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之中,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相辅相成,差异互补:毛主席擅长把握宏观战略大局,并且时常有出奇制胜的跳跃性思维,而周恩来总理更擅长将毛主席的想法在微观上具体落实。对此,曾经十分了解两人性格的美国记者斯诺就曾经说过:“周(周恩来)擅长每个计划的具体实施。”新中国的人们也时常会感受到,有着诗人气质、挥斥方遒的毛主席与善于实干、踏实认真的周总理共担中国革命大业,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图:毛主席与周恩来正在翻阅文件
自1949年党中央机关迁入中南海以来,周恩来总理便是所有中央领导人之中睡眠最少的一位,毛主席将他比喻为西周时期的周公旦。古代西周的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旦曾经对伯禽说自己是“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也就是说就连沐浴和吃饭的时候也要多次接待客人,而周恩来总理的操劳程度也丝毫不亚于周公旦。对此,毛主席曾经在1949年12月写给民主人士柳亚子的信中说道:“周公(此处代指周恩来)确有吐哺之劳。”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总理是新中国成立后睡眠时间最少的人
周恩来同志在参加革命后,对党的革命工作是任劳任怨,从无半分懈怠。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中,周恩来力挺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此后便一直甘当毛主席的左膀右臂,经常熬夜加班工作,甚至能连续熬夜好几天。对此,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工作太忙,因此中央考虑把刘伯承调过去当参谋长,谁知刘帅听后连连摇头:“周恩来同志熬夜的本事太大了,我可熬不过他。”周恩来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只是一笑了之。
图:1950年06月周恩来和朱德在全国政协会议休息时交谈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更是日理万机,每天要连续工作20个小时左右,平均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可谓是新中国成立后睡眠时间最少的人。1968年,越南领导人、和周恩来在法国认识的“老大哥”胡志明同志来到北京之后,对周总理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为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休息两个小时。可是周总理却苦笑着摇摇头:“我做不到。”
正是因为周总理经常熬夜工作,因此负责记录周总理工作情况的身边工作人员,日记都不能以正常的24小时来计算,而是按照“周总理的一天”计算,那么周总理的一天到底有多长呢?从他生前工作的一个典型例子便可见一斑:
图:周恩来工作画像
从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开始,周总理就开始一直工作,到了11日夜间,他还是没办法休息,因为晚上还有几个会要开。第二个会议开始之后,周总理终于因为长时间的熬夜犯了病,但就是这样,周总理也站起来用椅子背部顶住自己的腹部继续开会,此时在场的大家都不知道周总理已经熬夜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都纷纷请他坐下来说话,但周总理却低声说了句话:“我不能坐啊,一坐下来,就会睡着。”在场的人们听到之后无不为之动容。
周恩来路过西花厅,发现邓颖超昏倒在沙发上,急得文件夹都掉在了地上
尽管工作十分忙碌,但在周恩来生活的西花厅之中,他也有着和常人一样平凡的兴趣爱好。有时间的情况下,他会多听一点歌曲和音乐,并且也乐意和文艺界的民主人士交往。虽然周总理每个月的工资并不多,但他也总是乐意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吃饭,时间长了,邓颖超还得自己贴钱进去,于是邓颖超就开玩笑说:“以后请客就告诉大家说,这是我的工资请大家做人情的。”
图:1963年4月周恩来总理于北京。
生活之中的周恩来尽管时间很紧张,但周总却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凡要出门都很注重仪表问题,日常生活之中最喜欢穿灰色的衣服。不过,周总理的衣服花样却并不多,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经济建设还很困难,周总理也和毛主席一样厉行节约。虽然衣着简朴,但周恩来每次都要求邓颖超把自己的中山装熨得平平整整,而自己的皮鞋,每次周总理都会擦得油光发亮。
图:周恩来与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总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之中对自己的仪表要求很严格,并且还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要求很高,因为他认为,外表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小事,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素质。有一次,周恩来正在卫生间洗漱,忽然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很脏,上面灰尘很厚,就当场对那位工作人员说:“你的皮鞋怎么这么脏?你没有买皮鞋油吗?快去擦擦。”后来,这件事情很快就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内部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周总理的这个脾气,于是后来大家都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仪表问题。
作为在西花厅见证了周恩来总理忙碌几十年的重要人物,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可谓是周总理的感情寄托。平时,两人之间的感情非常良好,即使当着工作人员的面,邓颖超也会叫丈夫“恩来”,而周恩来对邓颖超的昵称则是“大姐”,私下里,也喜欢叫“小超”,这些爱称周恩来总理一直用到病逝。周总理病逝后,邓颖超送给周恩来的花圈上,落款就是“小超”,这一称呼是青年时期,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称,这一称呼足可见夫妻二人数十年以来相濡以沫的感情。
图:1960年2月周恩来(左二)、邓颖超(右二)同志在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和少先队员们在一起。
由于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工作时间并不相同,因此如果不是时间正好冲突,邓颖超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打扰周总理工作的。虽然他们住得很近,但平时邓颖超都是偷偷给周总理写信,每天都要劝他保重身体,要注意睡眠。这些信件成为了周总理缓解疲劳的重要物品,每天周总理准备工作之前,都要打开邓颖超的信。
图:1955年8月22日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游八达岭长城。
尽管周总理工作繁忙,但他对邓颖超还是关心备至的。20世纪60年末的一个上午,大约九点钟的样子,周总理胳膊下面夹着一摞文件夹,准备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就在这时,他习惯性地路过邓颖超的房间,准备前往卫生间换衣服,结果他却发现邓颖超躺在沙发里,一位服务员使劲地呼唤“邓大姐,你醒醒啊……”但一时之间却未能将邓颖超唤醒。
看到这一异常情况,周恩来心急如焚:“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啊。”此时周总理胳膊下面夹着的文件“啪叽”一声摔在地面上,他急忙对着邓颖超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嘶哑了。随后,他对一旁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找医生来。”
图:1950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拍摄的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很快,保健医生张佐良急忙赶到,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邓颖超的瞳孔,为邓颖超测量血压和脉搏,但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随后,张佐良就对周总理汇报说:“大姐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状况,只是安眠药的作用还没过去,等一会儿就会自然醒过来的。”不放心的周恩来不肯走开,直到医生检查邓大姐的咽喉,发出“呼呼”的声音时,周总理才放心地离开。
一寸光阴一寸金:周恩来一天生活之中的“第一办公场所”
了解周恩来同志工作情况的身边卫士们都知道,周总理有“六个办公场所”,不明真相的外界群众误以为是指周总理在6个不同的地方(人民大会堂、西花厅、钓鱼台、新六所等6个地方)办公,其实并非如此。所谓的“六个办公场所”,其实是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自己总结周总理生活规律情况下归纳总结出来的,而其中尤以“第一办公场所”最为重要。
图:开国大典的周恩来总理
一般情况下,周总理的生活习惯是凌晨3点睡觉,7点准时起床。起床之后的周总理,带着一大堆报纸、文件还有参考资料就直奔厕所——进入中南海之后,党中央领导人的卫生设施也得到了改善,所有的马桶都改为了坐式的,因此周总理在厕所之中就开始了自己一天辛勤的工作,正可谓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厕所也就成了周总理的“第一办公场所”。
图:1973年9月,周恩来在大同华严寺观看经书
正是因为周总理的秘书们知道周总理要利用早上这宝贵的1小时时间办公,因此他们必须事先准备和协商好周总理要处理的文件。周总理起床之前,几位秘书们都要将自己负责的紧急文件整理好,最后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程度,放在周恩来总理的床前。
由于新中国很大,可能周总理只是在床上睡了几个小时,中国就会发生一些棘手的事情,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国际上也会发生很多大事,特别是美国,由于时区差异的关系,这些事情总是让周总理没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般来说,周总理在自己的“第一办公场所”优先要处理的是外交以及军事急件,而农林报告就要靠后一些,除非是发生了地震或者自然灾害。
由于这一办公场所的特殊性,因此传递文件的任务就落在了周总理身边的男秘书身上,因此一旦周总理进入了卫生间,女秘书们只能请其他秘书代为转达急件,稍有迟疑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有一次,负责周总理秘书的工作陈浩拿到了一份有关边界问题的特急电报,由于没能及时传递到周总理的手中,就挨了周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从此之后,周总理的秘书们再也不敢怠慢“特急”电文,总是按时呈递上去。
图:出访归国途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的卫生间和普通的卫生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为了方便周总理处理公务,周总理的卫生间里面设有茶几和椅子,用来放置各种重要文件和报纸。之所以要放一把椅子,是因为有人需要见周总理时能够坐着给总理汇报,并且接受总理下一步的指示。不过,周总理的“第一办公场所”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
有一次,负责华侨事务的廖承志准备找周总理谈话,值班卫士为难的说:“哎呀,周总理今天的时间全部被安排满了,实在是没空呀,恐怕今天是谈不成了。”于是廖承志灵机一动就问:“周总理现在在哪里?”卫士回答说:“周总理在卫生间。”于是他就对卫士说:“不要紧,我去去就来。”说着就不顾卫士的阻挡,闯入了周总理的“第一办公区域”之中。原来,廖承志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早在黄埔时期就和周恩来感情深厚,先后两次被周恩来营救出狱,因此双方之间并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
图: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过,不管周总理的工作有多忙,周总理的手边总是少不了当日的报纸。一般来说,周总理主要看以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以及文汇报。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信息量,周总理练就了“一目十行”的本领,周总理的秘书们发现,周总理的目光以极快的速度扫过其中的文字,手里的报纸也是哗哗直响。周总理的读报方式也很特别,一般来说是看标题,然后粗读或者细读,只需片刻工夫,周总理就能对今日天下大势了如指掌,秘书们只能自叹远远不如周总理的读报速度。
周恩来极度疲劳的时候,他办公室的一个特殊电铃总会响起
在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之中,毛主席与周总理吃饭都没有规律可言。毛主席吃饭的时候手不离书,而周总理吃饭的时候却总喜欢看报纸。不过,由于周总理一天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周总理吃饭的时候,总要有几位周总理的秘书进去请示问题,因此他们就尽量避免周总理和邓颖超一起吃饭的时候去请示事情。
有一次,周总理的秘书杨纯拿到了几份关于农业部政策的稿子,要找周总理报告,但他却正好碰上周总理与邓颖超一起吃饭,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周总理无意之中瞅到了杨纯探头的身影,就招呼他进来:“有事就进来汇报嘛。”听到这句话之后,杨纯只能尴尬地走进去,此时邓颖超笑着说了句话:“吃饭你们也不饶过他呀!”
图:1966年外出视察,周恩来吃饭时,一碗米饭,就着两碟简单的小菜,此情此景,甚为感人。
据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回忆,周总理的身体其实很不错,原本也是能吃能睡的,但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完全累坏了他的身体。有的时候,周总理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时间太长了,邓颖超就会从自己居住的房间之中起身,悄悄走到周总理的办公室门口,向里面投去关心的目光。
由于早在结婚前双方就有“君子协定”,因此邓颖超不会干预周恩来的工作,但有的时候她看到他很长时间都没离开办公室,就总会在门口轻轻喊一句:“恩来啊,该休息一会儿了。”周总理每当听到这句话,都会扶一扶眼镜,从镜框上方的折射图像,看一眼妻子关切的身影,点了点头之后却又一头扎入繁忙的工作之中。
等到邓颖超第二次催促周恩来休息的时候,周恩来就会将自己的双手平放在桌子上勉强站起身来,对邓颖超说:“嗯,我活动一下,你去休息吧。”为了宽慰妻子,他挥挥手示意妻子放心休息,一边绕着办公室的桌子快走,做出准备出去的动作。然而等到邓颖超离开之后,周恩来却重新坐回椅子上,习惯性地擦了擦自己的眼镜,随后又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图:1951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大连海滨
长时间高强度的批改文件,周总理的疲乏有的时候也会达到不能控制的程度,这个时候,他手里的毛笔就总会在文件上留下一些墨迹或者划痕。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周总理清醒之后都会痛苦地拍着自己的脑袋,丢下自己的毛笔,然后对自己身边的卫士大声说道:“给我一条热毛巾!”用湿毛巾揉了揉自己干涩的眼窝,让自己保持清醒之后,周总理又继续投入到批改文件的工作之中。
有的时候,周总理极度疲劳的状态之下,周总理办公室的一个特制电铃会猛然响起。这个特制的电铃,是邓颖超和丈夫周总理之间的特殊沟通渠道,是催促周总理休息用的。在电铃响后不久,就会有卫士来传递邓颖超的嘱咐:“周总理您该休息了。”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周总理非常疲惫的样子很是心疼,总是希望他能够早点休息,但看看手里那么多文件等着周总理批示,他们经常左右为难。
图:周总理卧室复原图
为了帮助周总理减轻压力,邓颖超和周围的工作人员就想要极力改善周总理的办公环境。当时,周总理经常要在床上批改文件,为了能让周总理在床上办公更加舒心一些,一开始身边的卫士就找来一张硬纸板放在周总理的腿上,用来帮助周总理写字,但还是很不方便。后来,邓颖超找到了中南海的木匠,将周总理经常在床上办公的情况详细地讲了讲。
于是,木工就按照邓颖超的想法,做了一张带有倾斜度的小桌子,让它正好能够卡在周总理的床上,这样就能减轻周总理批改文件的疲劳。上世纪60年代以来,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差,为了保护周总理的心脏,邓颖超还特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小瓶硝酸甘油,防止周总理在工作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如今,这张周总理曾经使用过的小桌子被放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之中,每位参观者们了解到它的用途之后,无不为周总理的鞠躬尽瘁感到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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