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白银货币化的背后：盗矿成风，“黑吃黑”悬案至今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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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案卷宗/不定期更新/细雨丝竹（撰文）|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至1487年）的某一天，河南某银矿附近，庶人汪四告诉朋友强青一条消息：“梁温拉起一股人马，私采银矿，获得大量银砂，储存在扵双庙的山洞里。”汪四提议：“咱们也有不少好汉兄弟，就去找梁温分银子。他若不肯，我们和他【比试】一场！”

其实他们有充分的预判：梁温绝对不会应允他们的要求。银矿属于明廷最为重视的“金、银、铅、锌、铁、铜、水银、硃砂、青绿（一种颜料）、珍珠”等九种矿藏之一。和黄金一样，白银是大明的经济命脉之所系，地位尤其重要。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白银到明英宗时期全面完成货币化，取代其他货币形式，成为财富的代名词。宋、元时期允许民间通过适当途径利用金、银矿藏的做法失去了固有的物质基础，必然无以延续。因此，明廷除了建立之初对金银、矿管理较为松弛，大部分时期都严禁私人开发金、银矿产，规定金、银矿藏及其开采、贡赋直接由宫廷【内承运库】掌管。这意味着普天之下的金、银矿产所出均应全部送入大明天子的内库，连经管铜、铁等其他矿产的户部、工部也不能染指。

可想而知，梁温一伙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旷日持久的劳作，与拥有强大管制机器的明廷、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各路虎视眈眈的同行……斗智斗勇，拔山扛鼎，始有今日之积累，怎么可能轻易分给不相干的人？

可是汪四一伙也无法抵御白银的诱惑。明廷掌握的银矿开采业经营方式僵化，生产水平不高，而且时开时停，缺乏连续性，产量低下，不仅满足不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对白银的旺盛需求，还导致大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矿工经常因明廷关闭银矿而莫名其妙地遭遇“下课”。即使银矿正常运转，矿工也往往因整体产量不达标而背负赔偿重压，以至于卖儿卖女，不堪忍受者只能携全家一走了之。至于祖传的库存白银，又主要是宫廷专用的银器，无补于时。在此背景下，私采银矿一是利润十分诱人，二是人手应有尽有——失业、跑路的矿工哪个不要养家活口啊！

汪四、梁温在当地都是江湖大哥，有财力，胆识过人，组织能力也很强，登高一呼，矿工们立即一拥而至。况且明代中期以来，众多百姓苦于繁重的赋役，脱离本籍，逃奔外地。其中有不少身强力壮者为谋生计，纠集那些私自逃离戍所的充军者、大做发财白日梦的混子们，加入了私采银矿的队伍。那景象和成化元年（1465年）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所指出的情况一般无二：“陕西终南山接连河南卢氏、永宁等处，俱有银矿，常为本地奸民聚众窃取……河南之卢嵩、永宁、内乡、浙水、镇平、陕西之商洛金询，湖广之郧均、上津诸境，山多矿，故流民以窃矿聚。”

于是，汪四、强青二人迅速啸聚起王亮、邢广、“刘二官人”等三百余人，扑向梁温的藏宝洞。

梁温果然不依。意料之中的“比试”如期展开。刀光剑影，你来我往。结果，汪四一方凭借人数和武力值优势大获全胜，梁温一方扔下数量不明的遗体，作鸟兽散。汪四一方将遗体扛进柴笼内焚化。

事情变严重了。本来成化元年规定，私采银矿处以“枷号三个月发落”，成化六年也不过是增加了“发辽东卫分充军”一项。总体而言，单纯的私采银矿行为，即便东窗事发，后果也比较轻微。这也是明代的不轨之徒对盗矿活动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然而，一旦有人“一去不还”，就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了。

衙司出面追查，抓获强青、王亮、邢广等三人。但主谋汪四逃脱，对手梁温也仿佛隐身了——注意，此处或许大有文章。

接下来，一份表面言之凿凿、内里深藏玄机的结论出炉了。只是直到大理寺卿王槩收阅卷宗为止，谁也没有发现个中古怪——抑或是故意无视？

该结论的内容是：亡者为吴青、刁奉、张能、徐广、姓名失载的某石匠等五人，强青、王亮、邢广的行为构成谋sha，作用系“从而加功（执行）者，秋后绞决。指挥他们作出上述恶行的汪四为主谋，不知去向，无法处理。

对此，王槩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驳。下文结合笔者个人的理解加以阐述：

一、亡人是在“黑吃黑”械斗过程中殒身的，强青等三人在主观上并无针对亡人的特定故意。现有客观证据不能证明他们三人对亡者直接实施过致命的加害行为，更不足以分清众人的下手顺序及程度。该种情况与谋杀罪显然有所区别。依《大明律》，强青等三人应按参与斗殴致人殒命定性，根据各人的具体情节给予差异化的处置。以下试举几例，供读者参考：

1.如果A和B同谋参与斗殴而A实际未下手、或A明知同伙B加害对手C而不予阻止，在对手C不幸归西的情况下，A只需受杖一百，B处以绞决。【《大明律集解附例》原文：同谋殴人至si，虽不下手及同行知有谋害不行救阻者，则各依本律并杖一百。】

2.如果A、B……Z等多人一起动手乱打，若能分清下手的先后、轻重，最后一个下重手即最后一个造成致命伤的人是Z，则Z承担主要责任，处以绞决；斗殴的策划者是A，则A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其他参与者受杖一百即可。【《大明律集解附例》原文：若同谋共殴人因而致si者，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者绞，元谋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余人各杖一百……又如共殴人伤皆致命，以最后下手重者当其重罪也。】

试问，强青、王亮、邢广属于以上哪一种情形？根本说不清。王槩认为，不能草率判定。

二、既然亡者都被扛入柴笼焚化了，按明代的技术，完全无法认定亡者的身份。吴青等五人有可能像梁温、汪四那样逃遁，凭什么认定他们身故？

综合各种因素来看，此事的真相，将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解开的悬疑。

王槩尖锐地指明，强青等三人之所以招供、明示认同上述结论，只怕是因为“怕（挨衙司的）打”而不得不“妄招”。

那么，这样一份经不起推敲的结论为什么会问世？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项忠揭露过明代盗矿现象的一个特征，可能给后人提供了一点线索：【巡矿官吏莫敢谁何，至交通以分利。】简言之，银矿管理权的行使者与盗矿者结成了利益同盟。如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明廷自成化元年起设置银矿巡检司（如河南内乡县的金斗山巡检司），采取一系列措施，盗矿之风却越刮越猛、愈演愈烈。

汪四、梁温等人，相对处于“财雄势大”的优越地位。也许他们用财富换取了某种保护，借口失踪，免受处理，把锅扣在强青、王亮、徐广的背上，以平息事端。只等风口浪尖躲过，汪四、梁温等人又可通过适当的形式，各归各位。反正明代的户籍制在事发之时正渐趋式微，有钱，似乎一切都不成问题。

参考资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大明律集解附例》，刘利平《明代盗矿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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