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梁燕 兰迪南宁律师事务所 今天

来源：《广西审判实务与探索》2020年（第一辑）戴红兵/主编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理论基础

所谓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知道案件有关情况的人把自己所了解的事实如实向法庭陈述的人。有关证人资格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単位和个人都具备证人的资格。这一点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不同，两大法系中仅把证人限定为自然人，将单位排除在证人资格主体的范畴。笔者认为，法律虽然赋予单位具有证人资格主体，但这样的规定是不科学的。首先，单位是由多个自然人构成的集合体,单位作为一个集合体,无法表现出全部自然人的意志。其次,在单位作证的情况下，单位的意思需要通过自然人来表达，所以单位作证的本质仍然属于自然人作证。相比之下，不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都没有单位作为证人的规定。〔1〕

1.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美国有一句颇为经典的司法格言：“国家有权利得到任何人的证据。”〔2〕显然，在美国的法律乃至司法实践中，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是证人的一项法律义务。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可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法律规定，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可见，证人出庭作证是在履行法律义务。证人是社会中的人，他在国家提供的司法保障下安定的生活，所以，当某种法律秩序遭到破坏的时候，他具有不可推卸的作证义务。也就是说,他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利时，应当履行国家义务，这也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2.证人出庭作证是诚实信用的原则要求

证人应当向法庭如实陈述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事实上，证人如实陈述的义务来源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自古以来沿袭下来的道德信条、 伦理标准。现代社会，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相继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主要是用来约束民事主体实施的民事行为，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活动中的重要 作用。证人出庭作证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及要求，证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该信 守承诺、讲究信用，且不能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1〕参见王驱新、陈杭平：《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若干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的实证调查》，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一期。

〔2〕张玮琳：《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烟台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二）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

1. 有利于査明案件事实

证人在庭审中陈述可以最大化地还原案情，因为在作证过程中不仅要经过当事人的质证,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法官可以观察证人的神态、语言表达等细节,一旦发现存在疑点可以继续追问证人，经过直接质证和交叉询问等环节，证人如果存在作伪证的情形也较容易露出破绽。所以，证人出庭有助于法官在庭审活动中剥茧抽丝、去伪存真，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查明案件事实。

2. 体现了审判公开

证人出庭作证体现了审判公开。倘若证人在庭审活动中缺席，当事人仅仅向法庭提交了证人的书面证言，实际上会导致法庭质证虚化,群众肯定会怀疑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当事人及旁听群众对整个庭审活动的信任，司法公信力也会因此大打折扣。换言之，证人出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彰显了司法公开，言词证据不仅当庭进行了公开展示，还经过了公开质证，这一诉讼过程是在法官、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完成的，所以，群众对法律的认知和信仰才会增强。可见，证人 出庭作证更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自我国《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不高，大多数证人采用书面证言的方式进行作证。造成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层面的原因，又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证人出庭难的原因，从而找出制约证人出庭作证的症结。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1. 证人出庭率低

据统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出庭、拒绝作证的现象比比皆是，证人出庭率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低。出于某种原因，证人不出庭，取而代之的是书面证言。证人拒绝出庭接受询问，俨然已经成为民事诉讼中一个难以攻克的顽疾。以笔者所在的天等县人民法院为例，近三年来审理的民商事案件中,证人证言在案件中岀现的频率大约为8%,涉及的案件类型也比较多,但证人的出庭率只在2% ~3%左右，出庭率与预期相差甚远。通过上述数据我们不难发现，证人出庭率低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不争的事实。如前文所述，证人出庭率低不仅在程序上损害了公开审判，还与现代化庭审的要求相悖。

2. 证言可信度低

证人虽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其主观性较强,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证言可信度较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案件发生以后，证人经过一段时间再去回忆当时的案件情况，由于时间的间隔，证人的表述极有可能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所以证人提供的证词难免会出现偏差。二是证人存在故意作伪证的情形。在部分民事案件中，证人与原告、被告一方存在亲属、朋友、同事、合作等特殊关系，因此，证人作出的证言通常会有利于申请证人作证的一方当事人，其作出的证词具有倾向性，可信度自然就会低。

3. 证言采信率低

很多法官表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证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证言可能存在失真的情形，所以法官通常不会单独采信该份言词证据，而是需要综合其他证据才能认定案件事实。在证人证言真伪难辨时，法官宁可模糊处理，也不贸然采信。这种模糊处理实际上是对证人不信任的表现。据不完全统计,80%以上的法官在裁判意识里是排斥证人证言的,法官认为证人的信用度较低，证言难以被釆信。针对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虽然各级法院釆取了各种措施来促进证人出庭，但效果并不明显。

（二）证人“出庭难”之肇因

证人"出庭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方面的原因，也有法律之外的原因。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存在“厌讼” “耻讼”心理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老百姓存在“厌讼”“耻讼”心理。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就占据着主导地位。数千年来一直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出现纷争的时候倡导双方通过协商的方式和平 解决。所以人们排斥剑拔弩张、对簿公堂，从心理上排斥运用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会认为诉讼是一件不光彩甚至可耻的事情，所以证人自然而然地不愿意参与到诉讼当中,更不愿意岀庭作证。另一方面，受“趋利避害”思想的影响，老百姓不愿意“惹祸上身”。很多人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与自身没有利益关系的诉讼,不必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出庭作证，而且更害怕得罪人，受到打击报复。在这种诉讼观念的驱使下，群众将出庭作证看作一种负担，抱着“能躲就躲”的心理,绝大多数情况下拒绝出庭。此外，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证人的出庭率。如前文所述,几乎没有人把出庭作证当成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更没有人会为了实现公平正义而主动要求出庭作证，这是最大的讽刺和悲哀。

2. 权利保障机制不足，证人出庭作证支出得不到保障

事实证明，权利和义务始终是对等的。证人出庭作证是一种义务，但并不意味着证人出庭履行义务就应该是无偿的。简言之，证人在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基础上，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证人出庭作证实际上是在参与民事诉讼活动，证人在参与的过程中必然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要花费一定的财力和物力，这些合理的费用支出应该得到支持。关于证人出庭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不可否认的是，相关条文设置得不够周严，具体性不够，容易导致操作上的漏洞。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耽误了工作， 还产生了额外的费用支出，证人的补偿请求权又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很大程度上会挫伤证人出庭的积极性。综上,过高的成本导致证人不愿意出庭。

3. 立法缺失,导致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存在法律空白

就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而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方面还未有实质性 的突破，既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亦无任何惩罚措施。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真正 把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纳入民事法律之中，实乃法律之空白。法律规定法院开庭前要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然而，法院承担的只是通知义务，当证人无故拒不出庭作证时，法律并没有规定法院可以对证人釆取何种强制措施强制其到庭。也就是说，证人出庭作证具有随意性，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即使不出庭也不用受到任何惩罚措施，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比其他国家的立法，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国家都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只要证人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就会被认为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相应的会受到惩处。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把证人的作证义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保障证人的出庭率。

4. 立法保护过于僵硬，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人保护体系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例屡见不鲜，法律对证人及证人家属人身权利保护方面的确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虽然法律规定要对证人及其亲属加以保 护，但是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况下要进行保护，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保护。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事前预防性保护及事后保护，也就是说，对证人的保护缺乏连续性。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但这只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事后惩戒，只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不能有效预防证人免受人身及财产上的损害。立法的缺失，等同于纵容了打击报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立法上需要迫切制定完善的证人保障机制，打消证人出庭的恐惧心理，让证人出庭作证没有心理负担及后顾之忧。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任何法律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无懈可击的，虽然我国有关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进，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不少问题并没有因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而得以解决。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立足实际，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从而提高公民对司法作证的参与度，捍卫司法权威。

（一）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公民落后陈旧的作证观念

法律应该被信仰，否则，不被信仰的法律将形同虚设。陈旧的诉讼观念、模糊的法律意识是证人不愿意出庭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去宣传法律的手段比较单一，群众在生活中接触到法律的机会也不多，法律信仰不够。

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电视、报刊等媒体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法律的认知度，摒弃过去“畏讼、耻讼”的传统思想和愚昧无知的行为作风。让证人逐渐树立起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也让证人从内心上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应当认真履行。二是定期到社区、村屯开展法治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法治宣传，重点解读《民事诉讼法》《刑法》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帮助证人打破禁锢，消除和摆脱错误观念的束缚。同时，鼓励证人出庭作证，对证人出庭作证行为进行表扬，让证人意识到出庭作证是一项义务，更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是在为国家司法工作作出贡献的有意义之举。

（二）制定与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给予证人出庭一定的经济补偿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在本职工作以外参与的一种司法活动，也是一种对社会有 益的活动。因此,证人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理应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目前，国内有关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方面的法律条文比较简单,操作起来也较为机械,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支出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这些因素都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使证人望而止步。

对于自愿出庭的证人，合理的费用支出应该得到支持,对于强制到庭的证人，其费用支出应由其自行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证人出庭费用的补偿标准有明文规定,证人支出的必要费用应该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用和补贴标准计算，证人的误工损失则应该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另外，法律还规定这部分费用由申请人预缴。但是，在 一些案件中，申请人经济困难，如果让其预缴费用，无疑加重了申请人的负担，让申请人觉得诉讼成本过高，更让他们有“打不起官司”的心理包袱。笔者认为，可由人民法院预先垫付该支出费用。具体操作如下:首先，由证人就其必要的费用向法院申报，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其次，经过双方当事人确认无异议后，该费用支出先由法院进行垫付。最后，法院预先垫付的费用要在判决书中列明由哪一方承担。这样既避免了申请人因家庭困难而不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尴尬,又保障了证人的经济补偿请求权。

（三）完善立法，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应负的法律责任

如前文所述，证人出庭作证对审判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 利。倘若任由证人随意不出庭，我国法院的权威必然会被削弱。正如学者所说的， “由于我国缺乏强制传唤证人到庭作证机制，造成了证人出庭率低的司法现状”。〔1〕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中应增设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条文,并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可以建立以下几项惩戒措施。

首先，建立传唤制度。我们应打破传统方式，不应以通知的方式告知证人出庭， 而是直接采用传票传唤的方式告知其到庭。传票传唤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若 经合法传唤，证人仍未到庭,法院可由法警拘传其到庭。其次，建立罚款制度。对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施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以达到威慑作用。很多国家都有对拒不到庭的证人进行罚款的规定，因该制度不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所以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最后，建立拘留制度。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情节严重的，经法院院长批准,可以对证人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显然，藐视法庭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拒绝出庭的法律后果太弱，证人不出庭的现状依然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1〕宋春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若干设想》，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

（四）健全证人保护体系，充分保障证人权益

当前,我国对证人的保护力度不足，对证人保护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缺乏对证人 及利害关系人的人身保护配套措施。〔1〕笔者认为，应该在立法上确定证人保护的对象、范围、保护机构、保护措施等，使保护具有针对性。

关于证人保护的对象。虽然理论界存在争议，认为应该扩大保护对象。但笔者 认为，保护的对象范围不宜过宽，也不能太窄，对象范围应该仅限于证人及其亲属。如果保护对象太大，势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按照我国当前的国情也难以实现。

关于证人保护的范围。应该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原因很简单，有些报复行为是对证人的财产进行破坏，向证人施压，从而满足报复人的报复心理。如果将财产权利排除在保护的范围，容易让报复人钻法律漏洞，变相纵容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关于证人的保护机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承担着保护证人的职责，但是三个机关之间并不是隶属的关系，容易造成操作上的混乱。因此，我们可以进行统一归口管理,可以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证人保护中心,作为常设机构，对公、检、法申报的证人保护案件予以审查，符合条件的，即安排公安人员对证人开展保护工作。这样既避免了三个机关之间相互推诿,又能确保证人保护工作形成常态化。

关于证人的保护措施。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应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的始终，即庭 审前、庭审中、庭审后三个阶段。关于证人保护措施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就做得很好，它们会为证人提供隐蔽性住房、变更身份等。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提供隐蔽性住房很难实现，成本过高。笔者认为，具体的保护措施应结合审判实践而定。首先,庭审中需要对证人的身份进行核实，无形中暴露了证人的家庭住址等身份信息，将证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灵活操作，比如庭前由审判人员核对证人的信息，庭审中应作保密处理，可以隐去证人的有关信息，避免泄露证人的信息。其次，在证人及其亲属可能遭受侵害时,公安机关应派员采取跟踪保护措施，尽量杜绝伤害证人的: 件发生。最后，如果证人受到侵害的,要依据相关法律追究侵权人的责任，同时,应从法律援助等方面对证人提供帮助。

〔1〕参见李宗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世界司法之传统》，载《科教导刊》2014年第11期。

（五）建立以传统手段为主、远程作证为辅的作证方式

传统作证方式中证人必须到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但有时候客观上的困难是横亘在证人面前的最大阻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远程作证运用得较早，技术也趋于成熟，值得我们借鉴。

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8. 29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已飙升至59.6%o如此庞大的网民规模足以显示，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正在快速发展，网络也日渐普及。我们惊喜地看到，信息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法院系统。近两年来，各地法院不断尝试网上立案、远程庭审、电子送达等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早 在2009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有证人网上作证的先例，实现了三名异地证人网上作证。因此，我们可以将远程作证方式运用到民事诉讼当中，让交通不便的地区能够享受到远程作证带来的诉讼便利。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建立以传统手段为主、远程作证为辅的作证方式。因为远程作证技术还不够成熟，而且传统作证方式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还是以出庭作证为主。具体可以这样操作,一种是在异地法院远程作证，另一种是在审理的法院远程作证。前一种情况适用于证人与审理案件的法院不在同一个辖区，此时由证人所在地的法院协助证人完成远程作证。后一种情况主要是出于对证人的保护目的，证人可以在法院的多媒体作证室向法庭作证,对证人的容貌、声音进行技术处理，如对证人的脸部打马赛克，对声音进行变声处理等,防止当事人在日后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

结语

证人出庭作证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权利，在民事诉讼证据中具有积极的意 义。从整体上看，证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证人的人身安全难以保障、证人出庭支出的费用难以兑现等问题依然突出，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着证人的出庭率。可见，证人出庭率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顽疾，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刻不容缓。完善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势在必行，更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司法过程。本文立足于我国实际，参考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及我国部分发达地区的成功做法，提出了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见建议，以期对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相信人们对司法活动参与的程度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会自愿参与民事作证。

作者简介

梁燕：天等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