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49中事件真相大白，我们该如何辨别谣言？

图 | 网络

作者 | 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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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出现公共事件，过不了多久舆论场上便会上演谣言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然后是文科知识分子出来痛斥国民素质低下，亟需启蒙，感叹言论缺乏自由，信息不够透明——这些被认为是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主要原因。

谣言和国民素质有关吗？一定程度上是的。接受系统的教育能够提升人的知识储备和分析能力，比如，拥有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显然不会认真对待“天谴”之类的解释；如果某人习惯于分析事件发生的完整时间线、逻辑链条，那他自然不会接受非常粗陋的推测；诸如此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谣言确实止于智者。

不过， 谣言有深刻的心理基础，不是一句“提升国民素质”就能彻底搞定的。面对迅速发展且极为复杂的重大事件，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希望能得到一个关于该事件如何发生、如何评价的简便解释。求理解的心理欲求之所以常常能压倒求真意识，不只是因为当事人理性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缺乏勇气面对复杂性、不可理解性。

急于得到解释的心理倾向还是比较单纯的， 另有一些人则并不关心事件本身，而只是把每一次公共事件视作宣传政治观点乃至骗取流量的机会，他们即便有充分的理性能力，也不会好好运用这种能力，而是立场先行，挑选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炮制谣言。

我们不需要先知道绝对的真相才能判断相关说法是不是谣言。事实上，当事件发生时，我们——包括相关专家——给出的都只是推测，但有的推测靠谱，有的推测水平低下，有的推测则完全是积郁已久的政治情绪主导下的无端指责，流量思维主导下的阴谋论。

那么，在还不清楚真相本身的时候，我们如何鉴别谣言呢？

大致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对应于两类谣言：

一种是客观上知识储备、分析能力不足导致的水平低下的推测；

一种是主观上并不关心真相如何，只想借热点事件吸引眼球、传播政治观点的人炮制的说法。

简言之，一类是因为“蠢”，一类是因为“不真诚”，因为“坏”。

因此， 鉴别谣言的两种方式分别是判断相关说法是不是经得起推敲；提出相关说法的人是不是真诚可靠。辟谣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有潜力的推测上来，另一方面则是防止由谣言带来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比如大面积的社会恐慌。

前面已经说了，即便尚不清楚真相如何，我们依然可以鉴别、判断出谣言；本文还想给出一个更强的主张：哪怕最终的真相跟谣言的猜测相差不远，谣言也依然是谣言，因为它不是经过客观理性的分析得出的，而是胡乱给出或有意炮制出来的，猜中了也只是瞎猫撞见死耗子，并且只是蒙对了最终的结果，对中间的来龙去脉是给不出靠谱说明的。

不无夸张地说，人们能够接受的都是自己想要接受的。只有那些符合人们对世界的一贯理解的说法才能在人群中流行。问题在于，不同的人群对世界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良莠不齐；人们都根据有限的信息对事件作出推测，在这种推测中，关于事件本身的信息不见得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世界的一贯理解、我们眼中的常识拣取出了“靠谱的”信息，补足了缺失的信息，使事件变得完整。就此而言，相关推测从来不是就事论事，相关事件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同人群所接受的不同世界图景中上演的。使我们发生争论的多半不是那些具体的信息，而是对这些信息的判断、解释。

因此不难理解，言论自由并不能消除谣言，甚至还会助长谣言。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分析能力，都有足够的智识勇气，都足够客观真诚。 在自由流通的言论市场上，能够胜出的不是真相，而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真相”。

要减少谣言的干扰，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可靠的常识和权威秩序，用常识来筛除一大堆显然不靠谱的解释，让权威来告诉我们靠谱的解释是什么——毕竟，现代世界太过复杂，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公共事件上都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只能期待权威给出定论。回想一下，我们是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自己爸妈辟谣的呢？多半不是给出具体的科学说明，这些他们多半理解不了，我们也往往没能力作出这种说明。我们辟谣，除了诉诸常识，最主要的方法便是告诉爸妈，他们的信息来源不靠谱、不够权威。

如果我们没有统一的世界图景，没有共享的常识（不common的common sense还是常识吗？），如果教授成为叫兽，“权威”不断辜负我们的信任，谣言泛滥也就不稀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