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扎根在海丰农村

我扎根在海丰农村

陈海燕（陈牡丹）

　　1966年我在潮安一中初中毕业，但却没能领到毕业证书，也没能继续升学，而是被卷入文化大革命，整整折腾了二年多的时间。1968年10月，我和另外几十位同学在学校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报名到潮安县红山国营果林场务农。当时，学校“老三届”相当多的同学，也陆续报名上山下乡赴“顶湖山”“四望坪”等农场，或赴潮安县各公社农村插队，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对于其他知青点，红山果林场各方面的条件相对比较好。但是，我对自己以后的前途却心里迷茫，充滿未知数。1971年，有一件事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一、转点赴海丰插队

　　1971年春天，由潮安县政府统调、发起了一场潮安县和海丰县挂钩的移民运动，理由是潮安县人多地少，海丰县是人少地多，且耕作技术比较落后，移民去海丰是双赢互补的好事。为了鼓励大家移民去海丰，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海丰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同时开出了各种优惠条件，比如减免移民户欠生产队的超支款，补助安家费，送礼物等等。我父亲早逝，母亲拼死拼活出工干活，但一个妇女带着4个未成年的子女，生活艰难，欠着生产队800元超支款。若全家移民去海丰，超支款就可以不用还。这对我这个不幸的家庭是个诱惑。母亲决定带弟妹报名移民，我是长女，我的曾经，我又怎能独善其身……

　　1963年，我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潮安县第一中学，即现在的金山中学。当时，父亲有病在身，四个弟妹都还小，家里生活困难经济捉襟见肘，是否让我继续上中学读书，父母亲左右为难。对于家庭的困难，我心知肚明。可是，当时我家所在的铁铺公社，也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个男同学小学毕业考上潮安一中，可以算是方圆百里挑一了，左邻右舍都很羡慕。面对已考上了粤东名校，放弃上学未免太可惜。或许觉得让儿女多读点书，将来儿女有机会找一份好的工作，挣一份好的薪金，更能改变儿女和家庭的命运。于是，在我的恳切请求下，父母亲勉强同意我继续读书了。

　　学校离家较远必须在校寄宿。我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从学校步行十几公里的路程回家，第二天下午再从家里带点粮食回学校，以解决一个星期的寄宿生活所需。我没觉得这样会辛苦。我是贫困生，在潮安一中读书不仅学费全免，而且从初一级开始还能领取到每月五块钱的助学金，这让我衷心感谢党和人民政府，也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我没有娇生惯养的习惯。在学校寄宿没钱买菜的时候，吃蒸饭就点酱油也会觉得很香。担心吃不饱，米太少就加点地瓜，再多加点水裹腹，天天咸菜、萝卜干。这样艰苦的中学生活对我是一种锻炼，对我来说，能读中学已经很幸福了。积极向上的心态让我在学校这个大集体中如鱼得水。

　　一九六四年，我们班女同学合影。左起，后排：苏雪茹，赖乙湘，李燕缄，肖淑辉，陈瑞珍，廖淑霞；中排：邵玉英，陈牡丹，張湘菲，邱楚音；前排：陈若泓，郑雪金，陈澍英。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我是贫农家庭出身，又加上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学校的班里的各项活动都积极参加，自然得到了老师和同学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读初二的第一学期，我便光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担任学校初中二年级的级团支部书记。这是学校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肯定和鼓励。

　　正当我勤奋学习踌躇满志的时候，却传来父亲辞世的噩耗。父亲一直在生病，经常咳嗽，是慢性气管炎，可那个时候三餐温饱都没保障，哪有钱治病？生活的压力以及病痛的折磨，使得父亲的脸上从未出现过笑容。那年父亲才49岁。

　　这是个不幸的家庭。母亲忍受着失去丈夫的痛苦，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奶奶艰难度日。按理说，我作为家里的长女，没有理由再继续读书，应该辍学回家帮母亲一把。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执意坚持继续上学，心里盘算着，再过一年就初中毕业了，屇时考中专，再读两年中专分配工作，有了可观的工资收入，就能更好地帮助家里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若现在辍学，那将是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我心中的如意算盘无奈遭遇“文革”，不仅前功尽弃理想泡汤，还增加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家里欠生产队的超支款多达800元，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我在红山农场务农，每月的工资也就是可怜巴巴的10来块钱，想方设法节衣缩食能拿出来资助家里的，也只是少得可怜的杯水车薪。

　　我觉得，家里的这笔超支款与我有关。当年，为了自己的前途，我对家里的困境不管不顾，坚持着一定要完成学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决定让我至今仍深感对母亲、对弟妹的愧疚，深感自己对家里负有一副沉甸甸的责任。家里决定移民海丰，尽管我有预感，海丰农村的生活环境肯定比红山国营农场差，但我仍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决定离开红山国营农場，转点跟移民的母亲、弟妹，踏上赴海丰农村插队种田之路。

　　当年的4月1日，在公社干部的安排下，接送移民赴海丰的村民的汽车开进村里，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我们一家大小坐上了开往海丰县向阳公社石头村的大汽车。当时，移民赴海丰一起走的，还有铁铺公社的几十户家庭。

那年代没有水泥公路，更谈不上有高铁，200多公里的车程，汽车在泥土沙面公路上颠颠簸簸的，从早到晩开了一天，至傍晚时分终于到达目的地。当地干部群众在村口欢迎我们的到来，帮助我们搬运随车带来的棉被铺盖、桌椅等家居物件。我们被安排到第一生产队，队长是位六十多岁的老贫农，叫曾广爱，副队长叫曾宝寿。这是一个曾姓村落，全村有几百户人家。在队长的指引下，我们住进一个逃港户的空房子。

二、坦然生活的窘迫

　　初来乍到，一切是那么陌生。海丰话与潮州话不一样，刚来时听不懂当地人在说什么；当地的生活习惯与潮州也有很大的差别。而且，石头村地处海旁、滩涂堆积，涨潮时海水倒灌，成片的盐碱地种不了农作物了。适应种植的，大多种上了番薯，适宜种水稻的田地很少，耕种技术落后。社员们三餐离不开吃番薯，用咸菜和萝卜干当菜，家中男人们会到海边捕捞些鱼虾改善生活。

　　由于经济落后，教育条件差，村子里没读过书、不识字的人很多。环境卫生也很差，没圈养的猪到处跑，小孩随地大小便，走路稍微不小心就会踩到人畜的粪便。这些，让移民到来的我们大失所望！

　　不过，移民是大家自愿的，既来之则安之，入乡随俗，也只能慢慢适应！安顿好家后，我和弟弟便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弟弟年纪小本该上中学读书，可因父亲早逝，小小年纪就涉足社会，耕田种地。大妹双喜有幸转学到当地中学继续读书，两个小妹妹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正准备着上学。妈妈在家料理家务。

　　我有干农活基础，不管做什么都能得心应手，而且出工干活更是尽心尽力，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我心里想着，我是潮州来的知识青年，更是光荣的共青团员，决不能让人看扁！队长让我当记工员，我不负众望，认真负责，每天晚上记录生产队每个社员的工分数，月底累计。那年代，社员干活记工分，生产队按年终实际收入计算工值（即每个工分多少钱），按劳分配，主要是分些地瓜、稻谷和杂粮。

　　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对我们一家关照有加。在石头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把团籍从潮安县红山农场转到海丰县石望大队团支部，积极参加当地团支部的活动。在大队妇女主任曾秀碧和团支部倡导下，我和村里的一帮女青年成立了《铁姑娘战斗队》，集体住到大队部，也就是村里的大祠堂里。此后，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唱革命歌曲，并利用工余时间开垦荒搞试验田。年轻的共青团员一个个意气风发，不怕苦不怕累。有时，夜晚还提着大煤油汽灯，扛着锄头到边远荒芜的田地里去翻地复耕插秧。《铁姑娘战斗队》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妇联的表扬。

　　向阳公社石头村《铁姑娘战斗队》在试验田里插秧。照片拍摄于1973年。

　　因为我在村子里算是有点文化，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性格也比较开朗，渐渐地村里干部、社员，还有公社的干部都知道有个潮州来的女青年叫陈海燕。这是我到海丰后的新名字，因为觉得原来的名字有点俗气，在文革时自己就改了，只是在潮州叫惯了，改不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也已经二十六岁，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经公社妇联主任陈秀茹介绍，我和邻村的一男青年结婚。丈夫是公社的集体工，在公社广播站上班，月工资三十元。那时候，全公社十几个村，村村通广播，为保证社员们能听到时事资讯和通告，他每天都要踩着单车下乡查线，维修线路。以前没有无线话筒等会议设备，每逢公社召开群众大会，他必须及时安排好会场的扩音器，供相关领导在会议上讲话时用。这些，就是他当时的具体工作。没有固定的节假日，有空才能回家，挺辛苦的。

　　丈夫是家中独子，家有双亲，下有一个妹妹未出嫁。婚后不久，小姑出嫁，我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每天都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按劳取酬挣工分。此外，还要利用早晨和傍晚的时间管理自家的“自留地”，主要是种些蔬菜自给。丈夫从来没空帮忙，偶尔回家也总是来匆匆去也匆匆，甚至连自家的自留地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婚后第三年，大女儿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和快乐。尤其是我这个当妈的，既辛苦又幸福。但也就在这时，由于各种原因，当年一起移民来海丰的几十户人家都陆陆续续都返回潮安了，只剩我母亲一家人。弟弟在海丰生活了几年，也有了女朋友，可就是没有自己的房子，又是外地人，硬是成不了家。人有自知之明，母亲决定回潮州老家。就这样，我一个人留在了海丰。

母亲和弟妹们刚返回老家时生活很困难，没有床铺只能睡地板，一切从头开始。当年政府承诺的免去的超支款，又重新记回到弟弟的头上。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可那时的我却也帮不上忙。

　　大女儿两岁的时候，我生下了第二胎，是双胞胎，可惜都是女儿。村里人严重“重男轻女”，间隔二年二胎生下三个女孩，公公婆婆不高兴了。双胞胎后来实在照顾不过来，在她们三个月大的时候，只好把其中一个送到潮州去，请母亲代为抚养，一直到两岁左右才回海丰。母亲为此付出了很多辛劳。

1978年，我顺利产下大儿子，母凭子贵，公公婆婆高兴，家里人对我的态度好多了，坐月子的待遇也得到改善。

　　可惜，好景不长。孩子多了，在一起免不了争吃的、抢玩的，吵吵闹闹。这令婆婆不胜其烦，时常抱怨。况且，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我与婆婆之间也诸多歧义，比如孩子感冒发烧，老人家总喜欢用封建迷信的那一套做法，求助神灵为孩子去病，我自然对此不屑一顾，这让婆婆很恼火，她为家里没有人继承她求神拜佛的衣钵而耿耿于怀。两代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剪不断理还乱，婆媳矛盾日积月累。我为农村世俗落后的理念根深蒂固感到悲哀，但婆婆是长辈，要改变她日久天长接受落后理念养成的落后习惯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我以坚强的韧性压住自己内心的不满，用理性温和的方式尽可能避免矛盾激化引起冲突……

　　丈夫在公社上班工资很低，家里公婆年老体弱，儿女尚未成年家庭人口多，我出工拼命干，可是，即便出满勤年终结算还是要倒欠生产队的，成了超支户。记得一次在晒谷场分粮食，我高高兴兴挑着箩筐到晒谷场，在现场的队长见了我，用近乎生气的口气说我们家超支不能参加分配；还挖苦说是生产队在帮我家养孩子！我心里难受极了！当年在潮安老家，我母亲为摘掉“超支户”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移民来这里。现在，这顶不光彩的帽子又戴我自己的头上。那时刻，我真盼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多干活多挣工分，抛掉这羞人的耻辱。我尴尬地站立着无言以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息心里的难受，无奈地挑着空箩筐回家。有一年临过春节，村里人大多欢天喜地地办年货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可是，我们家穷得“叮珰响”，不得己只好向邻居梁六伯借伍元钱过年家用……

　　这种让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谈的事，却是我曾经的亲身经历。我见证70年代农村的落后，亲身体验农民的贫困和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无奈！

三、在改革开放中砥砺前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大农民盼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全国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海丰的土地确实多，一个人丁就能分到一亩地，还外加旱园。可是，在这个时期，我过得比过去在生产队出工还辛苦，更累！

　　我家分到七亩水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就我一个妇女在管理。几处田园仅巡视一遍，就要走上一天的时间。插下秧苗后，要保证田里水位正常满足秧苗生长需要，在没有水利工程设施的80年代，若秧田缺水只能用水車和吊桶，挺附近沟渠的水引来灌溉。我踩过水車，挺过吊水桶；又如，插完水稻秧苗半月后要给秧苗除草，我穿着短裤，跪在泥泞的水田里，顺着秧苗的株行距移动双膝前进，一边用双手给秧苗松土，同时把杂草拔起来再埋进土里。这样重复着来回爬行，直到把整畦水田爬个遍。这一个典型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累人的活，火辣辣的太阳并没有因为你是女人就柔和些。

　　在果园简陋的小屋欢迎从潮州远道来访的中学老同学。图中左起：曾昭琴初三（1）、本文作者、蔡梅君初三（3）、苏雪茹初三（2）。

　　土地承包后，一些农户刚独立种植水稻时没生产经验，发生虫害没有及时喷洒农药。结果，长势越好的稻田越成为害虫理想的温床，虫害越严重稻穗越遭殃，到了水稻收割的时候才发现稻穗是空的。我们家是受其害的人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丈夫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决定辞职回家种田。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从此，我们夫妻一起种田干农活，早出晚归，出双入对，享受着夫唱妇随的惬意，再苦再累也无所谓。冬去春来，清明前后是播种插秧的季节，我们俩半夜三点起床拔秧苗，早餐后拉着一辆“三轮车”的秧苗到大田里插秧。我和丈夫插秧的速度差不多，但俩人拼命干一天也只能插一亩，分给我们的田地要连续十天左右才能全部完成，累得腰酸背痛。

　　我们夫妻不怕苦不怕累，种田很投入，因此，我们家的种植的水稻的产量比其他农户要高些，收割的时候喜上眉梢，家里大甸小甸，稻谷堆满仓。除了交公余粮、留足口粮，剩下的拉出去卖换钱家用。八十年代的粮价太贱了，一百斤稻谷才卖十七元，再多的粮食也卖不了几个钱。没有其它经济来源，农民生活仍然很穷很苦！

　　富裕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改革开放的红利青睐于善于思考，有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传统的单一种植水稻和地瓜的生产方式不可取，经济价值有限。于是，我们开始尝试改变生产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创收增收，决定将部分田地改种其它作物，发展以香蕉为主的水果生产。

　　我们首先想办法变更土地分散，不利于经营管理的现状。在我们家分到的土地散落的七个片区中，有远有近，有土质好的，也有土质较差的。我们选择了其中一片土质较差但交通方便的田地作为基础，再与相邻的农民商量兑换，用自家好地换他们的劣质地，互惠互利，彼此都觉得划算。就这样，将我们家原先分散的土地变换成连片的、面积大约十几亩地、酸性较大的盐碱地。

上图：本文作者在果园采摘番石榴。

下图：每天早晨采摘甜杨桃和番石榴，然后装筐出售。照片均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

　　接着，我们致力改善土壤结构。我们夫妻开了很多排灌沟引水冲刷盐碱，同时尽可能多的施用土施肥。这样，在村民都只种植水稻和地瓜的情况下，我们大胆发展以香蕉为主的水果种植业，又在刚种植香蕉的畦上套种西瓜和花生。我和丈夫每天起早摸黑，辛勤劳作。为方便看护农作物，我们还用土块和稻草在香蕉园里搭了个草棚，常年吃住在香蕉园，成了新型的田园公和田园婆。

　　刚种香蕉时，家里连购买香蕉苗的钱都没有，幸亏镇政府帮助我们到银行贷款伍佰元，才解决了资金困难的问题。我们也种过李子、柑桔和黄皮枣，但因为地势低、土壤酸性大、技术不过关，都没有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要想种好田，单凭苦干精神是不行的，必须学会科学种田，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尽管我们家庭经济困难，但我们还是省吃俭用，订阅了《广东农民报》、《广东科技报》和《农民文摘》，又从书店买回各种有关种养的小册子，还多次到广州农学院、潮州、东莞等地参观学习。每天晚上，在香蕉园草棚里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读报，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创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种的香蕉第一年就遇上强台风，蕉园一片狼藉，东倒西歪，像打了败仗的战場！但我们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我们努力加工加肥，继续培养第二代蕉苗成长。半年后，蕉园又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象！我们终于迎来了丰收。香蕉一穗80斤，虽然一斤才0.8到1元，但产量高，比种植稻子和番薯的收益，价值翻倍！

　　尝到甜头后，我们把香蕉母株长出来的蕉苗移植，进行扩种，蕉园面积最后达到十亩的规模。我们还搞立体种养，在蕉园养鸡、养鹅、养鸭。有趣的是，有的母鸡在香蕉园自己找隐蔽的地方下蛋，自己孵化，等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走出来隐蔽的鸡窝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还曾养过300多只麻鸭，每天早晨都能捡到200个鸭蛋，把这些鸭蛋腌制成咸鸭蛋拿到市场出售，一块钱三个很抢手。

　　又过几年，香蕉老化被淘汰，我们又种上稳产高产的番石榴和甜杨桃。果园一年可收二造，常年有水果收获，海丰县城和汕尾市区的一些水果商店都会派人来果园选购水果。我们在果园的入口处放一杆称，商贩们自己去采摘，然后过称计钱。果园硕果累累，一年四季有卖不完的水果！我每天骑一辆28寸大单車，我拉着自家生产的水果到各个集市去销售，甚至串街走巷兜售。四乡八里的干部群众都认识的我，夸我有文化很能干。

我的政协委员证

　　一路风雨，终见彩虹。经过几年的经营发展，原来的低产田己变成初具规模的小农场，我们家的经济收入不断积累提高，成了当时向阳公社（现为赤坑镇）少有的“万元户”，在赤坑镇算是首户人家，影响比较大。镇政府领导带着各村干部前来参观，汕尾报也闻名前来采访、拍摄照片宣传，这在十几年前确实是件新鲜事。在我们家的影响带动下，全镇掀起开荒种果、种菜、养鱼的热潮。现在赤坑镇的万亩荔枝林就是那时开始种植的。我也因此有幸连续十二年被评为海丰县三八女能手，劳动模范，在海丰县第七届妇女代表大会作大会发言，介绍自己如何勤劳致富的经验。1990年开始被推荐为海丰县第三届和第四届政协委员。

　　我在海丰种田整整30年，直到2002年才举家迁到深圳，离开那个熟悉的小农场。回顾几十年来的一路风雨，我这个扎根在海丰农村的知青既辛苦又幸福！尽管人生的道路上有诸多的曲折坎坷，但我都能坦然以对！这得益于母校校风的滋养和老师淳淳的教导。金中学子都是好样的，各自精彩！感恩母校，感恩老师！

陈海燕，上山下乡在潮安县红山国营果林场，后转点赴海丰县向阳公社插队知青　原潮安一中（潮州金中）“老三届”初三（2）班学生。

来源：知青情缘

作者/来源：用三只眼看世界

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