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24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名为《无尽前沿法案》的议案，授权在未来5年内拨款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的研究。议案尚需参众两院批准，鉴于它已获得跨党派支持，预计签署成法可能性较大。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议案有助强化美国联邦政府对关键产业科技发展的主导作用，改变过多依赖私营部门的局面，对美国联邦政府扶持科创主体给予资金和机制的双重法律保障。但另一方面，这份特朗普时期提出的议案6次提及“中国”，带有鲜明的大国竞争印记，力图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对此中方应予以高度关注。
聚焦十大科研领域
《无尽前沿法案》由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议员托德·杨于去年5月提出。当时正值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对华经济和科技“脱钩”逆流的时刻。因此议案从诞生伊始就带有鲜明的大国竞争色彩。舒默也毫不掩饰这点：“这项立法将通过投资于美国科创，创造高薪的美国制造业和高科技工作岗位，从而增强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力……”
12日，这份议案在美国政府办公桌上躺了整整一年、并几经修改后，获得参院商委会通过。长达160页的修订版主要有以下几项重点：
第一，五年内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约1000亿美元，支持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安全等十大未来新兴科技领域的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的独立机构，为美国大部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提供联邦资助。基金会2020、2021财年的年度预算均为约85亿美元。《无尽前沿法案》5年投入约1000亿美元的计划，将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基金会预算。
第二，在上述基金会内部新设科技创新理事会，职能类似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主抓相关领域研究。基金会将新设一名副主任，负责监督科技创新理事会。外媒指出，理事会可能寻求增加院校的技术研究支出，创建重点研究中心，并扩充与美国盟友的合作资金。
第三，在五年内提供100亿美元的授权，供商务部指定至少10个区域科技中心。通过建立“核心供应链韧性项目”、由国安部门监控供应链薄弱环节并提供投资，来确保关键产品的供应链更为多样化。
第四，额外划拨商务部约24亿美元预算用于投资美国制造业。此举也是对拜登重建美国制造业议程的响应。
第五，强调科技人才战略储备。在科研资助上，议案提出拨款增量中不少于55%的部分将用以资助相关领域的大学科研中心和特定科研项目。
被追赶的压力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一贯扮演科技产业创新领导者的角色。这份议案的名称“无尽前沿”，正是源于美国一段值得称道的科技史，唤起不少美国人对遥远年代的记忆。
1945年，美国临时研究机构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主任布什起草了名为《科学：无尽前沿》的报告，纵论科研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国家资助科研的必要性。这份报告催生了后来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构建了美国战后科技创新体系总框架。正是基于布什的建议，美国政府长期持续对科研进行投入，使美国在全球的科技领先优势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76年过去，是什么让拜登政府重新认识到科技振兴与政府投入的紧迫性？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指出，进入21世纪，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发生改变。比如在通信领域，美国的AT&T、摩托罗拉、朗讯以及英特尔都曾是全球重要的通信整装设备提供商，但在5G时代，欧亚国家设备制造等领域后来居上，重要的5G整装设备制造商名单中已没有美国公司的身影。
在半导体和芯片制造领域，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威胁美国的领先地位。此外，中国每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PCT专利申请数量已从20年前远远少于美国转为超过美国。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动摇，再度激发了美国人的忧患意识。
在被各种后起之秀追赶的过程中，华盛顿开始忧心忡忡地反思，自己的科创研发支出盘子是否应当扩容了？研发投入是否过于依赖私营部门，联邦政府该不该做些什么？
一系列数据证明，美国确实值得对上述状况审视一番。经合组织报告显示，美国的研发支出总量虽仍是世界老大，但近年来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而根据美国财经媒体《巴伦周刊》的数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高达70%，但如今已下降至50%以下。再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对该产业研发投入是私营部门的2倍，但截至2019年，私营部门的投入已是政府资金支持的23倍。
“中国和俄罗斯政府一直在增加对科研领域的投资，美国政府却在降低投资，这令人不安。”《巴伦周刊》写道。
《日经新闻》指出，最近的全球芯片危机也为拜登政府出台相关法案提供了催化剂。全球芯片危机凸显美国关键供应链的脆弱性，促使两位议员将“核心供应链韧性项目”纳入立法。此外，这份议案反映出，面对其他大国精心策划的经济模式和有明确指导思想的产业政策，过去羞于谈及产业政策的华盛顿决策圈陷入纠结：是否应当在发展尖端技术方面建立一套政府主导模式。
中金报告认为，法案标志着冷战之后美国国家科研战略目标再次发生重大调整，关键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开始重新回到以政府力量主导的战略框架下。
大国竞争意味明显
法案从提出背景，到涵盖内容，大国竞争的意味十分明显。有外媒认为，拜登政府希望为美国未来关键技术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华盛顿想与北京打持久战并占得上风。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宋国友认为，美国意识到国内科研投入占GDP比重相对下滑，因此制定法案，巩固在基础科学和新兴科技领域的领导力和掌控力，提升对华竞争力。
谈及法案对美国的影响，宋国友认为，法案或对提升科研能力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它不但以法律形式确保联邦资金投入，而且创设新部门，通过法定机制为科创保驾护航。法案还向企业和院校释放了国家重视科研的信号，并制定相关条款来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
不过，宋国友也指出，尽管法案有弥补美国快速产业化能力缺失的考虑，但能否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依然存疑。“美国难以实现全领域的快速产业化。它在航天、军工、医药、通信等领域有较强的产业化优势，但当今世界，产业化所要求的产业协同、产业完整性更高。由于本国的一些特定产业不支持技术市场化，美国想在这类领域实现快速产业化难度更大。”
宋国友认为，在产业链方面，法案有助于维护美国重要基础敏感产业的优势，但如果不能与其他国家产生政策协同，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认为，美国面对中国在高新技术，尤其是5G领域的赶超，仍想做大做强科技实力。因此在白宫层面配备专职机构和人员，通过“总统亲自抓”来实现目标。但尚存几个难点：第一，5年1000多亿的投入对于“烧钱”的高科技行业而言显得杯水车薪。第二，美国政府因为疫情、大国竞争而对亚裔人士的打压，可能导致亚裔高科技人才陆续回国。第三，美国基础制造业已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外，制造业的普遍空洞化将成为绕不开的障碍。
在周世俭看来，《无尽前沿法案》政治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为的是表明同中国竞争的决心。
中国外交部上月在回应这份法案时指出，中方乐见美国取得更大发展进步，但坚决反对动不动拿中国说事，将矛头对准中国。希望美方端正心态，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尊重中国人民正当享有的发展权利，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周世俭认为，美国政府长期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现在又以大国竞争的思维处理中美科技关系，实则逆潮流而动。“以芯片市场为例，由于中方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美国对华实施供应链限制，实际上切断了美企的资金链。由于规模效应，美企损失了20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所以科技领域的恶意竞争和大国对抗就像一把双刃剑，伤人害己，美国受到的伤害会更大。”
宋国友认为，要充分意识到美国在科技领域对华竞争是长期战略，不会有重大调整。对《无尽前沿法案》应客观看待，既要看到压力，也要看到动力。“中国如何释放科创活力，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科创的氛围，同时在国际科技人才竞争方面有所准备，都值得研究。”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栏目主编：杨立群 本文作者：张全 文字编辑：杨立群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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