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名的变化看文化交流

一部部文学作品是构筑文化交流之桥的一块块砖头，但当我们审视它们的封面的时候会发现，译名的风格是有变化的。从小说名字的翻译及演变，人们可以看出文化交流的进程、译者不同的翻译理念以及市场对文学的影响。

在近代，国内翻译外国文学之初，林纾就翻译了狄更斯的多部小说，比如《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即《奥列佛·特维斯特》）、《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孤星血泪》（即《远大前程》）等，林纾还把托尔斯泰的《复活》译为《心狱》、把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译为《魔侠传》、把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为《黑奴吁天录》。林纾在《黑奴吁天录》的序言中提到：“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这种概括原书大意的译法影响至今。优点是拉近了跟读者的距离，缺点是模糊了小说的西方文化背景，读者通过译名可能不明白小说的内容。例如“复活”有多重含义，“心狱”则只突出了男主角的赎罪心理。

这种意译是一种委曲求全，既有时代的局限、对国外的不够了解，也有市场的因素——正因为民众对国外不了解，才会忽略外国的文化因素，提炼共通的主题，从而把书卖出去。例如，为了突出情感，韩中一把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译为《两情人》，孙致礼把简·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译为《姐妹俩》，王央乐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罗慕拉》译为《仇与情》。有的译者还会概括书中的主要矛盾，如顾涛、高瞻、龚见明把多丽斯·莱辛的小说《金色笔记》译为《女性的危机》，姜允麟把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译为《灵魂的毁灭》。

这种翻译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严永兴把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译为《撒旦起舞》，徐昌翰则译为《莫斯科鬼影》，这两个译本都突出了小说中沃兰德这条线，但忽略了大师的著作、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这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把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随风而逝》译为《乱世佳人》，也是只突出了女主角，而没有展示出那个时代的逝去。张卫华把彼得·凯里的小说《骗子》翻译成《赫伯特的奇幻人生》，也隐去了赫伯特的骗子身份。

但有时译者对原著概括得太过分，导致跟原文关系不大，让读者无法把原著和译本联系在一起。比如崔红、王津把约翰·欧文的《盖普眼中的世界》译为《诱惑》，徐海潮、顾泽恩把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午夜另一面》译为《罪恶与爱情》。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名著在被改编成电影时也会被改名，例如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被改为《凤舞红尘》，还是比较恰当的；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被改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则搞错了人物关系；麦卡锡的小说《路》被改为《末日危途》，直接展现矛盾冲突，会激发观众的观影期待。

其实，有些时候原著本身的名字就有多重含义，译者只能取其一。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是翻译成《芬尼根的守灵夜》，还是《芬尼根的苏醒》？守灵和苏醒在小说中都有体现，人们认为芬尼根死了，结果在给他守灵的时候他却苏醒了。戴从容选择的是《芬尼根的守灵夜》。黄群、许关强把阿西莫夫的自传《I.ASIMOV》翻译成《人生舞台》，其实原名中的“I”是双关语，既可以翻译成《艾萨克·阿西莫夫》，也可以翻译成《我，阿西莫夫》。也有译名之间有矛盾的，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是《小径分叉的花园》还是《小径交叉的花园》？比较特殊的是，有些文学作品原稿就没有固定的书名，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到底是《美国》还是《失踪者》，学界仍在讨论。

关于普鲁斯特的小说究竟是翻译成《寻求失去的时间》还是《追忆似水年华》，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当时译林出版社的做法是：“鉴于后一种译名已较多地在报刊上采用，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我们暂且采用这种译法。”李恒基、徐继增等的译本和徐和瑾的前四卷译本都采用了这一译法。其实，基于不同的翻译理念，英译本也存在不同的译法。厚道的赫尔曼·麦尔维尔则为人们提供了两个选择，小说名叫《莫比·迪克或白鲸》，国内一般将其翻译成《白鲸》或《白鲸记》。

就文学作品名字的翻译来看，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直译。这类在翻译作品中居多数，包括人名，如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等；地名，如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等。

二是在直译的基础上简化。比如林纾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译为《安娜小史》、孙法理把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译为《苔丝》。

三是在直译的基础上补充关键词。这样可以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比如张谷若把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译为《弃儿汤姆·琼斯史》，补充了主人公的家庭背景；曹庸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塞拉斯·马南》译为《织工马南传》，补充了主人公的职业；郑克鲁把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译为《基度山恩仇记》，报恩和复仇正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原元、齐志颖把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译为《绝望·奋争——奥基·马区历险记》，把关键词绝望和抗争作为主题，同时在副题中保留了原名。梁实秋把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译为《尘世情缘——吉尔菲先生的情史》，也是把原名放在副题里。

译者前后译同一部作品却出现译名变化的情况也比较多，这体现了译者理念的变化。例如方柏林翻译奈保尔的小说，初版译为《河湾》，再版译为《大河湾》，变化不大，其实没必要改；魏立红一开始把菲利普·罗斯的小说直译为《我嫁给了人》，新出的版本则译为《背叛》，其实不太妥当；萧天佑翻译的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后更名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是一个跟原版更接近的翻译方法，更贴合卡尔维诺那种“未完成”的创作本意；于冬梅、宋瑛堂翻译安东尼娅·拜厄特的小说，初版译为《隐之书》，再版时尊重原著，译为《占有》。

如今更多的是直译，毕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广泛，很多陌生的文化变为生活的常识，一些背景性的介绍就没必要了。当《哈姆雷特》走遍世界，就没必要用《王子复仇记》来点明主题和人物的身份了。

来源：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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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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