不认为这部作品可以被称为虚构作品或者纪实文学作品。究其因在于以他的理解，再实的东西，一旦被写成小说，它就变成虚的了，就不可能完全是纪实的了。

这看似不言自明的道理，刘庆邦却说得特别实在。他说，作家写作都要经历回忆的过程，他们的写作素材就是从记忆中来的，而记忆都是有选择，有选择了以后，就不完全是现实版照相了，肯定包含了虚的，或者说主观的东西在里头。再则，在刘庆邦看来，小说肯定是要表达情感的，情感是抓不住、摸不着的，是不免有些情绪化的，就是虚的。“何况文字也是虚的。文字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汉字，单个看是实体，但语言一旦变成了文字，它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了，一旦符号化，它就抽象化，一旦抽象化，它就成了虚的东西。”

刘庆邦可谓把他的虚实之道推向了极致，他像是要表明一切皆虚，也似乎是因此，具体到写作本身，他更是强调要往实里写。所谓实，在他这里主要指的细节。他这样阐释历史与人的关系：“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人，如果没有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这个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所以说作为作者，我们的写作肯定离不开历史，因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你要是看到历史了，你就必须看到细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