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路被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说完就落马…

　　曾经大陆政坛上的明星仇和，如今笔直地站到了被告席上。在电视转播画面里，庭审中的仇和，憔悴了不少。他两鬓斑白，标志性眼袋依旧明显。对于指控，以惯用排比句闻名的他，用“四个真”完成了最后的陈述：“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

　　2016年8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受贿一案。起诉书称，2008年至2015年，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但在其2015年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前，仇和无疑是大陆官场上的一颗明星。其影响力与知名度远超其他副省级官员。

　　从担任沭阳县委书记到成为宿迁“一把手”，从回到其大学时的旧地南京担任副省长、再到成为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一路不改其大刀阔斧、独断猛进的风格。其中有整顿市容、修路造桥等城市建设的必需，也有大栽杨树、大肆拆城的争议。

　　但毫无疑问，仇和总是受到媒体的青睐，至少是作为争议的中心而受到关注。作为那些年里大陆媒体争相进行专题报道的主角，出现在新闻画面里的仇和，大多发色黝黑，一只手高高抬起，无不展现出这名官员的魄力和决心。

　　2008年的仇和，还在各项评选中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杰出人物”、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改革之星”等称号。他不仅与吴敬琏、厉以宁、于光远、袁隆平、林毅夫等名人同享殊荣，也成为这诸多奖项中首位获奖的在任官员。

　　而庭审中的仇和，已经与媒体上照片中的他，全然不同了。

　　“改革之星”出其不意遭秒杀

　　仇和善言，其各种名言流传于民间，更盛行于媒体。其中一句“我是一路被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更是多次见诸报端。不过到最后，等待他的“惊喜”却是落马，而且是以一种迅猛得有些戏剧性的方式发生的。

　　2015年3月15日，两会闭幕。当全国媒体还在津津乐道总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时，中纪委官网一条26字的简短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瞬间引爆舆论。

　　而在当天出版的《云南日报》头版上，仇和的名字依旧按惯例排在时任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之后。这意味着，至少在当天上午会议开始之前，云南省省委机关报还未接到仇和被查的消息。

　　而在前一天，也就是14日下午举行的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身为人大代表的仇和出席并参与了审议。15日上午，仇和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闭幕式，并和云南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一起，乘车从天安门东广场回到了云南团两会期间的驻地——中国职工之家饭店。

　　当天中午12时左右，一位和仇和住在同一层的云南团人大代表准备去餐厅吃饭。推开门后，正巧在走道里碰到仇和。跟他一起的，还有几位陌生的男士。这位人大代表还问了一句，“仇书记，出去呀。”仇和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几分钟之后，仇和的秘书来到他的房间，替他收拾了换洗的衣服给他送去。

　　12时55分，中纪委发布了上述消息。距离刚闭幕的两会，过去三小时不到，仇和可谓破了被中纪委“秒杀”的最短纪录。

　　3天之后，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随后半个月间，仇和先后被免去了昆明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四个月后，2015年7月31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对仇和的组织调查结果，并披露了仇和违纪的相关问题。“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中纪委还指出，仇和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仇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仇和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今年6月，仇和被提起公诉。

　　仇和的落马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仇和腐败的“左膀右臂”

　　仇和入滇，其发表的“八无感言”称自己“人地两疏”、“无亲无故”，“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事实上，他不仅不是“无亲无故”，相反，还带来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曾任仇和秘书、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谢新松，和“红顶商人”刘卫高。仇和的落马以及涉嫌犯罪，与谢、刘二人密切相关。

　　2015年3月15日，两会闭幕后，仇和被通报落马。同一天，谢新松也被纪委带走。而在此之前，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带走调查。3月17日，中豪集团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刘卫高因其个人原因已提出辞职，公司经营正常。

　　在仇和案开庭前一个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原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受贿案。谢新松曾任仇和秘书，跟随仇和一路，从沭阳到宿迁再到昆明，被称为仇和的“大总管”。

　　据公诉机关指控，谢新松先后3次收受原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贿赂近600万元，其中主要包括螺蛳湾商贸城的7套商铺。

　　2007年12月，仇和南下入滇，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据报道，谢新松看到仇和到昆明当“一把手”，便主动联系老领导，表示愿意跟随仇和到昆明一起做一番事业。

　　于是，2008年，谢新松空降昆明，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随后升为市委秘书长。直至2014年6月，谢新松迎来了仕途的巅峰，任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同期，老领导仇和为云南省委副书记。

　　据悉，借调到昆明工作后，谢新松为了感谢仇和的帮忙，在2012年春节送给仇和3万元；2013年春节又送给仇和4万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尽管不知道“他人”包括的范围有多广，但谢新松的职位调动及其送钱的举动无疑包括在指控范围之内。

　　谢新松还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写到：2010年，仇和安排他找刘卫高索要价值30万元的书画一幅，仇和怀疑是赝品，由谢新松转手送给昆明市某局局长，这幅被怀疑为赝品的书画后来不知去向。

　　2016年8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受贿一案。

　　自仇和主政沭阳起，就有媒体报道称，仇和擅长走上层路线拉关系，并不时会向下属开口要钱，用于招待、打点。而谢新松在材料中所述之事，正好印证了三人分别立足政商圈，各自的角色和相互之间微妙的关系。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指控，谢新松的辩护人云南宁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聪认为：谢新松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都没有异议，但谢新松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其被“双规”前曾经主动写材料向有关部门坦白，他还供述了仇和的一些涉嫌受贿线索。

　　昔日的“大总管”，在失势面前还是选择了与老领导“分道扬镳”。而仇和身边的另一号人物——刘卫高，也在其受贿罪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浙江籍商人刘卫高以袜业起家，在仇和于江苏宿迁大搞招商引资期间，将大本营由浙江转至江苏，由此与仇和结缘。在宿迁，刘卫高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创建了“宿迁·义乌商贸城”。在其2005年8月1日的奠基仪式上，作为市领导的仇和以及时任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的吴荣川，均有出席。

　　2015年2月，吴荣川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据媒体报道，吴荣川正是刘卫高进军宿迁地产的引荐人。

　　2007年，仇和赴昆明上任。不久后，刘卫高也飞往昆明，并成立了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云南中豪”）。

　　在仇和将沭阳、宿迁模式搬到昆明官场时，刘卫高也打算将“宿迁·义乌”模式复制到昆明的商业圈，“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以下简称“新螺蛳湾”）应运而生。但刘卫高的新螺蛳湾项目甫一亮相，就备受争议。

　　在昆明，本已有的螺蛳湾商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老螺蛳湾”），位于昆明主城区西山区二环内，多年来，逐步发展成了占地面积82万平方米的大型批发市场，享誉华南和东南亚地区。

　　但在中豪的巨无霸商贸城规划中，老螺蛳湾需要拆迁，商户迁至新螺蛳湾，新螺蛳湾项目是未来昆明仅有的综合小商品国际商贸城。

　　2009年11月21日上午，矛盾升级，不满拆迁的数百名商户自发上街，堵路抗议，一度导致交通瘫痪。之后，24人被带离审查。这一被称之为“螺蛳湾事件”的群体冲突，更是加剧了以仇和为核心的政府与昆明市民间的矛盾。

　　民情激愤，也未能阻止中豪云南圈地的步伐。政府公权力为商业站台，在新螺蛳湾项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关部门大开绿灯为其放行。

　　公开报道显示，2008年9月23日，昆明官渡区总面积877亩的7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以开价7.8亿元，平均每亩90万元的价格被云南中豪收入囊中。整个竞拍过程用时不到五分钟。而在2011年3月16日，昆明当年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27块整体竞买地块被云南中豪以64.87亿元的价格获得。整个交易也仅用了不到10分钟，并且在这两起土地拍卖会上，云南中豪都是唯一的竞拍者，成交价格均为起拍价。

　　新螺蛳湾的争议还不止于此。“以刘卫高当时的资本实力，是不可能承接新螺蛳湾这么大一个项目的”，昆明地产界人士张枫说。由于摊子铺得太大，刘卫高资金吃紧。据大陆媒体报道，一位中豪集团的高层曾透露，刘卫高的项目基本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而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仇和也曾帮助刘卫高筹措资金。

　　而上文提到的吴荣川，也被报道不仅为刘卫高提供关系、便利，更是他民间借贷的中间人。

　　之后，刘卫高被司法机关带走调查，传闻其因涉嫌“非法集资”。很多人将此视为仇和将落马的先兆。而之后发生的事，确实也印证了外界的猜想。

　　法庭上，检查机关指控仇和，利用任内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虽未点明项目推进、银行贷款等帮助的具体受惠对象，但从刘卫高的诸多行为及其项目的进展上，可以窥见其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文提到的中纪委发布的对仇和的组织调查结果里，还提到了仇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媒体曾报道，在仇和从沭阳县委书记逐步升任宿迁市委书记的过程中，其弟弟仇恒时常充当政商之间的掮客角色，延揽土地和工程，转手卖给开发商。而其岳母也在仇和主政沭阳期间，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及受人请托办事。据悉，在仇和于沭阳大搞杨树种植时，其岳母将大量的杨树树苗运到沭阳，两三年间，沭阳有过半乡镇都被迫以高于市场价几倍的价格购买了这些杨树苗。

　　但在检察机关对仇和的指控中，只提到了仇和于云南任上的问题，其亲属于江苏一带的活动是否与其有关，是否也属于被提供帮助的“他人”范畴，官方暂无更多披露。

　　“新螺蛳湾”背后的伤痕

　　2015年3月15日，就在仇和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当天，几千公里外的昆明市官渡区宏仁村，莫正才老人和其他村民得知消息后，点燃了鞭炮庆祝。

　　莫正才所在的宏仁村，与规模庞大的被当地人称为“新螺蛳湾”的“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分居彩云北路两侧，直线距离仅700米左右。

　　宏仁村户籍人数2000多人，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数1300余人。它由新村与老村共同构成。新村从2005年开始建设，2010年基本完工，共有503栋房子。“都是我们的血汗钱，自己买材料建的”，一位村民告诉《凤凰周刊》。

　　老村与新村一河之隔，共计770栋房屋。莫正才家老宅就是其中一栋。据他介绍，老宅已有百年历史，是被称为“一颗印”的滇池旁的典型民居，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保存完好。而这样的老宅，在老村里还有一处，且比他家的老宅还要古老。

　　但无论新老，2010年时，它们都险些被拆掉。

　　是年5月，宏仁村村民接到通知，宏仁新村老村要一起拆。“新村刚刚完工，他就要来拆”，莫正才说，“听闻消息后，党员不答应，群众也不答应”。

　　但反对似乎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拆迁迫在眉睫。

　　“他们采取的形式就是强拆”，莫正才说，为了完成拆迁任务。“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宏仁村进行了“经济封锁”。他解释道，宏仁新村、老村有很多商铺，为了达到目的，这些商铺成为了刀下俎，“所有这些开铺子的，全部喊你停业，不停，就打砸你的铺子。”

　　不仅如此，凡是在官渡区学校、医院等就职的宏仁村村民，如果不签拆迁协议，就会被停发工资或者直接停止工作。“就是采取这种强制的办法”，莫正才说。

　　逐日积累的矛盾，终于在7月1日建党节这天彻底爆发了。

　　是日，经济封锁照常进行，这期间，因办事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矣六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官员被村民扣留了下来。双方僵持不下，直至下午四时左右，有关方面出动了大批公安、特警，各种大小车辆包围了宏仁村。据莫正才的说法，对方当时“派了打手”和群众打了起来。最终，30多名群众被打伤，一位村民眼睛被打瞎，8人被抓，其中3人后被判刑。

　　六年过去了，谈及当初的强拆，每一个细节，村民们仍历历在目。莫正才说，起初宏仁村并不在城中村改造的范围内，突然被列入改造名单，还是和不远处庞大的新螺蛳湾项目有关。“当时他们想要把宏仁老村新村一起拆掉，然后用于建设螺蛳湾第三期。”

　　为了保护村落，村民们自发组织去国土厅讨说法。但工作人员一听村民来意，直接劝他们“不要来了”。时隔多年，莫正才仍能清晰地还原当时国土厅工作人员的答复，“仇和是市委书记，是副省级干部，又是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政委，我们管不了他。”

　　宏仁村的故事，后来在多方关注下，终于按下了暂停键，新螺蛳湾也另觅新址修建了第三期。但因为前期拆迁的无序，给宏仁老村留下了一道不知何时能愈合的伤疤。

　　“哎哟，对仇和，我们最恨了嘛”。至今，提起这位已落马的前市委书记，宏仁村村民们的态度依然统一而坚决。曾被强拆的阴影，混杂着对仇和个人的负面评价，一直笼罩着这个村落，久久未能散去。

　　在莫正才的“一颗印”老宅里，贴着几副他亲笔书写的对联。他指着老宅红色的铁门介绍说，这幅对联，是他去年春节新换上的。已经褪色的红纸上，端正地写着“满目疮痍谁之过，仇和政绩祸之根”，横批“水落石出”。

　　宏仁村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甚至在相形之下，算得上幸运。而那些不够幸运的村落，有的拆到一半，停工至今，有的回迁房仍未动工。他们在昆明的各个角落，共同为几年前那场铺天盖地的造城运动埋单。

　　“勤奋”官员落马反思

　　能吏还是酷吏？这一判断，从仇和在江苏沭阳独当一面起，就始终存在争议。曾经的改革明星，有着光鲜的履历和辉煌的政绩。在外人眼中，他们应扶摇直上，仕途无可限量。

　　然而时过境迁，当年官员中的改革明星们，落马者不在少数。同样是江苏，曾被认为是政坛新星的杨卫泽，与仇和一样，难逃官场跌落的宿命。

　　纵观这些曾经的明星官员，身上都有着共同的标签：工作卖力、能力强、有魄力。这与崇尚中庸之道的不少官员相比，自然显得“出挑”。但魄力的背后，往往是说一不二的霸道，甚至是仇和所称的“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这样的目的至上。

　　一个强势官员，用不民主、人治的手段来管理一座城市，确实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变化。但集中的权力也会在不民主、人治的空间里寻找寻租的可能性。仇和与刘卫高之间的关系，就诠释了这种可能性产生的必然。

　　原山西省副省长、“反腐作家”张平曾在一次大陆媒体采访中，谈及落马官员，他说“我常常思考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那些出事的官员，有一点基本上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平时表现得都很‘强势’，处理问题往往都说一不二。现在想来，这些现象的背后，大概都是利益使然。一个领导，之所以总是那么说一不二，根本原因就是他必须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必须强硬，必须霸道，必须排除异己，清除障碍。”

　　在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些官员落马的过程时，张平提到，有的领导一年四季都睡在办公室里，晚上12点以前总亮着灯，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秘书、司机跟他几个月都得累垮，整天都在疯狂地工作。然后，卖力工作的背后，往往又有让人大跌眼镜的结局，“新来的纪检书记对我的一个老大姐慨叹，有些干部让人气愤又难以理解，他们的工作太努力了，但在办公室一搜就是上千万、几千万。”张平说。

　　尽管张平所谈“共性”，是就山西“塌方式”腐败而言，但这一“共性”在仇和等不少“明星”落马官员身上，同样能找到影子。从公认的“工作狂”，到受贿的阶下囚，仇和的遭遇与此相似。

　　仇和被指控非法收受、索取的2433万余元，用途为何官方未有披露。但此前有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仇和不止一次开口向下属要钱。有些报道称，要来的钱，不少用于向上打点、招待。不过又有多少个人收入囊中的情况，未有明确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假设官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淘汰，如果不贪腐、不送钱、光干事就升不上去的话，这就是一个悲剧。换句话说，平民官员，不仅要做大业绩，恐怕还要送钱，如果不送钱，可能升不上去。”

　　聂辉华的评论是否适用于仇和，仍待案情的进一步披露方可判断。但一些“能吏”的政治生涯不能善终，显然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反腐高压态势的进程，云南官场成为反腐“重灾区”。据大陆网站腾讯的数据整理，截至今年3月，十八大后云南腐败落马官员达到904人，超过山西的837人，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厅级以上干部51人，昆明市处级以上干部47人。

　　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014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今年6月开庭审理其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涉案金额达到2.4亿元，白恩培当庭认罪。有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在其执政期间，白恩培曾相当看重仇和。仇和一调任昆明，便被安排住进省委一号院，就在白恩培家隔壁。白恩培离职省委书记时曾想推仇和成为自己的接任者，但遭到众多老干部反对而作罢。

　　争议仇和：能吏？酷吏？

　　从沭阳到宿迁再到昆明，仇和疾风暴雨式的施政为当地带来了改变，也带来了累累伤痕。仇和式主政，表演、博政绩，还是真做事？对地方到底利弊几何，仍待慢慢观察，谨慎评说。

　　仇和的声名鹊起，要归功于与他主政一方时，声势浩大的施政方式，这些施政在被外界解读为其个人魄力、胆识和远见之表现的同时，也映射出仇和的严酷与霸道。

　　沭阳、宿迁，为政十年，这里成为了仇和模式的试验场。从种杨树、发展交通到整顿官场、招商引资、大拆大建，仇和形成了一整套带有他个人深刻印记的行事模式。这套模式也成了他积累政绩、步步攀升的法宝。2007年，他又将这套模式生搬硬套到云南昆明，再次激起千层浪，直至最后落马。

　　“仇和模式”无论是在沭阳、宿迁还是在昆明，都为当地带来了一阵狂飙突进的改变。但这样的狂飙突进，往往伴随着对法治的损害、对个人权利的践踏以及对经济规律的不顾，导致受其影响的百姓、官员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反对、举报仇和。

　　初入沭阳，崭露头角

　　在旧时好友许连声（化名）的老式书柜里，仍然保留着年轻时与仇和的合影。照片摄于沭阳街头，镜头下的仇和，着浅蓝色衬衣、灰蓝色西裤。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可能阳光刺眼、有风掠过，他头发稍乱，微闭着眼。那时的仇和还很年轻，但标志性的眼袋已很明显。

　　仇和有很多名言，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是：“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1996年，仇和独当一面的机会来了。

　　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于淮阴市（现淮安市）的一个县级市，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宿迁，辖沭阳、泗阳、泗洪、宿豫四县和宿城区为一市。

　　当年12月8日，时年39岁的仇和，以宿迁市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从此，开始了带有他强烈印记的、大刀阔斧的施政。

　　长年在沭阳县机关工作的薛以贵（化名）回忆自己当时对新来的县委书记印象颇好。在他眼里，之前的沭阳社会风气差，治安混乱，卖官鬻爵之风盛行。但仇和到来后，大力整顿，沭阳一时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此，薛以贵还手写了“仇和书记是能人，幸福花开沭阳城”等话来赞美仇和。

　　沭阳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凤凰周刊》，二十多年前，沭阳人为谋生，会选择去较发达的苏南一带打工。因进工厂时需要提交身份证报名，部分沭阳人往往止步于此。因为那段时间沭阳治安环境差，在外名声不好，“身份证拿出来一看，你是沭阳的，就不要了。”他尴尬地笑了笑，“那个时候，外面都知道沭阳人比较……”他欲言又止。但这种糟糕的境地，在仇和到来之后得到了改变。

　　对于仇和为沭阳带来的改变，沭阳街头的市民从不吝给出正面评价，特别是在沭阳的城市设施建设上。

　　数位沭阳的老干部回忆道，当年，沭阳环城河污染严重，为了治污，仇和亲自带人上阵。“冬天啊水很冷，他卷着裤腿、光着脚就下去了。”

　　在建国50年之际，沭阳地方曾出版一本《走向辉煌——沭阳50年巨变》的书。该书以仇和担任编委会主任，记述从1949至1999年期间，沭阳当地政治、经济的变化（以下简称“《50年巨变》”）。此书出版后曾被送至县、市各机关赠阅，后来还获评江苏省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

　　据书中记载，至1996年底，全县924公里道路，只有一条205国道（56.52公里）是黑色路（原文如此），且其中的34.9公里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坏，全县人均占有黑色路面为0.036平方米，是全县人均占有率的12%。并且，72%的行政村还未通砂石路。被南来北往的旅客戏称为“汽车跳，沭阳到”。

　　仇和执政两年后的1999年，全县已新建、改建了二级或超二级柏油路12条、308公里，是1996年底前全县拥有黑色路总和的6倍多。

　　据官方统计，1998年，沭阳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131998万元，是1996年的6倍之多。足见仇和到来的几年间，沭阳的投入和变化之大。

　　仇和作序的介绍沭阳发展成绩的书。

　　痛并快乐着？

　　但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沭阳人对仇和，有拥戴，也有痛恨。

　　“搞‘一言堂’啊”。

　　在沭阳采访时，大多受访对象关于仇和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上述行为。

　　沭阳官场一直流传着一句“仇和式”名言。“在沭阳县，只有两个正式工，仇和（县委书记）是正式工，县长是正式工，其他都是临时工。”多位党政机关干部向《凤凰周刊》证实，这句话确实出自仇和之口。“当时在开大会，礼堂里很多人啊，仇和当场说了这句话。”薛以贵回忆道。

　　“他让你干你就得干，不换思想就换人嘛”，沭阳县公安系统的周先道（化名）向《凤凰周刊》解释着仇和名言背后的意思。“这个人太霸道了”。

　　仇和的“霸道”首先是向财政供养人员开刀的。

　　为了搞建设，他发起了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10%工资，高峰时期，扣款高达20%。“以前历来的县委书记，没有发生过扣工资的事，是他开创的。”沭阳电视台退休干部赵华建（化名）回忆说，“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

　　在《50年巨变》里，对于“扣工资”有着另外的说法。它写道，“领导的艰苦奋斗……感动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中小学教职员等，响应县委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场捐款修路的热潮在全县人民群众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但实际上，这样大规模的扣工资，并不是出于被扣人员的自由意志。“他对外不叫扣工资，叫自愿捐款。为了搞城市建设，我们广大职工，自愿捐款。”周先道打趣说，工资发下来时，就已经被扣去，“还自愿不自愿？”他笑了笑。

　　据周先道介绍，公安系统的一位老职工曾算过一笔账，在仇和任内，“他们平均每人，一共扣了四万多块钱。”多位老干部坦言，沭阳的路确实修好了，城市面貌也变了，但“一灯一路”，都是靠长期扣工资完成的，“我们是痛并快乐着”。

　　让机关干部们头痛的，不止扣工资一事。仇和到沭阳后，设立了一个“义务奉献日”。周一至周五正常上班，但周末双休变单休，空出周六，义务奉献。周先道介绍说，义务奉献是分“责任田”进行的，不同的机关单位有自己需要负责的区域、内容。“比如去河边挖树坑、栽树、铲草等，分配给你的单位，你就去劳动。”

　　“苦不堪言”，多位干部抱怨道。

　　仇和走马上任时，沭阳财政情况确实不乐观。但大搞建设要钱要人力，除了财政供养人员被扣工资，农民也要“集资”修路修桥，并且，还得出义务工，为建设出力。

　　“仇和来了，大要钱啊，老百姓受不了，连要饭的都不如。”尽管时隔已久，但一回忆起当年的境况，沭阳县所房村的周亮（化名）老人，就连连摇头。

　　据村民们回忆，那几年，每年每人平均被扣300—600元不等。如果不按时交钱，村里的干部就会上门催债。“到家里拿你家粮食，毁你家树，牵你家猪”，周亮无奈地说，“必须得交钱”。

　　一位多次与仇和打交道的村干部李勤（化名）向《凤凰周刊》证实了上述说法，“有的群众没办法，承受不了了，就外出打工去了，地也不要了。”

　　李勤坦言，“承受不了”的不止下面的老百姓，干部们也苦不堪言。“那几年难熬啊，压力太大了，晚上都睡不着觉。”李勤说，那个时期，不少村的支部书记都辞职不干了，“没法儿干，一是自己感到压力大，一是家里反对，做这种事，家里边儿看不下去。”

　　如果在“集资”的同时，老百姓收成好，那压力相对还小。但仇和一来，一声令下，种粮食的田全被勒令改种杨树了。

　　李勤回忆说，仇和当时要求，324省道旁一边延伸200米，全种上杨树。还在会议上明确点出，树要多，“坐在车上，杨树望不到边”。

　　仇和还提出了“四旁”要求，“就是路旁、沟旁、屋旁、渠旁都种上杨树，这算是他的一个创举吧。”李勤回忆道。

　　最让老百姓怨声载道的，莫过于强制要求在田地里种杨树。“种庄稼的农田都要栽树，不栽就罚款。”周亮说，那个时期，一些老百姓年纪大了，吃的粮没了，也没钱买粮。

　　当时大栽杨树的画面，李勤至今印象清晰。他用手比划了一下，“麦子已经很高了，也得毁掉，栽树。”如果不毁，支部书记就牵头罚款甚至辞职，“必须得执行，他说的就是法。”

　　周亮算了一笔账，如果两亩地，用来收粮，一亩地能收八百斤左右，两亩地的粮食一年能卖到2000元上下。但栽植的杨树，“长了十几年，也就卖三百五百的”。

　　在所房村，老百姓间有句土话，“仇和倒了，树也要倒了”。这在当地很应景，多位村民告诉《凤凰周刊》，自仇和走后，大片大片的杨树林陆续被老百姓自发毁掉，“毁掉搞粮食啊，不然地划不来。”

　　在周勤的记忆里，有一幕他一直忘不掉。一次会议上，有人质问，沭阳没有法啦？出乎周勤意料的是，仇和随即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回复道“我说的就是法”。这个场景，至今让周勤五味杂陈，“这个人太狂了”。

　　仇和的狂，更体现在小城镇建设上。

　　上任伊始，仇和就开始推行“小城镇建设”。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瓷砖的二层楼房，一层商用，二楼居住。仇和提出：“三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

　　要求一出，争议四起，不少县乡领导均强烈反对。但仇和执意项目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

　　沭阳县官敦乡的王秀（化名），至今痛恨仇和。在她的印象中，这不像是城镇建设，更像是房屋强拆。“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王秀回忆，当时的拆迁是没有任何补偿和安置的，所谓“自拆自建”。如果自家不拆，“他们就来拆毁砸烂”，王秀回忆，在限期内，老百姓若没能把新房建起来，“那地就不是你的了，让别人来盖，反正有钱人多的是。”

　　王秀说，当时老百姓都穷，没有余钱可以修房，“都是东拼西凑”。她回忆，当时盖一栋二层楼房大概需要三万多，她家姊妹多，有九个，就一家借了一千，共九千；之后又将家里豢养的猪等其他值钱东西全部变卖，才紧巴巴地凑了两万块，按要求修好了楼房，算是完成了任务。但因为实在没钱，“大概三五年后，才陆续开始刮墙、装修。”她回忆说。

　　王秀算是幸运的了，拼拼凑凑，修修补补，房子最终还是建起来了。但另一些邻里，就没那么好运，他们有的因违抗拆迁命令而被抓走拘留。有的因没钱盖房，又无处可去，不得不蜷居在猪圈，遮风避雨。而有的，自房屋十几年前被拆后，就再也没能建起来。

　　市场化“大跃进”

　　“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在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里，就已有了后来争议颇大的经济改革的影子。

　　为发展地方经济，仇和重新定义了招商引资。他要求机关干部都要制定招商引资的任务，若无法完成任务，则会受罚甚至直接免职。

　　多名沭阳老干部向《凤凰周刊》抱怨道，当年制定的招商引资任务，对很多从未有过招商经验、资源的干部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为了应付差事，干部们绞尽脑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沭阳公安系统的周先道笑了笑说。

　　所谓对策，很多都是以打擦边球或作假应付。“说是引资，其实就是骗”，沭阳籍商人孙亮说，“招商来的东西，很多都是泡沫，是假的。”

　　孙亮举例说，一些官员为完成招商任务，会设法给本地商人办理外地身份证，让他们以外地商人的身份进行投资，“名义上是给他四川身份证，实际上是沭阳人，先把地圈在那儿再说。”

　　不仅如此，孙亮说，只要有人愿意带着外地身份证来，剩下就不用操心了，“官员会帮他贷款，帮他弄好土地。”

　　首创的还有“发放绿卡”。只要是外地来沭阳投资的商人，就可以获发一张绿卡。拿到这张卡，在沭阳范围内可以畅通无阻。“只要出示此卡,过收费站收费人员不收费,甚至嫖娼时警察也不查。”一位持卡商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对商人们的“礼遇”远不止于此。孙亮回忆，有的商人触犯了法律，进了公安局，但因为招商引资，“很多工程需要他”，该商人也能幸免于“法”。

　　为了让引资来的商人们“有玩儿的地方”，沭阳城的洗头房曾遍地开花。多位受访者向《凤凰周刊》透露，在招商引资期间，沭阳当地一家娱乐场所，因电线起火，导致被困在场所内的14名女工当场身亡。事后，仇和将此事压住，未遭曝光。不过，记者查阅了所有的公开资料，均未提及上述事件。

　　从2000年到2006年，仇和从沭阳调任宿迁市，从市长又升为市委书记。在宿迁，仇和不仅把其曾在沭阳推行的诸多施政搬了过来，更在推进市场化的方向上加大了马力。

　　2002年，初到宿迁的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更具争议的则是仇和将市场化的目标推向了医院、幼儿园这些传统公立领域。

　　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两个月后，9月12日，《焦点访谈》再次“关照”宿迁改革，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

　　媒体短时间大面积地报道，其背景是宿迁强力推进的改革与当地此起彼伏的反对声形成的强烈冲突。一些当事学校教师，为了反对学校“公改私”到市委门前静坐。有大陆媒体报道，当事老师们为了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当时甚至已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而引起更大争议的，是仇和“卖医院”。按照他的思路，宿迁市的公立医院都要相继改为私立医院。让社会资本投资办医，卫生行政部门只负责管医院，同时将卖掉医院得到的钱投入公共卫生事业。

　　这一被称为“宿迁医改”的模式，时至今日，依然饱受关注。

　　2006年4月6日至10日、4月28日至30日，时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主张“政府主导”医疗模式的领军人物——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两次前往江苏省宿迁市，对宿迁市区、沭阳县以及乡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了调研，并就调研情况撰写了《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宿迁的医改，通过公立医疗机构的转制，改变了政府直接办医的局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快速扩大了医疗资源，并形成了医疗市场的竞争格局，促使医疗机构引入企业经营机制，从而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改善了医疗服务的质量，扩大了医疗服务项目，降低了挂号费、药品单价和检查项目单价。但是医改的最重要的目标：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一片批评声中，也不乏支持者。同样来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于2006年7月先后发表了《也谈宿迁医改（上、下）》两篇文章。文中指出，《报告》的主张，与李玲素来坚持的“政府主导”医疗模式的观念有关。随后，他对于《报告》引用的数据、使用的资料、得出的调查结论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报告》对宿迁医改否定性的评价，并没有可靠的、合格的验证为基础。”

　　一年后，周其仁又发表了《宿迁医改的普遍意义》一文，文中开篇就指出了宿迁医改的特殊性及其背景，认为宿迁医改具备对全国医改的普遍意义。“宿迁医改真正办得好的地方，是把政府有限的财力和管理精力，集中到公共卫生这个民间力量、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宿迁政府必须从‘办医院’的立场后撤。”

　　2011年起，经过医改“洗礼”、中国境内唯一一个没有公立医院的地级市宿迁，开始筹划建立一所三甲公立医院，有人质疑，这是在走“回头路”。2013年，公立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开工。一年后，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兼任这所医院的党委书记。这位被外界称为“宿迁医改”操盘手的卫生局局长，曾任宿迁市城管局局长，在仇和任内，调至卫生局，是当时医改的积极参与者。但好景不长，2015年6月，葛志健以涉嫌受贿罪被逮捕。2016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一个月前，2016年7月，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运营，而这一幕，葛志健没能看到。

　　执政沭阳时期的仇和。

　　相比于仇和其他施政，其对各方的影响都已显现，这场涉及面巨大的医改，其价值和意义仍需要更多时间与更审慎的态度去考量。

　　仇氏旋风入春城

　　2007年12月，仇和离开了让他万众瞩目、同时争议四起的江苏，南下昆明。不同于地处江苏省经济洼地的宿迁和沭阳，云南省会昆明是全省的经济中心，一个现代化都市。在昆明的施政，也因此引起了更大的波澜。

　　在履新会议上，仇和发表了后来著名的“八无感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过事，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他的无恃无畏，首先用在了治官上。仇和之前，昆明的节奏很慢，一些官员也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工作节奏。开会迟到、睡觉，亦是家常便饭。“工作时间下午三点后，打电话到政府部门基本就没人接了。”一位当地媒体人告诉《凤凰周刊》。

　　但仇和到来后，过去温吞的昆明官场，被迫有了些变化。

　　上述媒体人称，仇和精力很旺盛，一天可以跑几个区调研，他能坚持下来，但累得随行干部根本走不动；并且，因为行程密集，这个点结束，立马奔下一个点，让很多公务员抱怨道“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仇和的精力旺盛不止于陆地，即使处于飞行状态，也丝毫没有松懈。一位多次与他打交道的航空机组成员贺杨（化名）说，其他领导登机后，看会儿文件，就会闭目休息。但仇和一般不会，“没见他睡过，而且他座位旁的遮光板一直都开着，好像这样的强光他能更精神，更能思考问题。”

　　如果说，体力上的消耗已经让昆明官场见识到了仇和速度，那更让干部们煎熬的，可能是仇和出其不意的提问。“后来有的干部甚至强行背下一堆材料、数据，来应对仇和的‘检查’工作。”

　　在“治官”上，“瞌睡门”事件可谓无人不知。2008年，在一次招商工作会议上，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位干部因打起了瞌睡，被仇和当场点名。尽管之后仇和并没有直接追究此人责任，但不久后便传出该干部辞职的消息。

　　而让很多昆明市民难忘的，还有公布电话的举措。2008年年初某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了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间，“昆明纸贵”，掀起一股抢购潮。

　　不久后，仇和又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

　　“这就是仇和的风格”，上述媒体人说，“如果他看新闻哪个区有问题，比如脏乱差，他会立马打电话整改，不管多晚。”

　　仇和曾说，“我会有累不垮的精神，耗不尽的精力，干不厌的激情，折不挠的毅力”。从他所行之事，确实印证了这句话。

　　为了将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的大都市，仇和还要求干部们必须学会三门小语种。这让习惯了老昆明官场风格的官员们着实不适应，“那个时候，干部们处处都紧张”，一位昆明市民说，“不过这事受老百姓欢迎，过去上政府办事找不到人，仇和来了以后，变化很大。”

　　仇和的魄力还不止于官场，仇式旋风也刮到了昆明的交通建设上。

　　和大多数省会城市一样，拥堵也是困扰昆明多年的顽疾，仇和上任后，在治堵上采取了“窒息式疗法”。他要求，原本计划三年修好的昆明二环路，需要在一年内完工。

　　2008年10月，昆明市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路改扩建工程。据媒体报道，新二环路，全长接近27公里，涉及改扩建17座立交桥，投资额超过80亿元。除北环部分路段外，均为双向六车道的全线高架桥路。

　　由于二环路内11座立交桥同时施工，大量路段禁止车辆行驶，复行改单行，导致昆明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被切断，整个昆明市区内交通几近陷入瘫痪。

　　而二环路的改扩建，只是仇和庞大修路计划的一部分。仇和版的昆明，还计划从2009年开始，用3年时间、投入1000亿元修建城市道路，“提前8年”完成昆明2020年的路网规划。

　　不止于此，2010年，昆明又将兴建地铁提上日程，仇和下令，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

　　“昆明那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修，尘土飞扬”，本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有时候堵车太严重，他们就直接把单扔了，回家休息。

　　一位市民打趣道，过去的昆明，是无处不飞花，路网建设那几年的昆明，是“无处不飞沙”。

　　“窒息式疗法”确实给昆明市民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几年后，当二环路发挥作用时，还是换来了市民的肯定。“如果不是仇和当年以他的魄力修通二环、上马地铁，昆明或许到今天都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些事。”多位市民感慨道。

　　仇和的强势、严酷，也多少注定了他被争议和不被理解的命运。在云南官场，他有时颇显孤独。贺杨说，不同于其他领导，往往会和机组成员或者随行人员交谈甚欢。在她的记忆里，仇和一般都是一个人坐一排，旁边的位置就任由它空着。如果他看文件想起什么问题，就会叫一个工作人员，坐到他身旁商谈，谈完后，工作人员又会坐回自己的位置。“感觉他和所有人都相处很淡”。

　　2011年5月23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显示昆明位于亚洲地理中心的展示图前介绍现代新昆明国际城市建设发展战略构想。

　　“仇拆拆”拆遍全城

　　仇和强势治滇，将在沭阳、宿迁十年间形成起来的“仇和模式”，完完整整搬到了昆明，其中更少不了“强拆”。他在昆明的一个绰号“仇拆拆”，就由此而来。

　　2008年2月27日下午，三辆挖掘机开进了昆明市佴家湾村，号称昆明最大的民生工程——城中村改造工程，在机械的轰鸣声中正式拉开了序幕。按照当时昆明市政府的计划，2013年之后，曾经遍布春城的336个城中村将成为历史名词。

　　而这一声势浩大的改造工程，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违规不断。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开始介入此事，是因为仇和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存在改造范围任意扩大的情形。据他介绍，在城中村改造期间，昆明医学院的职工向他反映，职工们新修的宿舍也被划进了改造范围。而这些建筑单位，并不属于城中村的范畴。

　　遇此情况的不止医学院一家，杨维骏说，包括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在内的十余个公共单位，都无故被划入了拆迁范围。

　　而面对无理拆迁，上述单位的职工们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只是最终石沉大海，无人回应。

　　在此期间，杨维骏还得知昆明市内的圆通寺有一藏经楼正在修缮，而仇和对此出了一个批条，限圆通寺在一个月内把藏经楼修好，“否则当烂尾楼处理”，杨维骏说。

　　于是，他将这两件事写成材料，在当年春节的离退休干部宴会上亲手交给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为防备白恩培不理、没有下文，杨维骏又将提前准备好的另几份材料一一递送到了在场常委手里。

　　白恩培讲话完毕后，一名时任省委副书记将材料递给了白恩培，白当面看完后，将此事交由该名副书记来处理。这名副书记当即叫来仇和，说省委领导已看，望仇和好好处理。

　　之后，有关方面出了告示，宣布上述区域暂不改造。“本来应该是不改造了，但是为他的面子，就暂不改造。”杨维骏说，从此，这些建筑单位幸免于“拆”，保住了。

　　面对其施政方式的争议，仇和曾有这样的说法，“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杨维骏的评价简单明了，“谬论”。

　　 城中村改造后遗症

　　昆明地产界人士张枫（化名）认为，仇和做的很多事情，不像一个“搞政治”的，而像一个生意人。“搞政治的求稳，做生意的呢，需要用政绩去换得肯定。”

　　而仇和的“政绩”，暂不论质，量是有余的。种树、治滇、城中村改造、打通二环、修地铁，凡此种种都需要投入，特别是体量庞大的城中村改造。但钱从哪儿来？

　　“就是大量地吸收社会投资”，张枫分析道，城中村拆迁的巨大资金缺口，迫使政府采取“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吸引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进来。而一些从未有过房地产行业经验的公司，“比如原来做矿产的、做医药的或者其他实体生意的商人”，张枫说，他们抱着逐利的心态，草草入场，但入场后，往往无从施展手脚，这为昆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房地产烂摊子埋下了祸根。

　　在昆明，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已停工或烂尾的房地产项目。这些项目，像吸盘一样吸收了大部分业主大半生的积蓄。这些积蓄是否会打水漂？如今仍说不清。

　　在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附近，一米多高的围墙外，红底白字地写着“建好回迁房，让人民满意”等广告语。

　　围墙内，是一个名为“沸城”的房地产项目。从龙泉路与白云路交汇不远处的入口进入，项目工地上堆满了垃圾，现场早已没有了开工的痕迹。而工地由于长期积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塘。水塘里，孤零零地伫立着三栋新建楼房，楼房下层浸泡在水里，楼体空荡荡，一片孤寂。

　　水塘边上，每日都有十几、二十名钓鱼爱好者。他们三五成群，分散在水塘周边，一根竿、一个小板凳，就是一个下午。“这怕是昆明最有名的烂尾楼了”，一位垂钓者转过身来，笑了笑补充道，“有七年了吧”。

　　据公开资料显示，“沸城”为原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自2009年启动拆迁之日算起，至今已近7年。2014年以来，“沸城”就处于半停工状态，2014年5月份就全面停工了。

　　据媒体报道，2009年9月，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集团”) 在职工内部宣传说，公司将组织大家团购房子，建房地点在下马村，小区名叫“沸城”，价格每平方米4300元。开发商是云南艾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亭地产”)。很快，参与团购的人达到2700名，每人交了20万元至40余万元不等的合作建房款，一共是6.2亿元。除了公交集团，平安保险、物理研究所、北二干等单位职工，也参与到团购购房中来。

　　因为地段好、价格划算，团购名额一度千金难求。业主唐肖林（化名）说，他是2012年参与到该项目中来的。通过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名地产界人士，花了13万，获得了一个“团购”“沸城”项目的资格，当时，对他的“团购价”是5000元一平方米。首付时，他一共付了45万。

　　交完钱，唐肖林领到了一张收据和一份确认书——下马村城中村改造住宅项目选房确认书，上面写明了所购房源的面积、单价等消息，但对于何时交房只字未提。“认购房子时，艾亭地产口头承诺2013年交房”，公交集团的员工说。

　　如今，距启动拆迁之日过去了7年，距口头承诺交房之日过去了3年，下马村项目依旧难产。出于调侃，大家都戏称“沸城”为“废城”，下马村改造项目为“下马项目”，开发商艾亭地产为“爱停地产”。

　　据业主们透露，当初项目停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艾亭地产资金链断裂。2014年5月前后，艾亭地产方面透露：由于无力偿还2.3亿元欠款，公司已经将80%的股权抵债给普洱的一家国企。

　　唐肖林回忆，今年3月左右，艾亭地产通知业主们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内容是知名房企碧桂园接盘，单价调至6980元一平方米。唐肖林果断选择了同意，“我们就希望它能赶快建好，加多少都无所谓，反正投进去的钱也退不了。”

　　8月28日，艾亭地产发布通告称，9月初，基坑施工单位将进场，逐步推进基坑、基础施工工作。艾亭地产正与碧桂园合作推进项目，目前正处于恢复施工期间。当地媒体走访后也报道，辗转八年未建成的“沸城”项目，9月或将迎来实质性复工。对此，业主们态度很复杂，一方面希望尽早复工，一方面又怕承诺落空。

　　盼望早日住进新房的，不止这些购房业主，还有离开故土、等待回迁的回迁户。

　　改造速度快、准入门槛低、缺乏计划性，这使得一些没有资金实力或者没有行业经验的企业，将城中村一股脑儿拆了后，却建不起来。“很多项目都是这样，一些年长的回迁户，可能已经在外去世，也没能再搬回去。”张枫说。

　　疾风骤雨的拆迁，不仅影响了城中村村民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打乱了整座城市既有的生活秩序。

　　那些至今未能回迁的村民，一如既往地等待着，只是等待的限期，谁也说不清。而那些相对幸运，已经搬回去的村民，也不会去感谢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造工程。虽然他们住进了高楼大厦，但原有的收入来源被完全切断了。

　　城中村时期，很多村民已是失地农民，不再靠庄稼养活。他们生活来源也很单一，将自家四层、五层的楼房，隔断、出租，来获得基本的收入。但城中村拆迁后，他们以回迁户的身份住进了高层公寓，这同时也意味着，过去的收入源没了。“以前的楼房，你可以简陋点，隔出三四间出租，现在全是商品房，两室、三室的，他怎么出租？”张枫说。

　　除去收入的锐减，生活环境的变化也让村民们有些“不自在”。习惯了乡村自由生活的村民们，搬进高层建筑后，有些无所适从。比如，在走廊里挂簸箕、养鸡，在采光井晒豆子，甚至有些回迁户，为了节约煤气，在走廊里起柴火炒菜。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生活了一辈子的习惯，但在外人看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撕掉城中村这块“补丁”，也无意间撕裂了这座城市原有的肌理。过去，城中村聚集了一些提供相对廉价服务的居民。一旦村落被拆，这些居民或搬去租金更高的住宅小区，或直接离开昆明另谋出路。城中村拆迁后，当地的生活成本也随之升高。张枫坦言，如果城中村继续改造，一些做相对基础服务的人群，比如清洁工、保姆等，可能会因租不起房、生活成本太高而选择逃离，“这样下去，城市是不能运转的”。

　　熟悉昆明房地产开发的林静（化名）给记者举例，“2007年左右，昆明的米线是两三块一碗，现在涨到了十二块一碗，这个很直观。”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昆明基础人力资源的秩序。

　　这几年，昆明地产界人士都各有苦衷，“日子不好过啊”。从2008年开始的缺乏前瞻性的城中村改造，给昆明留下了一个捡不起的烂摊子。林静说，昆明的城中村改造很大一部分都并非纯粹的盖住宅，而是住宅和商业进行配套，“所有的城中村改造，你会看到都是城市综合体，这就导致了整个商业面积特别大。”而商业面积过大的结果就是，一些新开盘的商业广场招商非常困难，“以前是商家求着开发商，后来变成了开发商去求商家（入驻）”，林静说。

　　据昆明风之铃地产咨询公司2016年5月的最新数据，昆明市区常住人口约为350万，而人均商业面积已达4平方米。该数据已超过上海和香港。

　　高企的人均商业面积让开发商陷入了困境。据媒体报道，2016年5月7日，昆明环城西路文化空间的售楼部被开发商自己砸了，究其原因，开发商说已入驻的商家失去了投资信心，选择退铺，所以没钱经营下去，只有退场，所以砸了算了。

　　“这都是当时城中村改造遗留的弊端啊”，林静感叹。

　　仇和前传：“可惜了”的农家学子

　　在仇和的家乡，江苏滨海，离家多年的他在一些乡亲们的记忆中，依然是自幼奋发有为、勤奋廉洁的官员。但今日仇和的落马，以及被公开指控的案情，已经超出并打破了乡亲们的记忆。曾经优秀的后生，如今贪腐落马，仇和的陨落留给家乡和家人的，还有巨大的伤痕。

　　在仇和老家，隶属盐城的江苏省滨海县五汛镇张圩村，至今保留着对于往生者盖棺封钉的仪式，若家里父母去世，需要长子来做安葬事宜。“要取长子的头发，绑着红布，放进骨灰盒”，是为封钉。一位仇和家乡人告诉记者。

　　2015年夏天，仇母与世长辞。但因仇和被带走调查，无法回乡，其母的骨灰盒至今未下葬，仍安放在老宅里。

　　“他母亲去世，他也不晓得，也没让他母亲知道他的事儿。”仇和舅舅陈乃越低声说道。

　　中年仇和倒下了，但家乡父老记忆里的青年仇和，仍然意气风发。他做事勤奋，成绩出色，从小就表现出异于同龄人的口才、文笔及思维方式。在仇和被带走调查的一年后，家乡人提起他，仍愿意用“公正”、“好官”等词语来评价。在他们心目中，情感上，很难将当年的仇和，与今日之贪污受贿划上等号。

　　在“读书无用”盛行的那个年代，仇和能在高考恢复之初便金榜题名，至今仍让乡人赞不绝口。他此后的步步高升，也符合乡人对于一个农家子弟通过个人付出而功成名就的想象与期待。

　　只是所有的期待及可能，都随着仇和的落马被按下了暂停键。

　　中学里的优秀团支书

　　“他现在在哪边？”

　　在五汛中学后方的一排平房里，仇和的舅舅陈乃越，打破了良久的沉默，关切又痛惜地打听着关于仇和的最新动态。

　　陈乃越曾是五汛中学的美术教师，也教过仇和。如今退休在家，与外界接触颇少。谈起仇和，这位已八十高龄的老人，眼眶泛红，接连叹气。仇和被带走调查，他也是从邻里处得知的，“那有什么办法”，他重复了几遍，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做事很认真的，你提个什么要求，他都能达到。”陈乃越评价道。

　　五汛中学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五汛镇。这里曾走出多位声名显赫的学子，仇和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仇和度过了自己的初中、高中时光，并担任了高中班里的团支书。

　　在五汛中学2006年的50周年校庆纪念册里，有一个名为“桃李馥郁”的栏目，专门介绍优秀校友，其中不少是任职各地的党政干部。该栏目的首页第一张照片，就是开会时面带微笑的仇和。照片下的图说“75届校友 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显示着他当时的身份以及与这所学校的关联。

　　50周年校庆时，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也回到了学校，并发表了讲话。在盐城市委组织部的“红色盐埠”网站上发布了仇和参加校庆的消息和他主要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讲话内容。

　　在五汛中学75届高二（2）班班主任蔡宝培于50年校庆之际写就的追溯文章《岁月有痕》里，花了很大笔墨去回忆自己曾经班里的团支书——仇和。

　　75届高二（2）班共64名同学，90%是农民子女。仇和也是其中一。在蔡宝培眼里，团支书仇和，是淳朴的农民儿子，“睿智、勤奋、上进、执着”。在他先后做过的17任班主任上，要算好的团支书，仇和当之无愧，“那一年，我的班务工作真算是省心得很哪！”蔡宝培在文章中这样形容。

　　《岁月有痕》一文中还写到，一位张姓同学，当时家庭困难，几次想辍学。后来她回忆说，是同学们帮助了她，特别是当时的团支书仇和。“仇和团支书了解我想退学，就几次找我谈心，开导我：要坚持，不能放弃，只有坚持了，才会有希望。”品学兼优的仇和，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仇和的校友兼儿时玩伴许连声（化名）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大部分同学家庭困难，仇和家也不例外。仇父为了养家，天冷时也坚持去海边割芦苇挣钱，而性格内向的仇母一直在家种田。为了供仇和读书，几个姐姐早早回家务农，“一个人做一天工，一分钱都不到。”而那时，每个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7元5角。“负担很重啊”，许连声感慨道。

　　“可惜了啊！”

　　如今，曾经的优秀学子仇和却要成为阶下囚。“可惜了，这个人可惜了。”翻着过去的老照片，许连声叹了叹气。

　　高中毕业后，因1975年高考还未恢复，仇和和大多数农村同学一样，回到了张圩村老家，进入生产队开始劳动。

　　仇和人生的前20年，都与张圩村紧密相连。遵循村民指引，很容易就能找到仇和家老宅。老宅坐北朝南，门前印着“幸福之家”四个金字，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除了高高的院墙和大门两旁的白色石狮，老宅与相邻的农家大院并无太大差别，如今，这里已无人居住。

　　“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人”，许连声评价仇和说。在他的记忆里，出身贫苦的仇和，从小就能吃苦。

　　回到老家的仇和，也加入到种田的行列中来。因为能吃苦，表现优异，他很快成为了生产队副队长。

　　每天一大早，仇和会带着社员去挑担子干活。那时没有专门的尿素、化肥，于是仇和带着社员，下河里挖泥、挖水草，待其腐烂后，再弄到地里，当作肥料。“他和大家一样做”，许连声回忆道。

　　一整天的体力劳动消耗甚大，但仇和也没忘得闲时抓紧学习。“白天劳动，晚上还学习”，许连声颇为敬佩地说，“后来一恢复高考，他就考上了。”

　　仇和顺利考上大学，陈乃越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回忆道，别人高考是很费劲的，但仇和不同，他一点不费劲，“因为他是胸有成竹的”。

　　1978年，仇和进入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毕业后，曾先后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科委工作。1996年，仇和来到江苏省宿迁市，开始了他最为人争议的十年执政生涯。

　　虽离家工作，但仇和每年仍会回老家看望老母亲。许连声说，仇父去世早，每年清明，仇和都会回来给父亲上坟。不过，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仇和也未对父亲的坟墓稍作修缮。“别人的坟都修得很漂亮，大墓碑啊什么的，他父亲的就是一个土堆。”许连声感慨。

　　仇和的一位亲戚告诉《凤凰周刊》，他孩子初中毕业后，想通过仇和的关系找一份好工作，但得来的回应是“没有文化，没有水平，不好干事”，不得已，只能自己外出打工。他评价仇和是一位“相当公正”的官员，“没有水平，他是不会给你安排（工作）的”，这位亲戚不断重复道，“他这个人可以说，当官就是为了老百姓。”

　　邻里们回忆，仇和每年都会回到村里，只是有时时间紧，略显匆忙。有时就回来十来分钟，回来上个坟，上完就走。虽然行色匆匆，但仇和对邻里的态度很好。“他跟谁都谈得来，遇到乡亲们，就说说话，聊聊家常。”

　　在许连声看来，仇和的“擅长聊天”从小就有苗头的。在他印象中，仇和口才好、书法好、文笔好，小时候还会画画。“他的文化水平很好，我们那个时候，大队书记开会的发言稿，一般都是他写的。”许连声笑着说。

　　仇和家老宅。

　　乡亲们回忆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将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小孩身上。父母一辈辛勤劳作，期望子女能通过外出当兵或读书来摆脱家庭成员们夜以继日的劳作和沉重的贫困，希望终有一天，子女能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而仇和，正是当地靠读书跃龙门的佼佼者。

　　采访间隙，许连声从家中书柜里翻出一张字迹苍劲的双开新年贺卡。贺卡一侧，记录了道贺者诚意的祝福。抬头上书“五爹、五奶”，正文是“给二老拜年”，落款“仇和”。许连声说，这张贺卡，是2005年仇和送的。而五爹，正是仇和对他的尊称。而贺卡另一侧，是对仇和当时仍主政的宿迁市的情况介绍。

　　时隔多年，许连声仍小心地保存着这张贺卡，也保存着对于仇和的点滴记忆。

　　“可惜了啊”，在仇和家老宅旁，几位邻里聚在一起，同样是这样感慨着这位传奇老乡的前半生。年代久远，张圩村乡亲们的记忆中，仇和还是一个清廉朴素的人。一个读书上进、光宗耀祖的佼佼者成为阶下囚，不胜唏嘘。

　　只是离开张圩村的仇和，越走越远。不论是从政功过，还是最终未能“脱俗”的巨额贪腐，其路径和手段都已远远超出乡亲们的认知。留给家乡和家人的，则是沉重的伤痕、记忆和哀叹。

　　【本文节选自《贪官肖像》，凤凰周刊，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