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新作：让当代人读懂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这本书

白岩松做过一个比喻，成名太早犹如楼起得太高却没织安全网，越高越危险，如果把持不住，它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去转化。

在白岩松三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犹如没有安全网的高楼，产生了许多的迷茫和困惑，又觉得有很多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道路的前方依稀就见得到死亡的影子了。

那段日子他处在一种沮丧的低谷状态，感觉做什么都不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这只有5000字，八十一章的《道德经》，他突然觉得很多事情应该要重新评估其意义，很多东西迎刃而解。

他说：“我当时最困惑几件事情，我要不要撒手很多东西，因为当时我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有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在解读《道德经》的一句话时让我如释重负。

它强调杯子满了就再也倒不进去任何东西了，怎么办？泼掉它。你才可以重新装水，因为什么东西一满，就要溢出去了。二话不说，我把三个制片人全辞了，从此坚决不做领导。我觉得如果没有《道德经》，我不会如此坚决。”

曾国藩，在九江大败，兵权被收，几欲自杀，居家期间重读《道德经》悟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终于完成脱胎换骨，走上事业巅峰。

《道德经》又称《老子》，春秋时期哲学家李耳（即老子）的著作，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对后世影响深远。《道德经》全文五千余字，却影响了众多领域，有人认为它一部哲学作品，有人认为它是兵书，也有人把它当成管理宝典。在近现代，政治家如曾国藩、教员，企业家如松下幸之助、张瑞敏，作家如林语堂、老舍、钱钟书等，都是《道德经》的忠实读者。

在《老子通释》中，余秋雨融合讲解、翻译、注释于一体，对每一章的讲解都以一篇连贯的散文予以呈现，再以翻译作为归结，力图“洗去迂腐缠绕的研究风习，使广大读者都能爽利接受”。

余秋雨认为，《道德经》原文“是一篇篇优美的哲理散文诗”，因而无论讲解还是翻译，他都尽力呼应原文的文学魅力，希望从感性层面引领读者贴近原文。

《老子通释》读者问答

读者：

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写一本“通释”《老子》的书？

余秋雨：没有契机。我的任何写作只听内心安排，与契机无关。我不喜欢一切文化机会主义者。《老子》和《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思维起点，我毕生都在阐述中华文化，因此年年月月都密切相关，迟早都要“通释”。这就像天天喝长江水，总要渡一次长江；天天看昆仑山，总要上一次昆仑。

读者：

您认为《老子》是中华文化的思维起点，那么不读《老子》会失去起点？

余秋雨：对。不读《老子》就会失去文化的思维起点。《老子》不仅对中华文化重要，而且对人类文化也非常重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大作者，老子排名第一。

读者：

听您这么一说，中国人对《老子》的重视，可能还及不上外国人？

余秋雨：外国，还要看什么国家。目前世界上公认哲学素养最高的国家是德国。据统计，德国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这个拥有量，就让老子的祖国感到汗颜了。

读者：

老子是中国的思想家，为什么普通中国人对他比较陌生？

余秋雨：这与中国历代朝野的思想大背景有关。儒家有“独尊”礼仪，佛教有弘法团队，道教虽然尊崇老子却有自己的一套问仙规程，因此，老子的学说颇为寂寞。本来应该由一代代文化学者来传播，但他们大多沉迷在字句和版本的考订和争论上，使《老子》变得更加艰涩，让人觉得陌生。

读者：

您觉得文化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老子》这样的古代经典被现代人接受？

余秋雨：不妨想一想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批人。他们在深入研究古代经典之后，立即加入了现代理解和个人情怀，写出来的作品震动整个欧洲。简单说来，不是借古典炫示学问，而是让自己的生命使古典复活。我曾经翻阅过《老子》的几种英文译本，比中文的今译更简明、更流畅，可能是翻译者们继承了温克尔曼他们的传统。

读者：

您对《老子》的今译，确实比其他译本更有吸引力，更能朗朗上口，这是怎么做到的？

余秋雨：此中关键是，我坚信《老子》原文是“哲理散文诗”，而不是学术论文。因此，我要用当代语言恢复它“哲理散文诗”的风采。

读者：

但在“通释”中您又保持了严谨的学术高度，还对历代有关文字、版本考订作出了评析。您是怎么做到深入浅出的？

余秋雨：对于“通释”中的学术难题，我也都用散文写出，既有现代选择，又有个人评判，因此读起来比较舒畅。不是故意“深”，也不是故意“浅”，而是给予温度，时代的温度和个体的温度。

读者：

您写过阐释儒学的《君子之道》，现在又通释了《老子》。儒、道之间，您看重哪一家？

余秋雨：在学术高度上，老子更重要；在社会历史上，儒家更重要。记得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我为了对比中西古典哲学，到雅典访问了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这位博士认为，真正世界等级的哲学家，是老子，孔子则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教育家。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

读者：

中国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得意时读儒家，失意时读道家。您是什么时候对老子产生共鸣的？

余秋雨：“得意”、“失意”的说法，让人厌恶。大概是指官场得宠和失宠，人前得势和失势吧？以得宠还是失宠、得势还是失势来决定读什么书，这既玷污了阅读，也玷污了书籍。只要是杰出的中国文化人， 在任何境遇下都会与儒家和道家产生共鸣。只要真正读懂了，就压根儿不存在得失的敏感。“得意时读儒家”？孔子本人，平生没有一天“得意”过；“失意时读道家”？老子本人，平生没有一天“失意”过。

读者：

现在有不少人以经营管理、商市操作、职场谋略等实用角度，来讲解《道德经》、《论语》、《周易》等等古代经典，您怎么看？

余秋雨：我没有听过这种讲解，很难作出评论。但我要一再提醒，在中国的思维范畴上，“道”、“术”不能混为一谈。“道”就是“道”，“术”就是“术”。现在世界上，大道已经稀缺，让它在中国保存一点最后的尊严吧。其实，要讲“术”也不错，尽可以大大方方地讲，何必拉出两千多年前的老人家来作垫背？如果要作一个比喻，那就是，远年的圣殿留存至今很不容易，最好不要把它拆散了、捣碎了，来铺门前的新路。

《老子通释》前言

老子通释，是一项体量庞大的系统文化工程。这个“通”，包括以下六项指标：

一、通述八十一章的全部内容；

二、通析每章每节的内在逻辑；

三、通观两千多年之间的思维异同；

四、通感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文学韵味；

五、通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和分歧；

六、通考各种版本的阙误和修正。

稍稍一想就知道，其间会有多少危崖深壑、漫漫苦路。好在，我终于走下来了。

《老子》原文不分章，后世学者为了方便，分了八十一章，这就像为一座大山划分了攀援段落。我的这部通释，就是循章行进的。但是，我以行书书写的《老子》全文，仍然依照原文不分章。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其中包括大量艰深的论述，但整体上我用散文写成。

为什么要用散文来裹卷学术？我只是希望能在枯燥的学理和考订之间保持畅达的灵性，让当代读者感到亲切。我相信，只有促成当代生命的趋近，才能滋润千年文本。

更重要的是，《老子》原文，是一篇篇优美的“哲理散文诗”，我们后人怎么可以用佶屈聱牙的学术注释，把浑朴的诗意全都割碎？怎么可以把一坛远年美酒转换成一大堆化学分子式？我用散文，是想保存那些初元的酒韵和醉意。

每一章的阐释，都以翻译为归结。翻译比阐释更具有语气上的完整性、逻辑上的连贯性，因此我很重视。

我的翻译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尽力逼近原文旨意，保持学术上的高度严谨；

二、呼应《老子》原文哲理散文诗的文学魅力，发挥现代散文在语言节奏上的美学功能；

三、洗去迂腐缠绕的研究风习，使广大读者都能爽利接受。

这当然很不容易做到，我借着最难翻译的《老子》做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试验，敬请读者教正。

《老子通释》今译说明

“《老子》今译”这件事，我足足准备了三十年。原因是，无论研究中国文化史，还是考察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都一次次感受到老子的重要。而且，既是起点性的重要，又是终极性的重要。

在学术著作《中国文脉》、《修行三阶》、《北大授课》中，我都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老子。在《中国文化课》中，我讲解老子的篇幅也特别长。在其他著作中，我还记述了自己与希腊哲学家讨论老子的情景。

记得在世界图书馆馆长会议上，我以上海图书馆理事长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各国同行，中国最早的图书馆馆长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他执掌着周朝的“国家图书馆”。当然，他也应该是全世界最老的、有名有姓有著作的图书馆馆长。我说到这里，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馆长都给予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不管怎么说，老子已经深深锲入了我的话语系统。按照我的文化习惯，早就应该把他的五千字《道德经》翻译成现代散文了，却遇到了两大障碍。

第一障碍是，他的文字简约圣洁，如天颁谕旨，难以撼动，更难翻译；

第二障碍是，从韩非、王弼开始，历来有关老子的注疏、训诂、考订的著作多达数百种，许多见解各不相同，当代又有了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帛书，我若要翻译，就应该细致地研究这些著作，从而勘定老子每句话的歧义、衍义和真义，但这在时间上实在不允许。

因此，那么多年，这件事就搁下了。我已经在一系列学术著作中陆续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很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文本的今译，却一直没有惊动老子，尽管我还在不断讲述他，而且一直在研读王弼《道德经注》、河上公《老子章句》、苏辙《老子解》、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等著作。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躲不过去了。

《中国文化课》以音频播出时，“只能听，不能看”，而老子的词句离开了文字呈现则很难被当代学员听明白。于是，为了课程，为了讲述，为了数千万人次的听众，我把《老子》八十一章全部翻译成了当代口语。在写作《老子通释》时，每一章我都重新做了翻译，有的段落可能与上几次的翻译有点差异，那也让它去了。我很想把翻译完整呈现一下，让当代读者一鼓作气地领略老子当年的话语气势，因此在通释之后又留出了一个完整的“今译”。

《老子》今译，社会上已有过一些版本。记得一开始有很多学员要我推荐，我总是推荐两种：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继愈先生的《老子新译》，二是旅美学者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

既然推荐，当然是出于肯定，而且我对这两位先生也都很尊敬。但是，《老子》太宏大了，值得后人从不同的角度仰望。他们的这两个译本在不少地方与我颇有距离，因而促使我在尊敬之余另开译笔。

各种距离之中，值得笑谈的是我的文学感应。我非常喜欢老子斩钉截铁、铿锵有声的语言魅力，而任继愈、陈鼓应先生则更多地考虑阐释意涵，不太在乎文学。

例如，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这个“母”的比喻非常精彩，接下来他还把这个比喻衍生到“子”，组成了母子关系的完整比喻。 但是，陈先生把“母”翻译成了“根源”，把“子”翻译成了“万物”，那就放弃了比喻，也放弃了文学。

又如，老子哲学中有一个既重要又形象的概念叫“啬”，陈先生把它翻译成“爱惜精力”，少了味道。因为只有“爱惜”到“吝啬”的程度，才有文字冲击力。

更有不少句子，早已如雷贯耳，不必翻译。例如，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家都懂，任先生把它翻译成了“千里的远行，在脚下第一步开始”，这种语言节奏就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

还有很多地方，任先生和陈先生都用温和的解释性语言把老子的“极而言之”冲淡了，拉平了，失去了醒豁之力。例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语气多么痛快，陈先生将其翻译成“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纷杂的音调使人听觉不敏”，这就造成了词语烈度上的严重后退，在修辞上有点儿遗憾。

——这些，都是很不重要的文字技术细节，我举以为例，只想表达我在学术视角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文学视角，并借此说明我的翻译所追求的境界。那就是，让当代读者更有质感、更简捷地倾听老子，不要让一层层的阐释丝网把他隔远了。

老子的不少句子说得非常爽利又并不玄奥，我就让它们原样保留。有的章节只排除了一些词语障碍，就能使当代读者朗诵得畅达无阻。这样的译本就在当代语文中构成一种包含着不少古典美文的有趣“复调”，让古今语文相拥而笑。

《老子》永远会被一代代读者反复解释和翻译，不同的视角都是为了更加贴近老子的音容笑貌。因此，在他名下的各种声音永远会是热闹而又快乐的。

在这种热闹的快乐中，时间和空间都被无限度穿越，一位老人和一种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深感自豪。

白岩松做过一个比喻，成名太早犹如楼起得太高却没织安全网，越高越危险，如果把持不住，它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去转化。

在白岩松三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犹如没有安全网的高楼，产生了许多的迷茫和困惑，又觉得有很多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道路的前方依稀就见得到死亡的影子了。

那段日子他处在一种沮丧的低谷状态，感觉做什么都不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这只有5000字，八十一章的《道德经》，他突然觉得很多事情应该要重新评估其意义，很多东西迎刃而解。

他说：“我当时最困惑几件事情，我要不要撒手很多东西，因为当时我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有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在解读《道德经》的一句话时让我如释重负。

它强调杯子满了就再也倒不进去任何东西了，怎么办？泼掉它。你才可以重新装水，因为什么东西一满，就要溢出去了。二话不说，我把三个制片人全辞了，从此坚决不做领导。我觉得如果没有《道德经》，我不会如此坚决。”

曾国藩，在九江大败，兵权被收，几欲自杀，居家期间重读《道德经》悟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终于完成脱胎换骨，走上事业巅峰。

《道德经》又称《老子》，春秋时期哲学家李耳（即老子）的著作，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对后世影响深远。《道德经》全文五千余字，却影响了众多领域，有人认为它一部哲学作品，有人认为它是兵书，也有人把它当成管理宝典。在近现代，政治家如曾国藩、教员，企业家如松下幸之助、张瑞敏，作家如林语堂、老舍、钱钟书等，都是《道德经》的忠实读者。

在《老子通释》中，余秋雨融合讲解、翻译、注释于一体，对每一章的讲解都以一篇连贯的散文予以呈现，再以翻译作为归结，力图“洗去迂腐缠绕的研究风习，使广大读者都能爽利接受”。

余秋雨认为，《道德经》原文“是一篇篇优美的哲理散文诗”，因而无论讲解还是翻译，他都尽力呼应原文的文学魅力，希望从感性层面引领读者贴近原文。

《老子通释》读者问答

读者：

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写一本“通释”《老子》的书？

余秋雨：没有契机。我的任何写作只听内心安排，与契机无关。我不喜欢一切文化机会主义者。《老子》和《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思维起点，我毕生都在阐述中华文化，因此年年月月都密切相关，迟早都要“通释”。这就像天天喝长江水，总要渡一次长江；天天看昆仑山，总要上一次昆仑。

读者：

您认为《老子》是中华文化的思维起点，那么不读《老子》会失去起点？

余秋雨：对。不读《老子》就会失去文化的思维起点。《老子》不仅对中华文化重要，而且对人类文化也非常重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大作者，老子排名第一。

读者：

听您这么一说，中国人对《老子》的重视，可能还及不上外国人？

余秋雨：外国，还要看什么国家。目前世界上公认哲学素养最高的国家是德国。据统计，德国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这个拥有量，就让老子的祖国感到汗颜了。

读者：

老子是中国的思想家，为什么普通中国人对他比较陌生？

余秋雨：这与中国历代朝野的思想大背景有关。儒家有“独尊”礼仪，佛教有弘法团队，道教虽然尊崇老子却有自己的一套问仙规程，因此，老子的学说颇为寂寞。本来应该由一代代文化学者来传播，但他们大多沉迷在字句和版本的考订和争论上，使《老子》变得更加艰涩，让人觉得陌生。

读者：

您觉得文化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老子》这样的古代经典被现代人接受？

余秋雨：不妨想一想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批人。他们在深入研究古代经典之后，立即加入了现代理解和个人情怀，写出来的作品震动整个欧洲。简单说来，不是借古典炫示学问，而是让自己的生命使古典复活。我曾经翻阅过《老子》的几种英文译本，比中文的今译更简明、更流畅，可能是翻译者们继承了温克尔曼他们的传统。

读者：

您对《老子》的今译，确实比其他译本更有吸引力，更能朗朗上口，这是怎么做到的？

余秋雨：此中关键是，我坚信《老子》原文是“哲理散文诗”，而不是学术论文。因此，我要用当代语言恢复它“哲理散文诗”的风采。

读者：

但在“通释”中您又保持了严谨的学术高度，还对历代有关文字、版本考订作出了评析。您是怎么做到深入浅出的？

余秋雨：对于“通释”中的学术难题，我也都用散文写出，既有现代选择，又有个人评判，因此读起来比较舒畅。不是故意“深”，也不是故意“浅”，而是给予温度，时代的温度和个体的温度。

读者：

您写过阐释儒学的《君子之道》，现在又通释了《老子》。儒、道之间，您看重哪一家？

余秋雨：在学术高度上，老子更重要；在社会历史上，儒家更重要。记得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我为了对比中西古典哲学，到雅典访问了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这位博士认为，真正世界等级的哲学家，是老子，孔子则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教育家。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

读者：

中国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得意时读儒家，失意时读道家。您是什么时候对老子产生共鸣的？

余秋雨：“得意”、“失意”的说法，让人厌恶。大概是指官场得宠和失宠，人前得势和失势吧？以得宠还是失宠、得势还是失势来决定读什么书，这既玷污了阅读，也玷污了书籍。只要是杰出的中国文化人， 在任何境遇下都会与儒家和道家产生共鸣。只要真正读懂了，就压根儿不存在得失的敏感。“得意时读儒家”？孔子本人，平生没有一天“得意”过；“失意时读道家”？老子本人，平生没有一天“失意”过。

读者：

现在有不少人以经营管理、商市操作、职场谋略等实用角度，来讲解《道德经》、《论语》、《周易》等等古代经典，您怎么看？

余秋雨：我没有听过这种讲解，很难作出评论。但我要一再提醒，在中国的思维范畴上，“道”、“术”不能混为一谈。“道”就是“道”，“术”就是“术”。现在世界上，大道已经稀缺，让它在中国保存一点最后的尊严吧。其实，要讲“术”也不错，尽可以大大方方地讲，何必拉出两千多年前的老人家来作垫背？如果要作一个比喻，那就是，远年的圣殿留存至今很不容易，最好不要把它拆散了、捣碎了，来铺门前的新路。

《老子通释》前言

老子通释，是一项体量庞大的系统文化工程。这个“通”，包括以下六项指标：

一、通述八十一章的全部内容；

二、通析每章每节的内在逻辑；

三、通观两千多年之间的思维异同；

四、通感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文学韵味；

五、通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和分歧；

六、通考各种版本的阙误和修正。

稍稍一想就知道，其间会有多少危崖深壑、漫漫苦路。好在，我终于走下来了。

《老子》原文不分章，后世学者为了方便，分了八十一章，这就像为一座大山划分了攀援段落。我的这部通释，就是循章行进的。但是，我以行书书写的《老子》全文，仍然依照原文不分章。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其中包括大量艰深的论述，但整体上我用散文写成。

为什么要用散文来裹卷学术？我只是希望能在枯燥的学理和考订之间保持畅达的灵性，让当代读者感到亲切。我相信，只有促成当代生命的趋近，才能滋润千年文本。

更重要的是，《老子》原文，是一篇篇优美的“哲理散文诗”，我们后人怎么可以用佶屈聱牙的学术注释，把浑朴的诗意全都割碎？怎么可以把一坛远年美酒转换成一大堆化学分子式？我用散文，是想保存那些初元的酒韵和醉意。

每一章的阐释，都以翻译为归结。翻译比阐释更具有语气上的完整性、逻辑上的连贯性，因此我很重视。

我的翻译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尽力逼近原文旨意，保持学术上的高度严谨；

二、呼应《老子》原文哲理散文诗的文学魅力，发挥现代散文在语言节奏上的美学功能；

三、洗去迂腐缠绕的研究风习，使广大读者都能爽利接受。

这当然很不容易做到，我借着最难翻译的《老子》做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试验，敬请读者教正。

《老子通释》今译说明

“《老子》今译”这件事，我足足准备了三十年。原因是，无论研究中国文化史，还是考察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都一次次感受到老子的重要。而且，既是起点性的重要，又是终极性的重要。

在学术著作《中国文脉》、《修行三阶》、《北大授课》中，我都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老子。在《中国文化课》中，我讲解老子的篇幅也特别长。在其他著作中，我还记述了自己与希腊哲学家讨论老子的情景。

记得在世界图书馆馆长会议上，我以上海图书馆理事长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各国同行，中国最早的图书馆馆长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他执掌着周朝的“国家图书馆”。当然，他也应该是全世界最老的、有名有姓有著作的图书馆馆长。我说到这里，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馆长都给予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不管怎么说，老子已经深深锲入了我的话语系统。按照我的文化习惯，早就应该把他的五千字《道德经》翻译成现代散文了，却遇到了两大障碍。

第一障碍是，他的文字简约圣洁，如天颁谕旨，难以撼动，更难翻译；

第二障碍是，从韩非、王弼开始，历来有关老子的注疏、训诂、考订的著作多达数百种，许多见解各不相同，当代又有了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帛书，我若要翻译，就应该细致地研究这些著作，从而勘定老子每句话的歧义、衍义和真义，但这在时间上实在不允许。

因此，那么多年，这件事就搁下了。我已经在一系列学术著作中陆续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很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文本的今译，却一直没有惊动老子，尽管我还在不断讲述他，而且一直在研读王弼《道德经注》、河上公《老子章句》、苏辙《老子解》、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等著作。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躲不过去了。

《中国文化课》以音频播出时，“只能听，不能看”，而老子的词句离开了文字呈现则很难被当代学员听明白。于是，为了课程，为了讲述，为了数千万人次的听众，我把《老子》八十一章全部翻译成了当代口语。在写作《老子通释》时，每一章我都重新做了翻译，有的段落可能与上几次的翻译有点差异，那也让它去了。我很想把翻译完整呈现一下，让当代读者一鼓作气地领略老子当年的话语气势，因此在通释之后又留出了一个完整的“今译”。

《老子》今译，社会上已有过一些版本。记得一开始有很多学员要我推荐，我总是推荐两种：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继愈先生的《老子新译》，二是旅美学者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

既然推荐，当然是出于肯定，而且我对这两位先生也都很尊敬。但是，《老子》太宏大了，值得后人从不同的角度仰望。他们的这两个译本在不少地方与我颇有距离，因而促使我在尊敬之余另开译笔。

各种距离之中，值得笑谈的是我的文学感应。我非常喜欢老子斩钉截铁、铿锵有声的语言魅力，而任继愈、陈鼓应先生则更多地考虑阐释意涵，不太在乎文学。

例如，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这个“母”的比喻非常精彩，接下来他还把这个比喻衍生到“子”，组成了母子关系的完整比喻。 但是，陈先生把“母”翻译成了“根源”，把“子”翻译成了“万物”，那就放弃了比喻，也放弃了文学。

又如，老子哲学中有一个既重要又形象的概念叫“啬”，陈先生把它翻译成“爱惜精力”，少了味道。因为只有“爱惜”到“吝啬”的程度，才有文字冲击力。

更有不少句子，早已如雷贯耳，不必翻译。例如，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家都懂，任先生把它翻译成了“千里的远行，在脚下第一步开始”，这种语言节奏就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

还有很多地方，任先生和陈先生都用温和的解释性语言把老子的“极而言之”冲淡了，拉平了，失去了醒豁之力。例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语气多么痛快，陈先生将其翻译成“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纷杂的音调使人听觉不敏”，这就造成了词语烈度上的严重后退，在修辞上有点儿遗憾。

——这些，都是很不重要的文字技术细节，我举以为例，只想表达我在学术视角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文学视角，并借此说明我的翻译所追求的境界。那就是，让当代读者更有质感、更简捷地倾听老子，不要让一层层的阐释丝网把他隔远了。

老子的不少句子说得非常爽利又并不玄奥，我就让它们原样保留。有的章节只排除了一些词语障碍，就能使当代读者朗诵得畅达无阻。这样的译本就在当代语文中构成一种包含着不少古典美文的有趣“复调”，让古今语文相拥而笑。

《老子》永远会被一代代读者反复解释和翻译，不同的视角都是为了更加贴近老子的音容笑貌。因此，在他名下的各种声音永远会是热闹而又快乐的。

在这种热闹的快乐中，时间和空间都被无限度穿越，一位老人和一种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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