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到底去了哪里?我们决定去追踪它的下落。
调查结果是,他被送到了富山县的一座寺院。
这里是富山县高冈市的高冈大法寺。查了查它的历史,它建于1453年,亦即享德3年,是一座有着五百五十七年历史的古刹。穿过正面的山门,是一片铺满小石子的空地,前面看得到的庞大木质庙宇是大殿。大殿雄踞正中,像是统率着两侧比及房檐的茂密松树。我们决定先到大殿旁边的办事处去找住持。
按了门铃对讲机之后,响起了彬彬有礼的女子应答声:“请进!”我们嘎啦嘎啦拉开门,一个女子正端坐着迎接我们,看来她是住持的太太?。她把我们让进屋里:“住持刚才到施主家去了,请在这儿等一等。”我们被直接带到里屋,品味着日本茶和茶点,等了三十分钟。“住持现在回来了,一会儿就到这里来。”住持太太又说道。
住持栗原启允穿着茶色的法衣赶到我们坐着的屋里来了。他头发剃得很短,表情柔和,目光敏锐,是高冈大法寺的第三十一代住持。“哎呀呀,让你们久等了!”这声和蔼的开场白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原来担心,他是古刹的住持,我们未经约定就突然闯进来采访,说不定会被他赶出去。
我们首先向他说明来意,解释说我们在东京采访时,发现有些无主骨灰被送到了这里。栗原住持说:“确实是送到我们这里来了,请到这边来。”说着,就带我们走进了位于大殿中央的正殿。
我们追踪的那对老夫妇的骨灰,就安放在正殿里。栗原住持说:“送到这里来的骨灰,先在这里安放一星期,每天早晨为他们诵经祈福,然后再收到大殿后面的骨灰堂里去。”
据栗原住持说,最近几年,他们开始通过快递接收因为无人认领而没有去处的骨灰,现在主要接收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这些首都圈的,全国其他地区的也接收。接着,他说起了接收无主骨灰的来由: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五六年前,就有电话从东京的行政部门打过来了,问我:‘贵寺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施主啊?’我回答说:‘有啊……’他们就对我说:‘其实是有一个与您那位施主有关系的人过世了。他现在已经火化,能不能请您那位施主来认领这个人的骨灰啊?’他们找我商量的原来是这么件事。我把他们的要求转达给了那位施主,结果那位施主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跟那个人已经没多少交情了,为什么非得把他葬到我们家的墓地里去呀?’
“后来因为商谈这种事的电话实在太多了,我就问他们:‘如果我们不接收的话,这种骨灰怎么办呢?’他们回答说:‘大概会被当作垃圾处理的,因为这种骨灰没有去处啊。’听了他们这个回答,我觉得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后来我开始琢磨起来,觉得必须得建立一个能接收这种骨灰的机制。”这一天,恰好是要将东京那对老夫妇的骨灰从大殿移进骨灰堂的日子。住持的两个弟子一人捧着一个骨灰盒缓步前行,走进的施主墓地。或许由于这里是寒带吧,一排排积雪的墓碑都有一人来高。我们跟着这两个僧人穿过墓地,前面便是无人认领的“无缘死者”的骨灰堂。
骨灰堂入口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堂名“寂照”。进了入口,走下楼梯,来到一个半地下的建筑物里,它的前方设有一座小小的祭坛。僧人将那对老夫妇的骨灰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祭坛上,然后再次为他们诵经祈福。木鱼砰砰地轻轻叩响,烛火青烟袅袅升起。祈福完毕,骨灰分别与泥土混合后各装进一个埋葬袋,然后埋葬到祭坛后面的埋葬区里去了。
寄到这里来的,大都是家属不去认领的骨灰。从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地区城市寄来的居多,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人的骨灰埋葬在这里了。
骨灰堂左右两侧的墙壁,都造成一格一格的,像更衣室一样。栗原住持把这里比喻为“公寓坟墓”,这里排列着一百多个更衣箱似的小箱子,用来存放骨灰。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或是独身的老人,可以生前签署合同,死后将骨灰保存到这里来。一个个存放格子上挂着牌子,写着死者的姓名和法号。那些尚未存放骨灰的格子上,也挂着“已预定”的牌子。我们对这种预定骨灰格子的现象大为吃惊,却也感到它的存在实属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
回到大殿,栗原住持给我们看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汇总了将骨灰用快递发到这里来的寄件人信息。由于骨灰寄送表上设有“理由”栏,通过这一栏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寄骨灰者的五花八门的理由。
“本人因为已经结婚,不能认领双亲的骨灰。”
以这个理由将骨灰从东京寄送来的,是死者的亲生女儿。
“死者原来一直靠生活救助金生活,死后尸骨无人认领。市营无名死者墓地已用完,无处可葬。”
这是来自关东地区某行政部门的委托。行政部门虽已将死者火化,但却无墓地可埋葬,因此将其寄送到富山来了。概括说来,就是有些人在城市里孤独死去又无人认领,他们的骨灰就会被寄送到富山来。在寺庙里,即使是无人认领的亡灵,倒也能得到体面的安葬。然而在离世之后,“无缘死者”在他们原来生活的城市里既无地安身也无处可去,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个与其完全相同的事件。
那是在2009年3月,群马县涩川市郊外的老年福利院“玉响静养之家”发生的一场火灾。报道说烧死了十名入住者,其中竟有六人是东京人。这个消息揭示出一个事实:东京都内没有能够入住的养老院,那些收入微薄的东京老人才会被送到外地的未注册的老人之家去。
由于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无缘社会”的相关采访,所以注意到了这个事件。而且死亡的六名东京人中的三人,最终因无人认领而被葬到了无名死者墓地。骨灰被寄送到富山来的那些人生前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然而这些骨灰在城市里却无人收留。这使我们感到,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栗原住持也说道:
“虽然我看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骨灰,但我猜他们活着的时候,或许就已经从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被切割出来了。他们死后是很孤独,但其实活着的时候,说不定就一直是生活在血缘、地缘等社会和人际关系之外的。这种断了人际关系而孑然独处的人,活着的时候很孤独,死去的时候也很孤独,连丧礼都没人给他们操办。而且死了以后还是无处可去……”
栗原住持说,有一种感觉是他创立孤独老死者接收机制之后才有的,那就是:这些被抛弃的人当初大概也都是和我们走过同样轨道的。
“即使是我们,如果人生道路走错一步,生活中出了某种问题,说不定都会成为独居老人而悄然死去的。绝不是仅有某个特定群体的人才会孤独老死,他们也曾有过像样的一生,或许也曾有过孩子,或许也曾把孩子培养成人,或许自己出生时也曾让爹妈喜出望外。他们都有各自走过的人生,怎么能仅仅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孤立了,就让他们的下场如此不堪呢?
“尽管追究‘人埋在哪里’,‘他一点儿痕迹也没留下’之类的问题可能会被人嘲笑为迂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哪怕是被人扔掉的骨头,我也是能多捡一根是一根。”亲属关联日趋脆弱是“无缘死”蔓延的重要一环。
所以我们决定去追踪亲属拒绝认领遗体的情况。
2009年4月,一个独自生活的男子在富山市内公寓里过世了。死亡的第一发现者把我们领到了男子死亡的房间,这个人在死亡男子晚年时曾经与他交往过。
“就是这里。”
这是一幢有着仿砖外壁的二层公寓,坐落在横穿富山市的神通川旁。这位第一发现者打开一楼房间门,请我们进去。这是一套一室户,进门后右边是灶台,左边是便器和浴缸一体化的整体浴室,里面是个只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西式房间。
“他死亡的时候是什么姿势?”
第一发现者为了向我们描述当时的状况,慢慢地靠着浴室里的马桶坐了下去。
“是这个样子。脸朝天,就这样……”
他摆出背靠马桶、抬头望着天花板的姿势。那名男子的死因是脑溢血。
死者名叫常川善治,享年五十五岁。
那天常川君预约了医院门诊,却没有去医院。第一发现者觉得奇怪,就去他住的公寓找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第一发现者说,当时他房间里的电视机、空调、电灯全都开着,这说明他是猝死的。
“常川君死前干什么工作?”
对于我们的提问,第一发现者回答道:
“他不大爱说话,不过我们在这屋里一起下象棋时,他说过点儿自己的经历。记得他说他以前开过出租车,好像是在他老家的出租车公司当司机吧。他还笑着说过:‘我的名字叫善治,跟羽生善治?的名字一样。要是我象棋下得也跟他一样就好啦!'”
常川君是喜欢象棋的!可是第一发现者说,当自己想再知道一点儿常川君的身世时,他却缄口不语了,当时屋子里只听得到单调的象棋落子声。大概是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吧,第一发现者的眼角有点儿湿润了:“他为什么非得孤苦伶仃地死掉呢?”
常川君曾经当过出租车司机,然而富山市政府虽然寻找过他的亲属,却没找到任何愿意认领遗体的人。常川君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决定继续探索下去,线索就是前面提到的他曾在老家的出租车公司当过司机这件事。常川君的老家是富山县西部的一个与石川县交界的小镇,我们决定从富山乘坐开往金泽的“北陆本线”火车到那里去。
途中,我们在月台小卖部买了富山名产“鳟鱼寿司”。鳟鱼寿司是先在圆形便当盒的底部铺满细竹叶,然后把腌渍后加了调味品的鳟鱼块排在上面,再将醋饭?摁进便当盒做成的。圆便当盒上下都贴着绿竹,最后用橡皮筋箍住出售。浅粉红色的鳟鱼块,雪白的醋饭,再加上细竹叶鲜嫩的绿色,真是美极了。一边品味着鳟鱼寿司一边摇晃在火车中,四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常川君老家的那个车站。
下了月台,我们即刻开始寻找出租车公司。幸好车站门前就有出租车乘车点,对那些排队等待载客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从头到尾问了个遍。
“这个镇上有多少出租车公司啊?我们要找一位司机……”
“这一带只有三四家出租车公司,有点儿名气的好像有两家吧。那人叫什么?你们要是找人的话,一家一家问一遍不就知道了吗?那边就有一家出租车公司嘛。”
那司机说着指了指只有十米远的地方,那里一楼是车库,二楼好像是个办事处。
我们赶紧前去打听:“以前,有没有一个姓常川的人在你们这儿干过?”谁知道女办事员回答说:“没有,没听说过。这一带好像没什么人姓常川啊。”
无奈之下,我们向她打听了另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具体地址后,就离开了那里。第二家出租车公司的办事处在三百多米远的大公路旁。我们敲了敲门走进里面,正在调度车子的女性抬头问道:“你们……要出租车啊?一辆够了吗?”听我们说完来意,她说了声:“请稍等!”立刻又朝着话筒进行调度:“三号车,请到火车站去。”然后才回过头来说道:“你们找常川君啊……对不起,我们公司没有姓常川的人……”
“是吗……”
这里也不是啊。我们带着失望正要起身离开时,有个男人从里面屋子伸出头来说道:“常川?就是原来姓赤田的那个人吧。”这个男人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所长。
据这位所长说,常川善治原来叫赤田善治,后来因为入赘到一个姓常川的女人家当上门女婿,才把名字改成了常川善治。“这是公司员工旅游时拍的照片。”
所长拿出来的,是一张上面有七个男人笑逐颜开的照片,他说是出租车公司员工旅游时,在石川县能登岛的家庭旅馆拍的纪念照。左起第二个面色白净的瘦弱男子就是常川善治,他穿着件白衬衫,外面披着深藏青色的宽松夹克。
“从1993年到1998年,常川在我们公司开了五年多出租车,离开后也已经十几年了。他在这里干的时候,是住在现在已经用作仓库的房子里的。这个人好喝酒,但身体又不行,所以也常常请假。他原来是在这一带出名的有钱人家长大的,可家里发生了各种变故,他失去了根基,生活也波折起来了。”
所长对我们谈起了常川君的身世。他说常川家早先在火车站前最好的地段开了一家综合超市。在那个只有鱼店、肉店之类小专营店的时代,开办集中各种商品的美式超市,是有先见之明的。超市繁盛非凡,常川君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家人和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可是,资金雄厚的巨型超市在郊区开业以后,常川家的超市开始每况愈下。雪上加霜的是一手掌管经营的父亲病倒了,这使得他们家终于破了产。在这个镇上无法再待下去,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关系不错的兄弟三人也都离散四方了。
“大概是因为破产的关系难以再待在镇上了吧,常川一度离开了这个镇。在各地辗转了一段时间,最后来到了我们公司,但关于其间的经历,他并没有详细对我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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