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工程，这个可以说由来已久，要说这好面子的事，中国人当第二，恐怕没人敢当第一。这个优良传统不仅反映在平头百姓身上，九五至尊的皇帝也是要面子的主。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只要外来使节承认中国宗主地位，仰慕华夏文化，皇帝们就会龙颜大悦、大加赏赐。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朝贡贸易。
朝贡体系的雏形是西周时期的“五服”制度。“西周的五服制是周朝对国内诸侯及边疆民族各国所规定的朝贡制度”，即根据各地距离国都的远近来规定朝贡的贡品等事项。同时也体现出中华文化与生俱来的“华夷之辨”观念。随着秦的统一，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开发，这种观念得到进一步深化。两汉大力经营西域，与周边国家的接触逐渐增多，朝贡体系所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朝贡制度最终定型。
隋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巨唐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各国纷纷来朝，扩大了对外交往。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有26个，入贡次数多达300余次。元朝疆域空前辽阔，加之游牧民族不似农耕民族那样保守，因此元朝统治者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并招徕各国入贡。
朝贡体系达到顶峰是在明朝，无论是朝贡国的数量、朝贡规模还是组织程度都远非前代可比。
明初与周边国家建立起朝贡与回赐制度，外国以向明朝皇帝朝贡而明朝以回赐的办法进行官方贸易。这种贸易在形式上满足了明朝皇帝以天子自居的虚荣心理，但实际上获得经济利益的则是周边朝贡国。“虽云朝贡，实则慕利”，是外国来朝贡的主要目的。对这种朝贡，朱元璋、朱棣等明朝统治者都认识到无法从经济上获益，但他们始终把重义轻利放在首位。朱元璋多次表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尤其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足迹远达印度洋乃至红海，宣扬了国威。同时由于统治者“厚往薄来”的理念，使得众多国家纷纷来朝，可谓盛况空前。
明朝得知朝贡国多为落后小国，十分体谅其处境，因此对朝贡之物并无所求。“所贡之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勿令过多，作书其以朕意谕之……凡来朝者，亦明告以朕意。”明朝回赐给朝贡使之物，其价值往往要多出朝贡物品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对朝贡使团所携带的商品尽管明初有规定，需在市舶司抽分(纳税)后在会同馆出售，然而市舶司对外来商品抽税形同虚设，因为无论是朱元璋或朱棣均带头破坏了这种制度。朱元璋提出“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免其税”。
朱棣更是认为“商税者，国家以抑其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对于外人所携商品在市场难以售出者，均由明政府出资收购；对于外人出售刀剑等违禁物品，明政府也没有坚决制止，而是多次加以姑息。正因为有大利可图，外国朝贡使团并不遵守明朝制定的朝贡时间和人数上的限制，往往是前次朝贡使团刚走，后次朝贡使团又到，一次使团人数竞达数百人之多。对于外国朝贡使团这种做法，明朝在接待上尽管不胜其烦，但极少加以拒绝，而是让大多数朝贡使团均满意而归。对于各国统治者要求明朝赐给历书、冕服、金印及为其赐封山名等，明朝更是有求必予。在与朝贡国的贸易中，明朝并没有从经济规律上考虑，并没有过多考虑经济效益，而是把朝贡贸易当做一种广交邻国、发展友好的政治手段加以使用，这种慷慨大度的做法也赢得周边国家对明朝的好感。
当然了，朝贡贸易也对国内产生了几点重要的影响。
1、由于“朝贡贸易”完全建立在明朝的补贴上，导致了明廷财政的缩减；
2、由于“朝贡贸易”主要是宣扬“国威”，影响了正常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中国逐渐失去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优势地位；
3、由于“朝贡贸易”是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途径，导致了民间的走私的频繁，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另外朝贡贸易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然而与郑和下西洋对比几乎同一时期的西方大航海来说，两者的利弊基本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在文明地、和平地宣扬国威，一个怀着野蛮的、掠夺的野心，一个在不断地往外送钱，一个在尽力地攫取利益。对于两者的区别就看个人价值取向的判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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