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婚变的背后：阿基坦的埃莉诺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和文化

很少有哪位中世纪女性像阿基坦的埃莉诺（Aliénor d'Aquitaine）那样，在现代西方的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中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她的婚姻，她的品行，她与两位国王丈夫和十来个儿女的关系，以及她在中世纪政治和文化史上留下的痕迹，已经被无数次地再现过。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这些再现是否反映了历史真实，或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在有关埃莉诺的各种说法中，有些是相对积极的，如有人认为她在1160年代颁布了奥莱龙文书（Rôles d'Olérons），这份文件后来成为英国海商法的重要源头；20世纪初的学者提出，12世纪的文学艺术成就都得益于她的赞助和支持。但这个看法严重夸大了她对骑士文学的影响。不过，后世讨论最多的是埃莉诺的婚姻、家庭和私生活，而这一切又与中世纪盛期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纠结在一起。
欧洲的祖母
埃莉诺一生结过两次婚，这一点在12世纪的上层贵族妇女中并非绝无仅有。但她的两任丈夫分别是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而且她罕见地活到了八十岁（生于1124年或1122年，死于1204年），生了十个孩子（可能还有几次流产），其中九个活到了成年，三个儿子先后加冕为英格兰国王，第四个儿子是布列塔尼公爵，五个女儿嫁给了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大诸侯，以及纳瓦尔和西西里的国王；在她的儿女的儿女中，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以及圣路易的母亲卡斯蒂尔的布朗什（Blanche de Castille）……她像19世纪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样，堪称“欧洲的祖母”，到13世纪初，欧洲很多王室和诸侯的宫廷中，都可见到埃莉诺的后代。
这首先是因为埃莉诺本人就出身于显赫的诸侯世家。她是阿基坦公爵纪尧姆十世的女儿，阿基坦是当时法国幅员最辽阔的领地诸侯国（principauté territoriale）。在11-12世纪，阿基坦和安茹与周边的一些领地逐渐聚合成大阿基坦和大安茹，这与诺曼底—英格兰联合体的构建几乎同时发生。在埃莉诺出生时，阿基坦公爵的领地已不局限于波尔多周边的阿基坦本部，还领有更南方的加斯科尼和北方的普瓦图伯爵领，埃莉诺就出生在普瓦图的中心城市普瓦提埃。她的母亲Aénor是地方贵族沙特勒卢子爵的女儿，因此她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贵族联姻的结晶。埃莉诺的名字由拉丁语alia和Aénor缩合而成，意思是另一个Aénor。过去有种看法，认为埃莉诺的名字与希腊（Hellen）有关，但情况并非如此。作为人名的埃莉诺是随她一起出现的，此前并不存在，法语称这种语言现象为hapax。她的祖父纪尧姆九世在中世纪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被认为是中世纪第一个行吟诗人，埃莉诺出生时祖父还在，这在当时也是比较罕见的。她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可以阅读拉丁语。总体而言，当时贵族妇女的文化修养可能要比男性更好，因为贵族男子的主要职责是战斗。
普瓦提埃地处法国北方和南方过渡地带，今天它自诩为“罗曼艺术之都”。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实际上相当于阿基坦公爵领的首都。在纪尧姆九世和十世时期，他们的宫廷吸引了一批行吟诗人，甚至有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歌手来到普瓦提埃。在埃莉诺出生之前，阿基坦的贵族当中就有人叫亚瑟、珀西瓦尔、兰斯洛，这表明亚瑟传奇的主题此时已经在欧洲大陆传播。

普瓦提埃城

1137年，纪尧姆十世在前往西班牙圣孔波斯特拉朝圣途中死去，只留下两个女儿，埃莉诺是长女，按照教会法的规定她已经成年，因而继任为阿基坦公爵。这个年轻的女继承人很快就成为欧洲贵族们垂涎的猎物。此时阿基坦公爵的封君、法国国王路易六世利用他法理上的优势捷足先登，让他的儿子、未来的路易七世迎娶埃莉诺。婚礼于纪尧姆死去几周后在波尔多举行，随后两位年龄相仿的夫妇前往巴黎，但老国王在途中暴死，于是他们到达巴黎后立刻举行加冕礼，埃莉诺第一次被敷上象征最高权力的圣油。这次婚姻表面上极大地壮大了卡佩王室的声望，而且新国王看来接受了历代阿基坦公爵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染指南方的图卢兹伯爵领，而此前一个多世纪中，法国国王对卢瓦尔河以南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奢望。从这个角度看，埃莉诺不是一个甘于在政治上退居幕后的王后，这可能也是导致她与母后、路易六世的遗孀阿德莱德（Adelaïde）产生龃龉的重要原因。
中世纪的文字记载表明，埃莉诺对路易七世有一定的影响力。12世纪的两位作者，牛堡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都说路易七世对埃莉诺的感情“过于狂热”，不过我们应该注意这类说法的语境，尤其是在他们评述第二次十字军期间国王夫妇的争吵时。这两位作者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教会知识分子，习惯于从道德角度评判世俗事务的成败。
第二次十字军和埃莉诺的离婚
1147年，埃莉诺随同丈夫前往圣地，参加第二次十字军，随行的还有另一些贵族妇女。第二年1月，法国十字军在卡德摩斯山战败，国王率残部逃往安条克。安条克的基督教诸侯普瓦提埃的雷蒙（Raymond de Poitiers）是埃莉诺的叔叔。在逗留安条克期间，国王夫妇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相传埃莉诺与雷蒙有不正当关系，而且她就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这时国王坚持带埃莉诺离开安条克前往耶路撒冷。1148年7月，十字军围攻大马士革失利，退回耶路撒冷。第二年4月，国王夫妇启程返回欧洲，据说两人乘坐的是不同的船只。途经罗马时，教皇尤金三世试图调和两人的关系，并且亲自关照他们的起居，甚至连床褥这样的事情他都亲自过问。教皇的劝导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因为有人推算，国王夫妇的第二个女儿艾丽克斯（Alix）就是在罗马时怀上。

路易七世与埃莉诺及十字军之行

1170年前后法兰西王国各大诸侯国

但今天的学者已经有了颇为不同的看法。首先应理解路易七世和埃莉诺为什么要离婚。当然应该看到夫妇俩性格上的差异。路易七世是老国王的次子，他本来是准备成为神职人员的，并在圣丹尼修道院学习了很长时间，跟苏热（Suger）院长很熟识。他之所以成为国王，是因为他哥哥、原来的储君菲利普（Philippe）意外亡故。但圣丹尼的经历培养了他对宗教的热忱，传说埃莉诺曾抱怨，她是跟一个僧侣生活在一起，不论记载者出于何种意图——或许是在称颂这位国王的虔诚——这个说法大概是有一点历史依据的。离婚的直接依据，是博让西会议上提出的血亲关系。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1161年撰写的《教皇史》中记载说，埃莉诺在安条克期间曾以血亲关系为由提出离婚：
王后说她与国王有血亲关系，要他认识到他们的夫妻关系是非法的，因为两人之间存在四代或五代的亲缘关系。在他们启程赴东方之前，拉昂的主教就在法国说起过此事，此人推算过两人的血缘关系，但当时人们还不确信。这时国王非常不安，虽然他以一种几乎毫无节制的情感爱着王后，但如果他的顾问和法国的大贵族们同意，他愿意离开她。
按12世纪教会法的规定，夫妇双方存在七代之内的血亲关系即不合法。不过上面这段记载有失实之处。埃莉诺和路易七世存在4-5代的血亲关系，早在1143年已经为人所知，而且指出这种关系的不是旁人，而是当时西方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教皇尤金三世的老师克莱沃的伯纳德（Bernard de Clairvaux）。另外，对于卡佩王室和阿基坦公爵这样的家族，对自己的谱系应该十分清晰。但那时并没有人质疑婚姻的有效性。因此，即使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说法是真的，还应从其他方面寻找离婚的原因。现代学者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埃莉诺在婚后的十多年里只生了两个女儿，国王为延续香火而急于摆脱这桩婚姻。诚然，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女性不得继承法国王位——这是14世纪发明的传统——但卡佩家族一个多世纪来有一个习惯做法，就是老国王在世时就将自己的儿子加冕为王（prince associé）。但路易七世还没有儿子做储君。不过国王也有顾虑，因为他的老师、圣丹尼的苏热院长不赞同离婚，但苏热于1151年死去，形势就变得明朗了。
于是血亲关系就成为国王解除婚姻的合法理由。这个案例以独特的方式阐明了中世纪盛期血亲婚姻禁令在贵族上层导致的离奇效应。封建时代的诸侯贵族总是把婚姻视为一种权力工具，彼此间频繁联姻的情形十分常见，这就导致各贵族世家之间很容易出现血亲联系。在这种情形下，当时教会法的七代禁令经常被违反，因为实践中很难执行下去。但是，这个禁令又经常被贵族们当作解除婚姻的借口，每当他们可以缔结更为有利可图的婚姻时，就会以违反乱伦禁令为借口提出离婚，而这样的借口很容易找到。所以，对贵族而言，教会的乱伦禁令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被遵守，频繁再婚的现象很常见。例如，安茹伯爵富尔克·雷山（Foulque Réchin, 1068-1109）结过五次婚，几乎与埃莉诺同时代的图卢兹伯爵雷蒙五世也结了五次婚。路易七世在离婚后也两次续弦，直到他的儿子、“天赐者”（Dieudonné）菲利普·奥古斯都出生，卡佩的香火得以延续。
教会很早就意识到乱伦禁令被贵族滥用。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063年下令，以血缘关系为由提请离婚应由主教会议来裁定是否正当，沙特尔的伊夫（Yves de Chartres）主教于11世纪末将这一规定写入教会法。但上述例子表明，乱伦禁令直到12世纪还是经常被世俗诸侯用作政治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七代血缘的规定实则为贵族利用这个规则提供了方便。在1215年拉特兰第四次大公会议上，这个禁令从七代降为四代。
因此这次离婚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政治方面的。另外，今天的学者也不再认为路易七世的决定是个严重错误。埃莉诺的再婚固然使得阿基坦脱离了卡佩的影响，但应该看到，这个诸侯国是个具有高度自治倾向的地区，地方贵族的叛乱此起彼伏。亨利二世和埃莉诺的儿子狮心理查年轻时在平定阿基坦贵族的叛乱中扬名，但后来也战死在这片土地上。在因她的再婚而缔造的安茹帝国中，英格兰-诺曼底是统治的核心，阿基坦是很不乐意王权插手其地方事务的边缘地带。如果亨利二世和狮心理查都不能绥靖阿基坦，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资源要少得多的卡佩王朝能有效地治理这个诸侯国。路易七世最后娶了香槟家的阿黛尔（Adele de Champagne）为妻，这是个有战略意义的联姻。阿黛尔是查理曼的后代，因此这桩婚姻是卡佩与加洛林的结合，这在意识形态上增强了卡佩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在面对东边的日耳曼王国时。菲利普二世就是两个王朝联合的结晶，从此卡佩家族就与整个法兰克国王的世系接续了起来：从13世纪开始，王朝记忆围绕“王国重归查理曼之根”（reditus regni ad stirpem Karoli Magni）组织了起来。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与香槟家族的联合极大地改善了卡佩在法国北方的处境，从而为12世纪末同金雀花帝国的关键性缠斗积蓄力量。
金雀花帝国和封建秩序
离婚后的埃莉诺声名不佳，她不得不返回普瓦提埃。在这段路途中，她两次差点被地方贵族劫持。像她这样有权势的单身贵族妇女，自然是那些一心想建功立业的骑士们垂涎的对象。但她还是逃脱了。1152年5月，埃莉诺同安茹家的亨利在普瓦提埃再次结婚。这距离他们第一次相见只有八个月。亨利比埃莉诺小十来岁，他的母亲玛蒂尔达（Matilda）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因而他有诺曼底-英格兰家族的血统。玛蒂尔达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皇后，皇帝死后她嫁给了安茹家的若弗瓦。英王亨利一世死后，英格兰-诺曼底发生内战，若弗瓦占据了诺曼底。安茹伯爵父子于1151年9月前往巴黎，为领有这两个诸侯采邑而向封君，也就是法兰西的王路易七世行臣从礼。所以亨利是以封臣的身份第一次见到埃莉诺的。
这次会面大约三十年后，出身威尔士的史家杰拉德（法语写作Giraud de Barri或Giraud le Cambrien）和沃尔特·马普（法语写作Gautier Map）记载说，亨利在巴黎逗留期间与埃莉诺发生了肉体关系，但她也和亨利的父亲若弗瓦有过肉体关系。这是有关埃莉诺第二段“黑色传说”。不过，在这个传说之外，1151年安茹伯爵父子的巴黎之行具有很独特的意义，简言之，它是卡佩王朝在法律和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在这之前，法国各大诸侯与卡佩王室的关系是多样的。安茹家族乐于接受法王封臣的地位，在12世纪末的家族传奇中，安茹伯爵的祖先被塑造成卡佩王室的侍卫官（dapiféra）。但诺曼底公爵试图避免这种公开的臣从地位。在安茹家的亨利前往巴黎行礼之前十余年，罗伯特·德·托里尼（Robert de Torigni）在编写历代诺曼底公爵的历史时强调，诺曼底公爵持有的是自由地（alleu），而不是从国王那里领受的采邑（fief），公爵与国王的关系更像是平等人之间的约定，不是封建臣从效忠关系。而且，此前诺曼底公爵与国王的会面是在边境地带（marche）、而不是在国王领地的中心进行的，在当时某些作者的理解中，选择边境为会面地点本身便意味着双方地位的对等。但1151年的臣从礼改变了这种传统，诺曼底的臣从地位加重了，安茹家族的习惯做法占了上风。
若弗瓦父子之所以这样做，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此举的象征意义将赋予卡佩王朝很大的主动权，它不仅坐实了此前苏热一直在努力构建的封建金字塔理论——首先是王国各大诸侯都应臣从于国王——而且为菲利普二世提供了一件打击金雀花帝国的法律武器，他在与无地约翰的斗争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件武器。金雀花帝国的三位国王，亨利二世、狮心理查和无地约翰，都曾向法王行过臣从礼。由于这个家族内部纷争不断，亨利二世的儿孙们经常向卡佩王室求助，他们向法国国王行臣从礼不下十次。这无疑增强了卡佩王朝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
无论是在法兰西王国还是在金雀花帝国，阿基坦都是一块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诸侯领地，埃莉诺与亨利二世结婚后，她并没有忘记自己是阿基坦的公爵，甚至乐于强调这个身份。阿基坦有自己的地方政治传统，有一套繁复的公爵登基仪式，1172年她儿子狮心理查的登基礼就体现了这一点：仪式在阿基坦境内的重要城市普瓦提埃、利摩日和波尔多举行，由当地主教主持，公爵还要戴上当地圣徒瓦莱丽留下的戒指。亨利二世在帝国境内推行的早期集权化措施，在阿基坦收效甚微。这个政策很可能是导致1173年埃莉诺反叛亨利二世的重要原因。1166年，埃莉诺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无地约翰，当时她丈夫已经与另一位贵族女子同居，埃莉诺可能很不满，此后她长时间在自己的诸侯国逗留，与狮心理查在一起。1173年，埃莉诺联络前夫路易七世，与儿子们联合发起了一场针对亨利二世的大叛乱，很多贵族参加这次行动。但叛军出师不利，埃莉诺也在年底被亨利二世的军队俘获。国王原谅了三个叛乱的儿子，但对王后十分严厉，她一直被监禁到1189年亨利二世死去之时。亨利甚至想离婚，但得不到教廷的支持。
在法国希农附近圣拉德贡德隐修院的墙上，有一幅著名的壁画，画上有五个衣着华丽的骑马者，其中两个头戴王冠。专家们一致认为，他们是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安茹王朝的成员。但对这幅作品的解释却很不一样。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被丈夫带去监禁埃莉诺同儿子小亨利和狮心理查道别。对于这次叛乱的原因，中世纪的教士作者喜欢采取道德主义的角度，认为埃莉诺扮演很恶劣的角色，他们还拿她的名字做文字游戏：埃莉诺（Aliénor）“离间了”（alienavit）国王父子。她不仅是个插足政治的异邦女性，更为严重的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既是重婚，也是乱伦和背叛，因为亨利二世娶了自己封君的妻子，而且这对夫妻之间仍然存在血亲关系。她还与国王的父亲若弗瓦还有乱伦关系。

拉德贡德修道院壁画

黑色传说
在阿基坦的埃莉诺留给后世的传说中，最负面的是她与叔父普瓦提埃的雷蒙和亨利二世父子的两次乱伦了。直至今日，像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这样杰出的学者也不免受传说的影响，认为埃莉诺生性放荡。但马丁·奥莱尔（Martin Aurell）等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已经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两种传说可信度很低，同时分析了传说产生的语境条件。路易七世和埃莉诺在安条克的争吵，原因可能主要是十字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埃莉诺支持雷蒙的见解，主张十字军应该向北进攻阿勒颇，但国王坚持攻打大马士革。雷蒙在近东多年，了解当地局势，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最早暗示埃莉诺和雷蒙之间乱伦关系的，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国王夫妇的东方之行过去十几年后，也就是前引《教皇史》中的那段文字。不过约翰是借一个阉人之口暗示这种不伦关系的，但阉人在当时并不受人待见。综合这段文字的时代背景和上下文，奥莱尔认为约翰的记载主要是为了道德教化。在12世纪文艺复兴的精神氛围中，这些出身教会的知识分子弘扬古代斯多嘎主义的节制美德，这与教会的禁欲主张很是合拍。约翰认为路易七世对埃莉诺的感情“毫无节制”，指出他因埃莉诺与雷蒙的亲密关系而心生嫉妒，最后还导致阉人进谗言。而约翰突出国王夫妇争吵之激烈，可能是为了突出教皇后来的调解之功。
对第二次十字军失败的解释也带上这种泛道德主义的色彩。在教会人士的理解中，十字军是赎罪之旅，十字军战士应该绝对禁欲。第一次十字军已有妇女参加，但第二次十字军中中女眷更多，而且以法国国王为首的骑士们公然带着妻子随行，这注定要使他们遭受失败。12世纪后期，牛堡的威廉在指责路易七世和他手下的骑士们时说：“军营在拉丁语中是castra，因为它们要断绝色欲（castratio）。然而，我们的这些人不都是贞洁的（casta）……由于可悲的放纵，每个毛孔中渗出淫荡的汗水。”基督教战士正因为放荡才被穆斯林打得大败。
有关埃莉诺的第二个乱伦传说也应置于这类语境中理解。在亨利二世的金雀花家族内部，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的争吵和公开的战争连绵不绝。当时的作者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沿用了一种传统的道德主义视角。昂热的圣欧班修道院编纂的11世纪安茹家族历史，就将乱伦视为家族内部仇怨的根源，这个家族正是亨利二世的父系祖先。关于他的母亲玛蒂尔达，两位教会作者马普和杰拉德，也曾指责她犯下了重婚罪，而且皇帝亨利五世并没有死去。征服者威廉就是个私生子，其家族后代的放荡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据现代学者研究，玛蒂尔达的父亲亨利一世至少有19个私生子——所以亨利二世是通奸之后生下的孽种。
因此，针对埃莉诺的乱伦指控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的是教会作者们一种普遍的焦虑：贵族上层的婚姻行为和性道德，离教会宣扬的纯洁婚姻距离太大；他们还将家族的混乱乃至社会动荡，都归咎于婚姻的不道德。最早记载埃莉诺和亨利二世父子伦乱的马普和杰拉德强调，这种所谓“第二类乱伦”违反了最严格的禁忌：
亨利，玛蒂尔达的儿子，成为她的继承人。法兰克人的王后，至为虔诚的路易的妻子，就把她乱伦的目光投向了他；她挑唆一场不公的离婚案.人们私下里知道，除了路易之外，她还和亨利的父亲若弗瓦上过床，但她竟嫁给了亨利……他们登基后所生的孩子都没有合法身份。
另一段文字说：
安茹伯爵若弗瓦当时是法国的宫廷总管，他与王后埃莉诺有不正当关系。据说他曾几次告诫儿子亨利绝不要碰她，因为她是封君的妻子，因为他自己，亨利的父亲，已经与她有过关系。但是，国王亨利让事情的严重性达到了顶点，有传言说，他以通奸行径玷污了这位所谓的法国王后。所以他从自己封君那里夺走了她……这样的婚姻怎能产生幸运的后代呢？
孩子没有合法身份、不能产生幸运的后代：这些都意在解释金雀花的家族冲突。但提及路易七世的虔诚、安茹伯爵的封臣身份，还应该放在金雀花与卡佩的竞争氛围中来理解，这种对比既表明了作者的道德立场，也暗含着对金雀花何以会失败的解释：乱伦和对封君的反叛。但这些文字可能还包含着他们的私人怨愤。亨利二世的宫廷中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马普和杰拉德也曾厕身其间，期待以学识博得一个显赫的教会职务，但都以失望收场，而且国王总想把高级教会职务当作自己的政治筹码。这些教士知识分子自认为有教化君主之职责，坚持宗教对世俗权力的优越地位，但1170年，捍卫教会自由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国王的手下刺杀，引起他们极大的震动，这似乎更凸显了教会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埃莉诺是支持丈夫反对那位圣徒大主教的。综上所述，两位作者对埃莉诺的指控应从多个角度来解读：教会的道德理念、对封建秩序的理解、宫廷生涯的挫折导致对国王夫妇的怨恨、政教之争的影响，等等。
作为中世纪西欧最知名的贵族妇女之一，阿基坦的埃莉诺早已进入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中。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去评判她的婚变，以及她参与缔造的金雀花帝国。但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史家，都不怎么待见这个跨国政治实体，在他们眼中，民族国家在其现代疆域内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偏离这个正常轨道的历史现象，都是反常的。这种政治立场自然影响了他们对埃莉诺及其所处时代的理解。今天研究者的角度要丰富得多，包括近年来的跨国史和帝国史方法。但在笔者看来，对于这个课题的考察首先应基于地方主义的视角。埃莉诺是成熟封建时代的诸侯国首领，但这时候的诸侯国面对着正在强化的封建王权的影响。不过这里说的封建并不意味着权力的碎化和解体，亨利二世和路易七世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强化国王对于诸侯的地位，甚至当时的文化复兴也服务于这个趋势。埃莉诺的一些重要行为和时人对她的评说，都应置于这种历史条件之下来理解。
1204年3月31日到4月1日夜，埃莉诺在普瓦提埃死去。就在这个时候，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攻取鲁昂，进入诺曼底和大安茹，金雀花帝国走向解体。晚年的埃莉诺长期住在卢瓦尔河谷的丰特弗罗修道院，她丈夫亨利二世和儿子狮心理查都葬在那里。理查临死前，埃莉诺曾前往利穆赞，听到了他最后的遗言。她与儿女们的关系，可能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冷漠。现在她该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今天，丰特弗罗空旷的修道院教堂中有四尊卧像，分别是亨利二世夫妇和狮心理查夫妇。亨利和理查都是持佩剑和权杖，而埃莉诺手捧一本书在阅读，据说这个雕像姿势是她自己挑选的，这也是中世纪第一次展现读书姿态的雕像。奥莱尔猜测说，她手中的书很可能是当时贵族妇女常读的时辰书或圣诗集。由于埃莉诺没有留下文字，这是她能展现给后人的唯一姿态，可能也是她最想展现的面貌：一个虔诚的信徒。这大概是对有关她的黑色传说的一种无声的辩驳。

丰特弗罗修道院的卧像

参考文献：
Martin Aurell, Aliénor d'Aquitaine, Puf, 2020；
L'Empire des plantagenêts, 1154-1224, Perrin, 2003 ;
Aux origines de la légende noire d'Aliénor d’Aquitaine, in Royautés imaginaires, XIIe-XVIe siècles, Brepols, 2005, pp. 89-102 ;
Yves Sassier, Louis VII, Fayard, 1991 ;
C.B.Bouchard, “ Consanguity and Noble Marriages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Speculum, Vol. 56, No. 2, 1981, pp. 26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