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随着手稿学日渐兴盛，手稿的多方面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保护手稿、研究手稿、利用手稿正成为学界努力的方向。
传统上，作品的产生始于手稿。相对其后所有版本而言，原初手稿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祖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一方面，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很多作品，没有经过刊刻发表，只有手稿本存在；以书信、日记为大宗的本就不为发表而作的文字，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作品手稿与初刊本、改订本、入集本同在的情况下，手稿是最可靠的订正依据，能够纠正刊本因编辑误释、手民误植导致的错讹。新版《汪曾祺全集》编纂过程中就遇到过这类情况，小说《侯银匠》中有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以往刊本皆如此。编委李建新仔细比照手稿，发觉“焖饭”字形更近于“烂饭”，又普查汪曾祺手迹用字，发现他笔下从来只有“闷”字而无“焖”字，遂据此改过，恢复了作者原意。
和整齐划一的印刷本相比，手稿中保存着作家的生命体温，其字体造型、笔画线条、章法布局，往往投射出作家书写时的情绪心理，记录下作家的思路轨迹。每一处修改涂抹的痕迹，都有助于还原作者生动的运思过程，让后人从发生学角度更深切地理解原作。此外，手稿修改前后的对照，经常能够提供字句锤炼的佳例，是修辞学、文章学研究的宝贵素材。朱正的《鲁迅手稿管窥》一书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古人信奉“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手稿作为“字”与“文”的统一体，在人格映照方面，可以说有着“双重忠实性”。鲁迅、茅盾、叶圣陶、傅雷，手稿工整不苟，可以看出对文字的恭谨敬畏，与他们为人为文有一致性。字迹潦草的作家也不少，比如诗人公刘，他的书信手迹字形随意、省笔极多，笔法章法毫无拘束，能够推知走笔匆遽，速度极快，这与其诗歌创作及性格中的热烈气质是同根同源、比并而存的。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的日记往往记事精详、析理深入，每日洋洋一二千言、甚至数千言，他能一生坚持不辍，与他作为文人兼文化企业管理者的自律自省、勤勉务实的个人修养与治事作风一脉相承。
手稿有作为书法的审美价值。“五四”一代作家、学者，有旧学根底，书法水准高，且各有风格。鲁迅、胡适、茅盾的行书，郭沫若、沈从文、杨振声的草书，叶圣陶的楷书篆书，置之现代书法史中应无愧。他们都是沈尹默所说的“善书者”，是“无意作书家”的书家，手稿自有很高艺术价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一代，书法艺术水平较高的也不少，比如汪曾祺，他的作品手稿、翰札题词都具备相当的形式美感，《岁寒三友》《金冬心》《鉴赏家》等小说还涉及书画艺术，表现出高超的艺术鉴赏与创造力。书写美学是作家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作家整体艺术特征的重要参照，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充分展开，应成为未来手稿研究的着力点。
信息化时代来临，为手稿研究带来难得的机遇。高科技印刷和传播手段能够使隐于“深闺”难得一见的手稿化身千万，大大消弭了以往研究的障碍。近年来大量手稿被出版、展览、拍卖流通，正是手稿研究繁荣的首要基础。但另一方面，作家纷纷“换笔”，电子化书写使得手稿成为稀有之物，作家的书写能力也发生退化。因此，尽可能恢复、保持一些手稿写作的习惯，既是手稿学持续发展的保障，更有助于保持与母语文字之间更为深切、更富质感的血肉联系。
程鹏万 徐 强《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5月20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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