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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汽车公司将为全球所有员工提供24周带薪育儿假，以支持女性高管和平等育儿。
沃尔沃汽车总部位于瑞典，由中国吉利控股公司（Geely Holding）拥有。沃尔沃目前拥有40000多名员工。沃尔沃公司表示，从四月开始，所有沃尔沃工厂和办公室工作至少一年的员工均有权在每次生育孩子时获得假期，并在此期间获得基本工资的80％。
瑞典是少数几个已经依法为父母一方提供育儿假假期的国家之一。
沃尔沃在一份声明中说：“有些国家不向刚生完孩子的父母提供带薪假期，或排除特定的群体，后者对父亲尤其如此。”沃尔沃以前没有全球政策，但会适应当地法规。
目前，沃尔沃高级管理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女性。
一位女发言人说，沃尔沃计划将这一比例提高到50％，并补充说，沃尔沃的新政策将改善育儿假的条件，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
沃尔沃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坎·萨缪尔森（Hakan Samuelsson）表示：“当父母得到支持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求时，这将有助于弥合性别差距，并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
全球政策适用于任何父母，并且可以在生育的头三年内随时休假。
在瑞典，根据法律，孩子刚出生的父母一般有权获得大约80％的带薪产假。
瑞典为何成为生育“优等生”
为了鼓励生育，瑞典采取了不少措施，政策标配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
经济补贴包含生育津贴和儿童津贴。税收优惠是经济补贴的间接形式。法定的产假和育儿假是为职业父母照料子女而设立的。瑞典的父母可以共享480天的带薪育儿假。社会抚育机构可以帮助母亲重返就业岗位。
这些政策在各国实施的力度和时间均不相同。作为生育“优等生”的瑞典的相关政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体系不仅普惠国民，而且足够慷慨。
依照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关于福利国家的划分，瑞典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具有鼓励生育作用的家庭福利政策是这些政府主导的国民福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普惠性来看，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18岁以下的儿童均可获得政府补贴；从公共性来看，它们以公立托育机构为主来解决托幼问题；从慷慨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二是深入人心的中立性别观念在生育和养育环节得到了体现。
瑞典的性别平等观念被认为是其保持稳定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瑞典的父亲休育儿假还会得到额外的“性别平等奖励”。
三是普遍主义与平等主义引导了“去家庭化”理念。
瑞典的家庭政策基于其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观念，即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基本福利，也应该平等地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最终形成民众负责工作纳税、国家承担养老抚幼责任的福利模式。瑞典的政府学前教育补贴不仅涵盖3~6岁儿童，也包括1~2岁儿童，形成了以公立机构为主，私营机构为辅的托幼体系，最大程度地帮助了母亲重返就业岗位。
四是以推动女性充分就业为目的来平衡职业与家庭。
高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水平是建立在高税收和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其家庭政策一直以促进两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平等为目标。为了促进女性充分就业，瑞典的生育假不仅有孕期假和带薪育儿假，12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每年还有120天的临时育儿假，政府利用各种方式给予保育支持。其结果是，瑞典不仅拥有较高生育率，其母亲就业率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将托幼现金补贴直接给到家庭，而非补贴托幼机构，使得芬兰母亲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瑞典和丹麦。
福利政策也要辩证看
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否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需审慎对待。
首先，经济补贴是最常用、最直接的方式，却因负担重且短效而受人诟病。
经济补贴必须能够有效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才能产生作用，因此政府需要为此支付巨额儿童福利金，可能会以牺牲经济发展效率为代价。高福利体制一直被认为是拖累欧洲经济的绊脚石。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不打算增加甚至在下调家庭政策的支出。
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等国的人口学专家学者则指出，经济补贴具有短效性，经济奖励会促使原本有生育计划的妇女提前生育，缩短生育间隔，由于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明显改变，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很快又会继续下行。而且，经济激励对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更明显，高收入家庭的生育计划并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其二，产假长短和产假津贴对生育的影响因地而异。
延长产假的确能帮助职业女性分配更多精力照顾儿童，但过长的产假会加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会因此避免使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劳动力，这可能反过来又降低了女性结婚和生育的意愿。因此，关于产假长短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
产假津贴被认为对生育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来源在各国存在差异，产假津贴可能会加重政府公共支出压力，以及社保基金或企业的负担。
其三，“社会化”的儿童保育和家庭性别中立理念对生育有积极影响。
瑞典的研究证实了让社会机构承担儿童抚育责任对生育率有明显正向作用，瑞典在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建设也被认为是提高生育率的决胜法宝。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领域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瑞典早在1939年就通过了“有酬就业妇女不得因怀孕、分娩或婚姻被解雇”的法案，但性别平等的理念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深入人心。瑞典1~2岁儿童进入托育机构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这与东方亲密育儿的理念也显得格格不入。应该说，社会政策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土壤，无法轻易复制。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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