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中国在环境科学领域可以共同做的事情太多了。
5月12日，中英科技创新合作联委会第10次会议以视频会形式举行。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黄卫在会上表示，中英科技合作是两国合作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疫情时代，期待双方开展更紧密的科技合作，为实现中国宣布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英国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提供科技支撑，在应对疫情、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粮食安全等全球重大挑战共同作出更多亮点贡献。
自1978年中英双方签订《中英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至今已40多年，中英科技合作更是历史悠久。在气候变化、人类健康成为全球性议题的今天，中英科技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今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在中国昆明召开，英国政府也计划在11月举办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在环境科学方面，中英目前存在哪些共识？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有多大？疫情对中英的科研交流与合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戴丹霓（Danae Dholakia）进行了专访。
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戴丹霓（Danae Dholakia）
《21世纪》：中英的科技合作已有多长时间？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戴丹霓：英国和中国一直是科技创新伙伴关系。1978年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其实我们与中国合作关系持续的时间更是远超于此，涵盖了各式各样的科学合作，我们可以从几个具体的领域来说。
第一个领域，气候变化。近年来，我们（中英）一直在气候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量国家，同时中国也正在大力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据我了解，中国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上的投资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我认为，不与中国合作的话，英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
第二个领域，农业科技。英国的耕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而中国有超5亿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农业对于中英两国都至关重要。
在这些年里，中国和英国都对农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尤其中国在抗旱种植上作了很大贡献，比如科学家袁隆平，我们英国人非常钦佩他以及他的工作。通过合作，我们不仅能相互分享经验，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相关经验。我曾在非洲国家针对农业科技和抗旱作物做了很多的发展援助工作，抗旱种植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对他们而言真的十分重要。
在最近的“中英农业旗舰挑战计划”中，我们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和智能型农业的发展，我期待（中英）能在农业科技领域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第三个领域，健康科技。以老龄化为例，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迈进了老龄化，英国和中国也都拥有老龄化社会群体。借助“中英健康与老龄化旗舰挑战计划”，两国正在合作开发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帮助老龄群体。这次疫情也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全球健康合作是多么重要，疫情发生以后，（健康合作）则更多地集中在传染性疾病上。
《21世纪》：近年来，中英的科技合作取得了哪些较为显著的成果？
戴丹霓：2013年中英两国宣布成立中英联合科学创新基金（牛顿基金）, 通过该基金两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并努力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借助牛顿基金和中国配比资金（资源）的共同投入，中英两国共同开展了国家级规模的科学与创新合作，多达120个英国机构和260个中国机构参与超过1000多个项目，包括研究人员能力建设，大型研究计划以及研究成果转化等。
2017年，中英签署《科技创新合作备忘录》，发布中英科技创新合作战略，这是第一个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的双边科技创新战略，进一步支持了中英科学创新伙伴关系，为中英的未来合作建立了框架。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区域性合作。比如中英双方共同资助的“英国-广东城市创新挑战计划”，专注于为应对城市创新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21世纪》：中英的科技合作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
戴丹霓：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中国的经济与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目前两国的科技合作已进入互助互惠的阶段。
《21世纪》：今年伦敦国王学院（KCL）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及，与欧盟28国及美国相比，中国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R&D）增长幅度最大。您如何看待中国近年来的科研发展？
戴丹霓：这非常了不起。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的科研取得了惊人的增长，研发经费支出持续扩大；在科研机构方面，中国也拥有各类科技孵化器与基础研究机构。
对研发进行大量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在第一阶段进行投资，我们就无法进行基础研究以及开展后续的应用研究。同时我认为，中国还可以往更进一步走，如促进更多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非常希望与中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21世纪》：据了解，截至目前牛顿基金已经与中方合作建设了超过1000个科技合作项目，您对此如何评价？
戴丹霓：英国最近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和中国十四五规划都表明，科技对英国和中国来说都越来越重要。
牛顿基金支持的项目可以说产生了实际的效果、促成了真正的变化。为应对全球性大挑战，项目汇聚了来自英国和中国的最佳研究人员和创新者，搭建了科研合作平台，提升了科研能力建设，构建了国际知识分享网络，开发了新的合作模式等等。
中英两国作为全球科学领导者，意味着我们合作研发的成果及伙伴关系将影响全球发展。以气候变化为例，牛顿基金支持的一个项目主要是为预测未来的天气模式，包括台风、洪水等各种极端天气事件。这不仅有利于中英两国提高对极端天气的防控和预警能力，对于其他极端天气较为普遍的国家也十分重要。
《21世纪》：疫情对中英的科研交流与合作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戴丹霓 ：疫情确实给科研交流造成了实际问题，也让中英科技合作面临了更多挑战。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顶尖大学的科学家都与中国有合作关系，（我相信）他们都希望重返中国进行科研交流。
当然，在所有的挑战和障碍中，我们的合作仍在继续，比如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英国伯明翰大学捐赠抗疫物资；OSCAR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开发的新冠快速检测已在英国希思罗机场成功实施，为国际旅行提供了便利。
中英学生交流也受到疫情影响。英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具多样性的学生群体，我们一直鼓励各地优秀人才汇集在一起。我强烈希望能在2021年恢复学生的国际交流。
我一直坚信，要真正地给世界带来影响，需要大家面对面地交流，而不能只依靠通讯软件来进行沟通。如果真的要创造先进的科技，必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动。
目前英国在疫苗研制、采购方面都做得很好，相信我们都能从疫情中逐渐恢复过来，促进教育与科研交流正常化，届时大家将继续聚集在一起讨论、解决全球问题。
《21世纪》：您认为目前双方的科技合作存在哪些待解决的问题？
戴丹霓：我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全球的信任度下降了。但相关交流仍在继续，像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最近访问中国，开展中美之间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英国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话也从未停止过。
（我希望）全球健康等其他领域的对话也会同样富有成效，但这需要双方的信任，需要大家在对话不顺利的领域保持开放。就像我刚才强调的，面对面交流很重要，只通过通讯设备交流会更难进行对话和修复（关系）。值得高兴的是，我们与中国的很多对话议程也即将启动。
《21世纪》：《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于今年在中国昆明召开，英国政府也表示计划在11月举办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您认为在环境科学方面，中英目前存在哪些共识？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有多大？
戴丹霓：目前全球科学界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识，即气候变化是我们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而中英两国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挑战方面进行了长期合作。
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领导者，英国则是率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净零排放”目标。在同一年间，英国举办COP26，中国主办COP15，这将使我们拥有独特的机会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也有足够的空间共同促成COP15、COP26的成功召开。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达成了一项科学共识，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气候危机的重要部分。中国在生态和谐、生态保护方面有很悠久的历史，作为COP26的东道国，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国都能看到相似的雄心，一起努力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度。
当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只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共同投资绿色金融，目前中国和英国都非常关注绿色金融，确保投资活动不会对地球造成损害。
英国致力于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是在2060年，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并尽早实现这两个目标。这可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参与，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也不可能让每个地方省份都能实现提前达标。尽管中国某些省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但当一个省份有可能提前达标的时候，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来促其成功。
英国和中国在环境科学领域可以共同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可以分享技术专长、或是就政策转变进行对话，等等。不仅是气候变化，在疫情控制、人类健康等方面，我们也可以进行国际联合研究。我期待中英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作者：何柳颖 编辑：李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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