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营造学社，林徽因步入清华，又萌“新芽”|梁思成|清华大学|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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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旧藏的重要资料，一本1937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引来关注。书中有圈点或批注的上百处，是数百处唐代建筑及地名的手迹。专家认为，这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圈阅批注，也是首次发现林徽因在相关文献上作圈点及批注。同时，在该书的扉页、内页，分别钤盖有三枚庄严精美的‘中国营造学社’朱红印章……”
中新网

5月23日，中新网等媒体报道了“梁思成林徽因圈阅批注中国营造学社藏本《大唐西域记》现世”的消息，表示该藏本将于6月5日亮相北京海王村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预展时间为6月2日至4日），随即引发广大网民热议。

提起“中国营造学社”，对建筑领域不熟悉的人可能不了解这是什么样的组织，但它，与林徽因、梁思成等人的命运却紧紧相连。

▲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朱启钤 1936年

中国营造学社于1930年在北平（今北京）创立，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先生。学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6年停止活动。它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当时，营造学社云集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还有考古学家李济、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帅张学良等社会名流。

通过预约及申请，5月22日这天下午，我们有幸步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新馆，参访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目前，该馆是建筑学院下属集收藏、研究、教育、宣传功能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现藏有中国营造学社旧藏的部分文件、图纸、“样式雷”图档、烫样以及明清家具、漆器、丝织品等文物。

现开放一层常设展览“中国营造学社学术历程回顾展”“中国营造学社存世收藏展”可供参观，并有讲解服务。展览采用“展板+展品”形式，介绍了其成立背景、实地调研纪实、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等，另陈列有烫样、图档、陶器、织绣品、漆器等供研究和教学的珍贵文物。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2009年11月7日成立）是为了纪念在中国建筑史学上具有伟大里程碑意义的中国营造学社而建立的，承担着营造学社史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展览工作，位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新馆

“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建筑当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支脉，但在中国古代，建筑属于工匠传承体系，未被主流文人所接受，仅将其视为实用之‘器’，止于欣赏而已，并没有人专门去研究它。”馆内讲解员侯欣江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名学生，他的讲解生动有趣，洋溢着对中国建筑的热爱。

他介绍道，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类似于现在所颁布的一种工程做法、国家标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当时的造价，以免偷工减料或贪污腐败。

而营造学社创立后，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欲将中国建筑彰显、独立于世界建筑之林，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的学术思路。这样一种思路，与西方人对传统中国建筑所采取的鄙夷态度，以及日本人的将东方建筑大而化之，以期模糊中国建筑特有的民族与文化特征的做法，取了截然不同的学术路径。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展厅内“山西古建筑调查”部分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层，正展出“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其中有多张林、梁夫妇的经典合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海报
“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梁思成/1945年）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建，标志着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自己的古代建筑史研究之发端，其名称中的“营造”二字出自宋代《营造法式》一书。学社由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负责法式部、文献部。法式部的工作即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及分析鉴定，林徽因则被聘为营造学社参校。

他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打通中国建筑的“文法”。在那个饱受战乱的年代，研究中国建筑，看似“逆时代”而行，实则是立足当下的历史使命，其中实怀有复兴民族文化的深重责任。他们正是“最美逆行者”。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从1932年至1937年，短短五年多时间，学社同仁通力合作，调查了华北地区100多个县市的近2000座古建筑，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初步廓清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轨迹，为中国建筑史学建构打下坚实基础。

1932年4月，林徽因开始营造学社第一次野外古建考察——赴蓟县调查独乐寺。当时上层知识分子很少下乡，不仅受制于交通，还有诸多艰险之处。供旅客住宿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各种传染病也蔓延得厉害，有时路上还会有土匪光顾。但林徽因不顾自身肺病未愈，且有孕在身，毅然前往。

据林徽因在书信中所说，“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是累得不亦乐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1933年，林徽因（左二）、梁思成等去大同考察

测绘的条件也极其简陋而危险。她在独乐寺进行测绘，用的还是从清华大学借的测绘工具，之后工具虽有所改观，但工作时仍缺乏安全保护。测绘工作又需要时常“飞檐走壁”，危险性不言自明。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瘦弱的林徽因仍坚持着复杂繁重的古建测绘工作。

▲北平故宫太和门下檐斗科尺寸测稿——这种表格详细列出了四类斗拱的所有组成构件，测绘时可将数据直接填入相应表格内，清晰明了，科学高效

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考察因日军攻占北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中断。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1940-1945）。大后方的营造学社成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期间出版了大量专业著作。而林徽因依然坚持阅读、写作，对建筑学的热爱也丝毫未受战火和疾病的影响，反而更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百折不挠的生命力，以及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责任。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梁思成回到北京。梁思成拟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清华大学开办新的建筑系的工作就暂时落在林徽因身上。她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作了大量组织工作。这时，林徽因的病情十分严重，肺病已到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直到1947年12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才有所好转）。

▲1941年，林徽因卧病李庄

新中国成立后，45岁的林徽因迎来新时期，即使病情再重，也压不住那份工作热情。

儿子梁从诫生前回忆道：“母亲有强烈的解放感。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发表过文章，也颇有名气，但始终只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新时代到来之后，她陆续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底座，这两件作品都凝聚着林徽因的心血。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持通过决议，同意报送的国徽图案。林徽因作为国徽设计者代表应邀列席会议。当时，她已经无法站起来了，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淌下。

▲1950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与林徽因教授（中）合影

▲清华学堂（右上图）是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早期建筑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以后，清华学堂大楼曾是建筑系专用系馆。建校110周年的清华大学以清华学堂为前身，历经变革却熠熠生辉，它是民族抗争的先发地，贯彻“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

林徽因生于1904年，卒于1955年。在战火中，她与梁思成考察古建，潜心治学；在病痛中，她依然殚精竭虑培养人才。

在很多人眼中，林徽因是唯美浪漫、才华出众的“民国女神”，其实，真正令她不朽的，并非外表和才华，而是那份坚韧不拔与勇于担当，是看似柔弱却铁骨铮铮……

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1946年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后第一班学生，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所言：“讲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女专家。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从不发牢骚，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那种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尤其值得年轻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