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保护我自己”小小处长竟贪污千万元买豪宅

　　重拳打击商业贿赂，是司法机关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在令人震惊的商业贿赂案中，某银行京北分行科技处处长郑海旭荣登榜首，他也是司法机关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一个小小的银行科技处处长，为何敢张开鲸吞之口六年索要回扣1075万元？郑海旭索贿、贪污上千万元，并给自己买了价值3000多万元豪宅，为什么却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在为员工谋福利？仿佛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脱颖而出。我们相信郑海旭这个电脑天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说出一句“名言”留于后世，这是郑海旭最后的悲情表演，更彰显其丑态与悲哀。

　　郑海旭在银行系统是赫赫有名的电脑天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仕途上，他都是属于领导赏识、同事羡慕的幸运者。但郑海旭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留恋仕途，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试图在电脑领域成为国内凤毛麟角的人物。郑海旭担任副处长之后，赴澳大利亚留学，攻读应用电子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他和妻子一起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但是，尽管郑海旭在专业领域堪称天才，但真正当起公司老板来却困难重重。公司做了几年也不见起色，这时候他开始后悔轻易放弃了副处长的位置。仿佛上天眷顾，某银行引进科技人才，郑海旭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应聘，凭着曾经担任副处长和在国外获得电子专业硕士学位的优势，郑海旭重新回到银行系统，担任某银行京北分行科技处总工程师，享受正处级待遇。

　　郑海旭把自己开办的公司交给妻子打理，重返银行系统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总工程师。当时在京北分行中，郑海旭是计算机技术的一流高手，为单位的技术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客观地说，郑海旭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在领导和同事眼里，他为人内敛但非常聪明，银行里的电脑一旦出现意外故障，他都能迎刃而解。由于郑海旭在业务上表现出的高超才能，加上曾经下海开办过公司，他很快就从一名技术人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科技处是京北分行的一个部门，与京北分行下属的京北创达思信电脑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职能是负责分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负责设备、软件的采购。

　　郑海旭刚到科技处时，处里只有二三十人，随着银行系统电脑的普遍使用和银行网络的发展，科技处也发展壮大到八九十人，科技处处长成为本单位内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但是，郑海旭看中这个位置却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处级干部，而是这个位置所掌握的实权，以及实权背后蕴藏着的巨大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购买电子设备时的回扣，在圈内，这种回扣几乎是一种人人遵循的游戏规则。况且，郑海旭亦官亦商，既有采购权力又熟悉市场行情，对于收受回扣的额度自然拿捏得非常准确。科技处除了日常对银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管理外，大量的设备采购也根据银行的需要购买。无论以银行、科技处或京北创达思信的名义对外采购，都需要处长郑海旭签字后，上报主管行长审批之后，就可以与供货方签订供货合同。至于设备的价格，因为每一款产品不一样，加上电子产品价格瞬息万变，主管行长不可能了解得很清楚，只要价格差别不大就容易蒙混过关，而郑海旭却对此了如指掌。

　　国内电子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对郑海旭而言，他掌握着上亿元的采购大权，而且供货方多如牛毛，买方市场却很少，尤其像郑海旭这样的实权人物，更是众多供货商公关的目标。电子产品销售一般都是先签合同，供货后再付款。供货商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卖完设备和软件，再千辛万苦地想方设法及时收回货款，加上此后的设备维修、软件升级、售后服务、新项目开发，对供货商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所以，谁能够巴结郑海旭这个实权人物，也就意味着财源滚滚。但是，供货商们只把郑海旭当作一个机关处长，却往往低估了郑海旭的专业天才，因为每份订单背后有多少利润他都能估算得非常准确。而从中索要多少回扣以及索要的时机，郑海旭也掌握得非常精确。

　　作为银行系统一名中层管理人员，郑海旭的收入应该说是不算低的，仅住房一项，他就曾分到了两套住房。但车房俱备的小康安逸生活，并没让郑海旭感到满足。对金钱没有克制的贪婪与渴望，让郑海旭的道德防线完全崩溃。怎样利用手中职权为自己多捞钱，成了郑海旭梦寐以求的大业务，这位电脑天才很快就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敛财高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为拿到一张订单，许多供货商往往不择手段，而那些手握采购审核大权的人借此轻松捞一笔，这就是采购之外的潜规则。这种行业回扣，一方是巴不得送，一方是巴不得要，两个巴掌一拍即合。郑海旭自己开过公司，自然明白如何收取回扣才不露痕迹。而且，郑海旭很不屑于要个十万八万的零花钱，他出手从来都是大手笔，而且操作起来也足见其智商之高。

　　当上科技处长，大权在握后，为了给自己索要的回扣提供一个存钱的“保险柜”，他立即让自己的侄子在某证券公司开设账户，其后郑海旭将索取的回扣陆续存入这个账号。后来为掩人耳目，郑海旭还让侄子用一个吴姓同学身份证开了一个活期账户，将从营业部账户中兑现的现金存进该账户，再转入其他账户。如此一来，郑海旭建立了一个颇为隐蔽的回扣转移渠道，赃款几经转手后就没有了痕迹，为他日后大肆收受商业贿赂打下了屏障。在京北分行与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后不久，郑海旭就主动打电话给这家公司的老总，在一两句似是而非的客套话之后，那位老总明白了郑海旭的意思：他要这个项目利润的三分之二！这简直是敲竹杠啊！第一次合作竟敢如此张开鲸吞之口，那位久经商场的经理也觉得罕逢对手，他为难地说：“这个项目我们本身也没赚多少钱啊，再说，我们拿出几十万给您，公司做账也有困难啊！”

　　郑海旭很讲究策略，他不紧不慢地开导说：“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嘛，这件事情你答应了呢，我们就是朋友，合同款会很痛快地给你打过来，以后有的是业务给你做。”郑海旭甚至点拨那位老总说：“发票的事情没有关系，我可以找一家公司签一个分包合同，让另外一家公司开可以做账的发票。”为了顺利拿到钱，郑海旭甚至以非常同情的口吻说：“回扣款可以在我们付给你合同款之后给我，而且可以按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次给付。”眼见大权在握的郑海旭如此善解人意，再不答应实在就是榆木疙瘩了，无奈之下，那位经理只好乖乖拿出了他们三分之二的利润。很快，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顺利地转入郑海旭侄子开设的账户中。而这只是郑海旭的小试牛刀。

　　此后，郑海旭受贿的全是上百万元的大手笔。用类似的方式，在郑海旭的威逼利诱下，一个个业务单位的一笔笔回扣款流进了他个人的腰包。在被郑海旭敲过竹杠的公司中，甚至还包括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在事发后法院认定的郑海旭收受商业贿赂事实主要如下：郑海旭利用担任 分行信息电脑中心主任、总经理、科技处处长及京北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主管本单位电子化设备及软件采购、审核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其中向某商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55.5万余元；向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79.8万余元；向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300.5万元，等等，索取款项共计人民币1073万余元。另外，郑海旭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六年下来，郑海旭共索取商业贿赂款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涉案金额竟然达1505万元！有专业人士计算过，郑海旭受贿、贪污数额竟占了京北分行与这些公司所签订合同总额的八分之一！

　　与其他贪官不同的是，极具商业意识的郑海旭从业务单位收受的回扣和贪污的钱，并没有挥霍或者转移到境外，而是用这些钱进行房地产投资。郑海旭把贪污和受贿的钱，陆续投入京北最繁华的商圈和阳光100的三套房产里面。在郑海旭屡屡得手，收取了大量的回扣的同时，他也为彻底埋葬自己掘下了坟墓。京北分行就曾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称郑海旭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为此，主管副行长曾专门找郑海旭谈话，但郑海旭矢口否认，没有承认收受回扣一事。接着，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郑海旭用巨资购买的商品房，其支出明显超过了合法收入。根据举报线索，办案人员迅速前往房地产公司进行查证。房地产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郑海旭以其妻子的名义购买了上千平方米、价值3400万元的三套预售商品铺面房，已付款3200余万元。而支付购房款项却来源不一：除了银行贷款、少量现金之外，还有大量支票付款及境外汇款。让办案人员纳闷儿的是，一个银行的处长哪来这么多钱？办案人员决定逐项查清资金来源。在对一笔以吴某名字还房贷100万元的款项进行查证时，通过银行调取录像，侦察员意外地发现交款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着眼镜、手拿装满现金手提包的中年男人正是郑海旭！

　　检察官们迅速找到郑海旭的妻子，就购买房产一事进行核实。其妻证实，3000余万元房款主要是郑海旭出的，至于他哪来的钱，她并不清楚。郑海旭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在郑海旭被拘捕前，他与妻子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对这三套商品房的最后分配，其中一套价值1600余万元商品房归妻子所有，而这三套房产的房款里，究竟有多少是郑海旭妻子的投入，郑海旭说不清楚。但是，有据可查的是，郑海旭把受贿和贪污的公款，几乎全部投入这三套商品房里了。郑海旭被拘捕后，面对如山铁证，他百般开脱自己。他所列举的索要回扣的理由荒唐可笑：一是想从业务单位要回扣，用来稳定技术人员的队伍，提高福利待遇。二是考虑是科技处公司化运作，科技处的人员从公司拿工资、费用的做法在银行内部争议很大，不会长久。三是每次各个分行的科技处长会议中，都会讨论如何稳定科技队伍的做法。郑海旭想采用收取回扣的做法，用来稳定科技队伍。还有一个考虑是科技处的一些大学生都跳槽了，很可惜，他想把从业务单位要来的回扣，变成一个合理合法的形式，成立一种什么基金，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补贴，作为稳定队伍的一个保证。

　　郑海旭当然不是活雷锋，如果是为单位谋利益，他何必费那么大的心机？何必要以触犯法律为代价？这些辩解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可笑。更可笑的是郑海旭自己认为收受回扣只是“商业惯例”而已，他认为自己拿的不是国家的钱，银行与业务单位签订的合同价格都是在总行规定的允许范围之内的，他要的钱都是供货方的利润的一部分，没有给国家、给银行带来损失。郑海旭难道不明白，这已经不是损失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眼看纸里包不住火了，郑海旭还天真地说：“我愿意把向供货方索取的钱款全部退出来。同时我希望司法机关在处理我的问题时考虑到我的贡献，考虑到我拿的业务单位的钱没有给分行造成损失，从轻处理。”郑海旭被逮捕，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后，侦查员终于彻底查证数百笔与购房有关的往来款项。郑海旭共索取贿赂款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的犯罪事实也清晰起来。很快，郑海旭被起诉到了法院。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郑海旭仍然进行最后的狡辩，把自己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贪污说成是想办基金会，为单位职工谋福利，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在法庭审理中，文质彬彬的郑海旭不停地搓着双手，在被告席上挪动着身体。这位手握大权的处长，多次为自己的敛财行为进行可笑的辩解。“我要的这1000多万是利润返还款，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更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单位员工谋福利。”郑海旭说，“科技处近100名员工的福利、车辆、奖金等开支，月初我要考虑这些工资从哪儿出，月底要考虑奖金从哪儿出。”在采购电脑等设备的过程中，郑海旭说自己是以单位负责人的身份向供货商要了四五次钱，他说供货商之所以愿意给钱，是为了培育市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但是，自称是为员工谋福利的郑海旭在拿了钱后，却把钱转入用其妻子名义购买的商品房账下。

　　好一个一心为职工着想的好领导！好官员！甘愿冒着以身试法的危险，为职工绞尽脑汁“收受”巨额贿赂。当审判长一针见血地问他：“既然是为了职工，那么单位的其他领导知道此事吗？单位如何向你讨回这笔钱呢？”郑海旭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单位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为部下谋福利何必遮遮掩掩？郑海旭的辩解不能获公诉人的认可，因为他如果是代表单位向供货商要钱，完全可以在供货商要平账时出具单位的发票，而他却私下通过一个朋友的公司出具发票，并给了朋友手续费。公诉人认为，郑海旭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贪污公款，已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经过两天的连续审理，法院认定：郑海旭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共计1073万元。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并利用这1500万元，以妻子的名义购买了一套房子。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海旭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亦构成贪污罪。郑海旭所犯受贿罪、贪污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所犯受贿罪的罪行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且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予从重处罚；所犯贪污罪的罪行亦极其严重，本应判处死刑，鉴于所贪污的公款已被追缴，对其所犯贪污罪可不立即执行。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海旭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郑海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郑海旭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郑海旭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很好地保护我自己。”在被宣判死刑后，郑海旭表示要上诉，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社会风气和商业惯例的驱使。郑海旭的发家和破灭史是一部生动的商业贿赂反面教材，它说明：打击商业贿赂，首先要从“实权人物”身上开刀。

　　【本文节选自《情悔1：底线》，丁一鹤，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