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体育文化研究的三种理论框架以及中国语境》

作者：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郭远兵

摘 要：媒介社会和拟态环境成为关照体育文化研究的新视阈。当务之急在于解决理论统摄问题，以利于充分发挥媒介体育文化的研究激发价值。笔者以媒介文化理论和社会思潮演变为线索，认为北美媒介技术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有助于赋予媒介体育文化研究一个总体观点：在媒介技术学派框架下，媒介体育文化被视为媒介技术扩张的又一场域；在法兰克福学派框架下，媒介体育文化研究在于揭露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在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引导下，媒介体育文化是一种阶级抗争工具。任何外来理论都遭遇理论普适性和文化特殊性矛盾，笔者继而探讨三种理论的本土境遇，旨在提升理论的文化适应性。

关键词：媒介社会；媒介体育文化；媒介技术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

中图分类号:G80 － 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0560( 2020) 04 － 0124 － 05

DOI: 10． 12163 /j． ssu． 20192011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Study of Media Sports Culture and Chinese Context

GUO Yuanbing

(School of Health and Science,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Abstract: Media society and pseudo-environment have become the new visual threshold of sports culture researche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search value of media sports culture, the urgent task is to hu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media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thought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Media Ecology School, Frankfurt School and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were conducive to endow the studies of media sports culture with a general viewpoi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Media Ecology School, media culture of sports was another expansion of media technolog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rankfurt school, the studies of media sports culture aimed to expose the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behind i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media sports culture was a channel of resistance from lower clas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local contexts of three main theor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these theories.

Keywords: media society；media sports culture；Media Ecology School；Frankfurt School；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上帝创造第一个世界，媒介创造第二个世界。由于大众媒介深度介入日常生活，促使媒介社会来临，导致日常生存演化成媒介化生存。客观现实世界之外，出现了媒介现实和受众现实[1]。由此，“在场有限性”被打破，直接经验被中介化，被媒介化的间接经验所取代。就体育文化而言，可以从客观实在、主观实在和话语形态上探究体育文化的表征和存在[2]。

媒介社会中，媒介体育文化是媒介结合现实体育而创造的体育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既不是体育现实，也不是体育新闻，而是现代社会体育的拟态图景[3]。拟态图景下，媒介通过对体育信息的选择、加工和重构,产生了一种以体育信息为传播内容,以图像、音响、文字和色彩等符号系统表征的体育形态。媒介成为体育文化的新装，成为体育社会变迁的工具，成为体育机体内循环的通道。

媒介社会和拟态环境成为关照体育文化研究的新视阈，可以激发体育文化研究的新价值。然而，学界尚有“新闻无学”之嫌隙，表现为新闻传播学至今仍未能发展出一套系统性的中心理论，其话语版图和学科合法性至今仍招致怀疑[4]。媒介体育文化研究更会有理论无根之焦虑。没有适当的理论框架，会导致研究过程盲目失去方向，研究结果碎片化不成体统。换言之，需要一个总体的观点：它既规定认识对象，又规定认识主体[5]。以何种理论视阈进行媒介体育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鉴于理论框架与社会思潮互为推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只有将媒介体育文化研究放在社会思潮以及演变过程中，方能认清媒介体育文化的表征和流变。另外，鉴于目前国内媒介体育文化研究尚未理论自觉，相关探讨难以被统筹性解释，有必要在厘清媒介体育文化理论框架过程中，兼顾考察中国语境下的理论适应性。

1 北美媒介技术学派：媒介体育文化是媒介技术扩张的又一场域

北美媒介技术学派，又称媒介环境学派，由芒福德和艾吕尔奠基，经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确立，后被波兹曼、梅罗维茨和莱文森等进一步发展。媒介技术论学派从媒介技术形态出发，致力于媒介本体的分析，理论旨趣在于探究媒介技术内在的符号和结构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包括对人感知、情感、社交和价值的影响，被称之为“技术主义范式”。早期理论倡导媒介技术是人类机体的延伸，应以生活为中心，与文化共生。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生成某种外在独立性，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环境，直至开始崇拜技术并将其神化[6]。这种警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不同，北美媒介技术学派一系列主张的归宿仍是为了维护现有体制。随着媒介技术广泛渗透，体育文化信息被媒介制度化传播，体育文化受众逐渐对大众媒介产生依赖，催生了以体育为原始文本,在形式和本质上又不同于现实体育的文化形态[7]。

回顾历史，Lipski和Jhally率先探究职业体育和大众媒介技术的关系，将其界定为媒介体育综合体；Wenner直接将其标注为媒介体育；随着精英体育向平民回归，Rowe将其赋名为媒介体育文化综合体[8]。起初，这方面研究基本上在李普曼媒介思想启发下进行理论阐释；之后，在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引领下，以结构功能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为研究取向，关注体育文化的媒体事件生产、传播、消费以及内容和受众的互动[9]。这时期主要任务是探讨媒介体育文化的形式、内容以及传播方式等新异表现。这类研究处于初始阶段，核心任务是揭示问题，将事实敞开，尚不至于迫切表达态度，这符合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媒介技术不仅改变生活，还在改变话语结构，因此主体价值和情感态度不可能长期被悬置。

随着媒介技术学派深入发展，以波兹曼为代表的理论家开始意识到媒介技术对现代文明与秩序的颠覆性与破坏力。因为，技术追求合规律，文化追求合目的，二者发展不具同一性。文化使用技术阶段，文化尚能整合技术；一旦技术强大到不受控制，文化就反制于技术。同理，当媒介技术服务于体育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时，媒介技术对体育文化发展意味着饕餮盛宴；当体育文化要根据媒介技术调整、变形甚至扭曲时，媒介体育文化就成为独立的环境。例如，Hutchins和Rowe认为媒介技术对体育文化有传播功能之外，还存在文化控制功能[10]。以往会认为媒介体育文化仅仅是再现体育现实，当技术至上并形成自主性，媒介体育文化演化成一种具有自主控制的超真实王国。甚至，媒介技术（尤其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使得体育文化的表达方式演变成一种仪式，这种传播方式不经意间改变了体育社会。

莱文森是第三代媒介技术学派代表人物，他认为媒介技术是人类思想的表征，那种对人类会沦为技术奴隶的恐惧是杞人忧天。至于媒介技术的自主性、信息重构甚至控制文化的问题，都是技术和文化的暂时背离，媒介技术会慢慢优化并无限接近人的要求[11]。以此乐观和开放的态度审视媒介体育文化的发展，拟态体育文化是真还是假，是实地还是幻境，可以存而不论。但是，莱文森的媒介技术理论是一种修补性质的媒介进化理论，其乐观也是有限度的。媒介体育文化发展可以呈现在电视、手机或者另一种未知媒介上，导致的问题也可以补救之后再补救，然而所服务的人类却生活在当下。因此，在充分发掘媒介体育文化对体育事业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有必要对其泛娱乐化、过度商业化和肤浅化进行深刻文化批判。媒介进化理论在价值上类似“别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对待媒介体育文化也应如此。

2 法兰克福学派：媒介体育文化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操控

媒介批判理论不是特指某一体系分明的学派，而是包含多种派别和主张。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其中历史最悠久和影响最大的一个。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本杰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他们均在不同时期对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后期媒介技术学派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媒介文化批判，只不过是在实证理论范畴下，主张按照世界本来面目去接受世界；法兰克福学派竭力与实证理论明确区分，将超越视为出发点，不仅关注现存世界，更要变革和规范这个世界[12]。大众传媒本质上是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用来实现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必须予以批判和改变。以社会背景和国家理论为分野，法兰克福学派划分为以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为代表的早期激进派，及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现实派。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为批判对象，承担文化救赎使命，长于观念，短于实践。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批判始于一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媒介就是技术的外化和代名词，就是意识形态，因此，媒介具有操控性、欺骗性和虚假性[13]。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激进派认为媒介文化通过科技实现自动控制和批量生产，导致感情和思想淹没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后期现实派认为恐怖国家已经向福利国家转变，使得控制由硬性转为软性。但是，媒介文化的意识形态干预并未减弱，反而更为隐蔽。总之，法兰克福学派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旗帜鲜明地表达挖掘和批判隐藏在文化工业背后的权力控制。在该理论框架下，由媒介技术催生的媒介体育文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媒介体育文化研究即在于揭露“谁控制着媒介体育”，“为何控制”，“如何控制”以及“控制的后果”等问题。根据前期和后期的理论分野，媒介技术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可以分为严厉批判和现实批判。

由于媒介体育文化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环境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后，倾向于选择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现实派理论指导媒介体育文化批判。马尔库塞继承并发展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提供一种虚假意识，用于控制大众的思想和行为。受控于虚假意识控制的大众失去了主体性和批判性，出现“惰性、顺从以及对规劝的无动于衷”[14]。显然，在后期现实派理论下，“媒介体育文化”属于大众文化范畴，被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复制和传播。在此理论框架下，石研分析了关于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体育报道内容，揭露体育媒介生产和传播娱乐消费、男权主义和制造虚假意识形态的事实，指出其违背了体育文化传播的初衷[15]。媒介工业下，“无风格生产”使得民族体育文化丧失生气，走向凋敝[16]。

哈贝马斯以公共领域为核心概念来阐释媒介文化理论：规范层面，媒介承担了公共领域的角色，因为民意被媒介所动员；现实层面，大众传媒俨然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化身，媒介力量越娴熟，操作越彻底和隐蔽[17]。媒介体育文化但凡沦为工业催生的产物，就难以摆脱被批判的厄运，更何况其在公共空间里批量生产和大规模传播已是不争事实。Morgan采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理论分析体育领域的非道德行为，认为由于体育传播被商业裹挟，使其失去交往理性，致使沦为非道德[18]。经意识形态批判，媒介对于体育文化意味着工具化、商业裹挟和文化控制，媒介体育文化遭遇意在揭露和遏制的控诉。反观体育媒介文化中显著的媚俗倾向，以法兰克福学派观照媒介体育文化批判非常有必要，毕竟媒介体育文化的首要属性是文化性，抽去文化性，所谓“媒介体育文化”就不复存在了。

3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媒介体育文化是一种阶级抗争工具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政治新左派知识分子，如威廉斯、霍加特和霍尔等。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也以文化批判著称。由于理论生产和发展的社会语境和历史现实迥异，二者对媒介文化批评的着眼点大相径庭。前者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济世情怀支配下，以精英价值标准为社会精英服务。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则认为仅靠少数人无法独立重构这个社会，大众文化媒介未必是在腐化人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利维斯主义不同，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认为媒介文化也具有政治效力；但是，媒介文化充当的不是“收编”工具，而是“反抗”工具[19]。媒介文化不是权力意志强加的，而是大众在利用媒介过程中自发形成，包含着对既有意识形态的对抗。另外，媒介文化霸权结构中，主体性质发生剧烈变化，理论贡献最大者当属费斯克。

文化研究学派将媒介文化主流受众由精英阶层转向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费斯克为媒介文化赋予“符号民主”的意义。由此关照，媒介体育文化使得社会中下层能与社会上层共享体育文化，并通过体育符号来反抗既有权力和建构新秩序。换言之，媒介体育文化成为一种阶级抵抗力量。具体而言，通过媒介体育文化批判，揭示大众媒介以体育为载体再生产消极自我概念和价值观（鲁莽的男子气概、吹嘘和反叛），阻滞了美国黑人男性的向上社会流动[20]；揭露体育文化中男权对女性的宰制，澄清发达国家通过对前发达国家进行体育文化传播达到价值输出[21]。另外，通过分析足球球迷的网络社区聊天文本发现，所谓的“足球流氓”是球迷利用其亚文化的编码方式建构身份和寻求认同，并以此嘲弄和革新既有权力秩序[22]。显然，这种思路兼顾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文本分析，从受众视角展开讨论呼之欲出。

文化研究学派关照下，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对媒介体育文本不再是被动式接受，而是积极能动并具备辨识能力。受众对媒介文化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顺从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说明制码者和编码者之间存在符码张力[23]。受众分别以此与文本制造者对文本所赋予的意义进行“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赋予受众对媒介文化否定甚至抗争的可能。例如，魏伟分析了体育赛事受众的对抗式解码，并识别年轻人群的纠错式解码和专家的批判式解码[24]。另外，费克斯认为文本接收者还可以采取一种更为主动的解码方式, 即创作式解码[25]。尽管媒介体育文化赋予普通受众建构、解构和反抗的权利，若不加约束，极易滋长“大众文化批判的傲慢”和导致“民粹主义的狂欢”[26]。换言之，媒介体育文化既要代表大众，又要与大众保持距离。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媒介体育文化的观点属于结构主义的媒介文化视阈，伯明翰文化研究将大众文化看作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文化，属于文化主义范畴。针对二者的分歧，一种折中的潮流兴起，例如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盖尔盖根的“向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转向”以及斯道雷的“新葛兰西转向”。折中主义潮流下，媒介体育文化既是压迫的工业文化，也是抗争的底层文化；既是商业的，也是本真的；既是结构的，也是能动的。以此构建的媒介体育文化既充当宰制大众的工具，也为被压迫者提供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例如，通过体育电视广告和体育杂志对有氧运动文化的传播，一方面赋权于女性，使其走出家庭藩篱从而获得健康和自信；另一方面又遭遇健康工业文化推送的审美和消费价值的宰制[27]。理论上的多元宽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诸神之争”，同时仍需要不断修补既有理论和创新理论，逐步提升对异质文化的认知效力。

4 三种理论模式的中国境遇和理论适应性

无论是对媒介技术的崇拜，还是对媒介技术的警惕；指摘媒介文化是反启蒙，还是颂扬媒介文化促进启蒙，这三种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下生产并得以发展。任何理论都可能面临文化适应问题，称之为理论普适性和文化特殊性之矛盾。这需要暂时放下熟悉的理论，来一次理论的自我革命。媒介体育文化研究所藉三种理论模式都是外来的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的体育环境和传媒环境，这是一个问题。对该问题若不加警醒和探索，势必带来学科的“内卷化”，即引入理论一定时期之后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致使该主题研究没能获得实际性发展。并且，这三种理论有相互影响之现状和趋于融合之可能。然而，中国的媒介体育文化研究刚刚起步，理论引介难以避免。鉴于此，有必要分析中国当前体育环境和媒介环境，既要找出与外来理论生产环境的相似处，也要辨识其特异性。如此，媒介体育文化领域才有可能总结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

首先，要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开展中国媒介体育文化研究。媒介体育文化到底是结构下文化工业强加的文化，还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中国语境下，建议予以折中平衡，“权且利用”。换言之，媒介体育文化由一种来自底层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混合而成，既是商业的，也是本真的；既是结构的，也是能动的。其次，要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媒介体育文化研究所藉三种理论模式的语境具有特异性，中国的媒介体育文化则是在体育改革进一步深化背景下兴起，改革方向是淡化行政干预，倡导市场参与。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会导致成全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了中国经验。最后，与当代日趋繁荣的媒介体育文化现象相比，研究中国问题仍然显著滞后，学界要有意识地培育本土媒介体育文化的研究兴趣，增强对持续困扰和紧迫问题的关注度和敏感性。

中国的文化格局多元并存，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元并立。主导文化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制度文化，对其他文化影响较大[28]。在此格局下，媒介体育文化必然受到这三股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政治文化对其显示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具有强大渗透力。媒介体育文化呈现出各种文化形态博弈后达成的均势稳态。加之媒介文化的强大，使得各种原本处于对立状态的理论和力量的紧张开始消弭。至于如何具体表征该状态，这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另外，当下中国的国际化发展愈加明确，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淡化，无论站在批判立场，亦或维护立场，媒介体育文化的商业性和消费化不可避免。媒介体育文化成为又一个被争夺的领域，争夺来自政治领域，也来自现实生活，致使媒介体育文化游走于政治和现实之间，中国知识分子往往难于把握分寸。

没有恰当研究方法支撑的理论建设，相对于栽种一株不结果实之树木。媒介体育文化的研究方法亟需突破藩篱，要大胆采用有助于认识媒介体育文化表征、变迁和治理的方法，以便形成会聚效应。媒介技术学派主要采取经验主义研究方案，法兰克福学派主要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学派则采取文本研究和民族志研究。中国的媒介体育文化研究在明确研究问题后，可以继续沿用这些方法。另外，建议挖掘更多的符号学方法，围绕体育媒介文化的各类“意义”符号进行文化分析。媒介体育文化的符号学向度，在理论上可以参照巴赫金的符号诗学理论、劳特曼的文化文本理论以及福柯的话语理论。以研究问题决定研究方法为导引，有助于聚焦媒介体育文化理解和解释的方法都可以尝试；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和发掘媒介体育文化理论和应用资源的方法都可以尝试。

5 小结与展望

汤普生指出，现代文化的一个肯定特征和中心维度即是传媒化。大众传播已经占据现代文化的中心位置。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藤竹晓进一步提出“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媒介化的历史无法改变，既不能超越，也不可能企图回到前现代，唯有直面。体育亦面临着媒介化生存的现实，媒介体育文化势必成为体育文化的核心图景之一。媒介技术剧烈地革新了体育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使得体育现实和再现发生“内爆”，真实和虚拟的界限已经模糊。同时，也要警惕把媒介环境的影像当成客观环境的真实来把握，否则就会落入“托马斯公理”所预言之圈套。这个可以结合昆德拉的“意象形态”和鲍德里亚的“仿真、超真实、内爆”等理论来理解和破解。齐美尔说“人无法栖息在桥上”；同理，媒介体育文化是实现体育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体育文化终归不能栖息在手段上。

欧美媒介文化研究从早先的强调文化生产和分配转向关注受众的接受和消费；从关注技术层面走向革命和批判视角，再到后现代身份转向。从以精英主义立场予以批判，到回归民众抗争加以利用。对于复杂事物，这些理论变迁不能被视为不坚定，而应该理解成对复杂事物多视阈的认识方式和螺旋式的认识过程。媒介体育文化研究一方面润浸在这些理论背景和思潮中取得了一定有价值的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尚未理论自觉而导致研究失序。尽管如此，媒介体育文化研究能且只能在“权且利用”的态度中继续探索。事实上，各种理论框架已出现合流的趋势，例如麦克卢汉吸收文化李维斯主义，首先提出媒介的感知现实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开始寻求媒介批判的审美之度。作为被各方势力争夺的媒介体育文化，应该更为积极和开放地汲取理论高度发展的成果，尽快从滥觞期过渡到理论自觉和创新阶段。

中国语境下的媒介体育文化研究起步晚，但是呈现和表征复杂。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自觉，难免会导致该主题研究呈现出预设不明确和主题不突出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就媒介技术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或者伯明翰文化学派对媒介体育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进行文化适应性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不应该是鲁迅的匕首和投枪，也不应该是攫取眼球的矫揉造作，而应该是在时代召唤下予以同情之理解和勇敢之开拓。对于体育文化研究，媒介体育文化将是一个具有丰富研究激发价值的领域。建议以胡适先生倡导的自由精神予以开放对待，以鲁迅先生践行的批判精神予以严厉批判，以钱穆先生恪守的严谨精神予以规范执行。坚决避免反复提及却又置之不理，鼓励在现实问题和理论中具体处理。如此，媒介体育文化定能破解当下体育文化研究的审美疲倦，开辟出体育文化研究的另一片蓝海。中国语境下研究媒介体育文化，既要搭建稳固的桥，也要努力想像彼岸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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