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依旧动荡不安,随着解放战争的持续发展,国民政府逐渐退出大陆历史舞台。除了撤退到中缅边境的国军部队还有大量士兵滞留在大陆,一部分人脱下军装混迹在百姓中,一部分勾结山中的土匪山贼继续过着刀头舔血的生活。还有不少原来属于军统的特务被安排在各地,混迹在百姓中继续为国民政府效力。这些人给新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为了消灭这些不稳定因素,大量解放军士兵转化成公安战士参与剿匪斗争。
为了抓捕这些潜伏下来或者曾经残害过革命烈士的人,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公安局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剿匪工作中来。1951年春天收到举报的公安们,迅速赶到杨佳乡的一个民办学校。他们闯进教师控制住了一个正在给孩子们讲课的老师,然后把他带进了乡公所。经过突击审讯后,教师对自己曾是渣宰洞监狱的看管人员供认不讳。但一问到他对革命烈士的迫害,他却抵死不认。
渣宰洞原本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军统曾在抗战期间利用关系把煤窑抢夺了过来。从此这个煤窑便便成为了骇人听闻的“滓洞集中营”,这名叫黄茂才的教师在做渣滓洞看守管理员期间,大量革命烈士惨死于渣滓洞。其中非常著名的有“小萝卜头”一家人还有“江姐”等革命先烈,从这个因素来看黄茂才不就是“刽子手”之一么?黄茂才对自己做过渣宰洞看守人员的身份并没有隐瞒,但是无论在乡公所还是在县城公安局他都不承认自己迫害过革命烈士。
他不仅说自己没迫害过革命烈士,甚至还说自己曾经帮助过他们送信。公安人员要他拿出证据,但他又没有。他希望公安们去调查此事,被直接拒绝。经过持续性轰炸式盘问,精神崩溃的黄茂才不得不屈服,他只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安排潜伏的特务。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曾经迫害过革命烈士,即便在公审期间和后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法院判刑后,争取了贫协席黄大贵的意见,他一五一十地说道:“黄茂才出身贫农,他早期加入敌营也并非出自本意,而是去成都混口饭吃的时候,误打误撞加入了敌营。”
这句话直接救了他一命,让死刑直接变成了无期。由于在监狱表现较好,他多次获得减刑终于在1964年得到“假释”。回乡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一直在寻找以前为革命烈士们送信的收信人。1981年他收到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的馆长邀请他核实做渣滓洞看守管理员时的一些情况。这个馆长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一份从渣宰洞脱险的革命人员留下的一些资料。在资料中明确提到,黄茂才曾为革命烈士们秘密传递情报,并拼着生命危险把至关重要的情报送到狱外革命人员手里。
双方核实这些资料后,又找到了当年的收信人。经过收信人的证实这位含冤近30年的革命功臣的事情终于重见天日,当地政府在得知情况后不仅为他平反而且给予了革命功臣的称号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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