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琳 郑海琦」联盟异化的起源

联盟异化是霸权同盟国基于“成本-收益”核算，对既有联盟关系做出的调整，表现为选择性背离或选择性追随，发生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传统安全诉求减少、全球治理等功能性议题不断涌现，而霸权国实力下降、弱化联盟承诺或采取退出外交。联盟异化受到来自霸权国、崛起国及系统内其他国家行为的激励，更取决于其自身对联盟的“成本-收益”核算。随着国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建制派回归，霸权国重置联盟的意愿将会增强，但面对愈发累积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功能性治理诉求，原霸权同盟国将可能采取议题性追随或选择性背离的联盟异化行为，也会做出防御型抱团、区域化对冲等应急反应，系统内其他国家亦然。

近年来，美国治下的原联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部分霸权同盟国采取了选择性背离的行为。然而，大多数美国传统盟友并没有全方位倒向美国，而是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我们将类似现象称为联盟异化。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是联盟异化的起源问题。联盟异化的现状致使霸权国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与意愿之间存在差距，进而影响到最终战略意图的实现。

一、研究背景

联盟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后战争时代遵守联盟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发生了变化。联盟异化是联盟国家在核算维持和抛弃联盟的“成本－收益”后，对既有联盟关系做出的调整；不是简单的弱化联盟承诺、继续遵守条约，也可能会选择性地背离联盟关系，转而与系统内其他国家乃至作为联盟对象国的崛起国，本着务实的态度开展功能性合作。当各成员国的预期成本收益发生了改变，维持与抛弃联盟的成本都过高，且体系内存在增进收益的其他战略选项时，就有可能产生联盟异化的现象。

随着时代背景发生改变，霸权同盟国遵守联盟的预期成本和收益都将随之发生改变。第一，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霸权国的战略承诺模糊，追随联盟的预期收益不明确。此外，霸权国对联盟的态度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由于盟友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降低，如果霸权国始终保持此前明确的战略承诺，不仅会加速本国资源消耗，也不符合盟友的现实需求。

第二，全球性问题增多，全球治理必要性上升。全球治理议题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与合作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借自身能力解决。然而，联盟成员因自身能力和利益攸关度大小对提供公共产品存在不同意愿，一些国家会试图采取“搭便车”行为，不想在联盟框架下被强制要求提供公共产品。

第三，各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与之相对，霸权国实力相对式微，奖励追随行为的能力下降。联盟重置和联盟异化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霸权国意愿和能力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联盟形态可能随之发生变动。

第四，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关系更加扁平化/去等级化，联盟成员之间也存在常规经济竞争。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深了国家间相互依赖，同盟国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自身发展，经济交互使联盟内部产生竞争，此前团结一致的联盟关系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联盟异化的发生机制

（一）分析框架

治理制度的本质是提供系统秩序。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尽管具有一定非中性特征，偏向部分成员国的利益，但也具有相对中立的功能性，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维护秩序的稳定。霸权国在权力驱动下试图借助联盟关系，塑造、修复或强化以制度非中性为基本特征的全球治理秩序；而霸权同盟国则在利益驱动下更看重治理制度的功能性收益，对维持与霸权国的联盟关系持相对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前者追求权力，后者追求利益。在优先排序方面，霸权国更为看重得自制度非中性的收益，而霸权同盟国更看重来自制度的功能性收益。

霸权国的联盟行为主要是权力驱动的。霸权国将联盟作为私有工具从中获利，一旦霸权国实力出现削弱或是获取的非中性利益下降，其维持联盟的能力和意愿会降低。如果其权力优势受到威胁，霸权国将通过改变联盟重新稳固自身主导地位。受益于霸权秩序的利益集团将形成联盟，当霸权国的国内集团之间，以及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博弈能力发生转移或改变时，霸权国会感到在领导地位上没有获得足够回报，因此会要求修正联盟或秩序，进而强化对联盟的控制。

霸权同盟国的联盟行为主要是利益驱动的。当霸权国组建的联盟难以继续带来激励，同盟国将倾向于重新评估联盟关系，因此可能会调整、弱化乃至退出。如果霸权国提供援助的意愿和能力减少，同盟国可能会寻求获得其他保护手段或诉诸其他联盟外部的激励选项，对具有溢出性功能的全球治理制度持有相对务实的态度。当盟国对功能领域内治理利益的需求与霸权国追求权力的联盟诉求相悖，联盟异化可能由此产生。

（二）联盟异化的激励

1.来自霸权国的激励

霸权国在联盟中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安全保证。同时，霸权国还能向盟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如果霸权国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持续提供公共产品，联盟成员可能会疏远霸权国，寻求新的供应者，进而保障自身利益。

首先，冷战后的美国没有强大竞争对手，对盟国支持的需求降低，有更多精力独善其身。在全球治理议题突出的背景下，霸权国缺乏足够动机坚持既有联盟的承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其次，霸权国的优势瓦解和维持联盟的高昂成本使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均有所下降。此外，国际制度具有溢出性和消耗性，瓦解了霸权国的非中性权力优势。

2.来自崛起国的激励

第一，崛起国倾向于和其他联盟成员或第三方国家建立功能性合作。崛起国构建联盟的成本较高，且可能面临霸权国的制衡和阻挠，因此更好的方式是着眼于现实议题与具体需求，采取包容性姿态，开展开放型合作。大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变为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赢得小国的支持和追随。崛起国根据具体任务和战略目标确定合作对象，其导向性比较明显，合作手段也具有灵活性。

第二，崛起国构建的制度安排不针对特定国家，往往具有开放的成员国属性。尤其是当崛起国在某个问题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时，更倾向于包容性制度制衡，邀请包括秩序主导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加入，提升新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削弱制度非中性。

3.来自其他国家的激励

其他国家倾向于根据功能性合作的需求，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进行选择性追随，目的在于平衡所能获取的利益。对于追随霸权的霸权同盟国而言，这类国家的影响没有霸权国和崛起国那么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采取选择性务实、开展功能性合作的正向激励。

不归属既有联盟的国家倾向于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对于小国来说，双边联盟是大国控制小国的有效手段，能够扩展大国能力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因此小国不会轻易选择加入任何一方的正式联盟，而是采取“骑墙”的方式确保自主与灵活。其他国家选择松散议题联盟的成本低，并且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选择性追随能获得更多收益。如果面临大国压力，这些国家可以随时退出制度安排而不必担心受到约束。

三、霸权同盟国联盟异化的计算

霸权同盟国出于平衡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满足治理需求等目标，进行“成本－收益”的核算。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计算，各国对联盟的诉求强度也发生相应改变，由此采取了不同的联盟策略。既有联盟体系随即出现调整，霸权国和同盟国关系发生异化。

计算一：如果霸权同盟国能够从追随霸权国的行为中获得奖励，换言之组建联盟可以使其获得多于单干的收益，那么它们仍将追随霸权国、维持既有联盟关系；反之，则有可能采取选择性背离的策略。

（函数1:选择性追随）

（函数2:选择性背离）

霸权同盟国的联盟收益主要是霸权国给予追随行为的奖励，需要霸权国持续提供承诺，并有能力和意愿履行承诺。同盟国稳定追随霸权国的前提是：霸权国有能力承担组建、维持和强化联盟的成本，及时回应同盟国的利益诉求。然而，霸权国基于制度溢出和治理消耗的考量，缺乏维持联盟承诺的动机，这意味着在某些议题领域内恒定追随联盟并不能使霸权同盟国获得追随的预期收益。选择性追随比较典型的方式是盟国的议题性追随，即议题联盟。面对霸权国的联盟重置行为，霸权同盟国偏好以功能性合作为基础，因议题差异而有选择地追随。

计算二：如果在联盟之外开展功能性合作的收益大于霸权国提供的奖励或施加压力带来的影响，霸权同盟国可能出现离心倾向，采取选择性背离的联盟策略。

（函数3），这种情况下

（函数4），这种情况下

如果同盟国实力较弱或在某些功能领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它们要么加强对霸权国的支持，要么与崛起国开展联盟外合作，进而获得更多的合作收益。当由于实力受限或意愿不足，在相关议题领域内霸权国无法给盟国提供相加和为100的利益匹配度时，联盟异化的现象则有可能发生。加之崛起国往往会通过让利获得更多支持，霸权同盟国能够通过参与崛起国的制度减少全球治理成本的分担，同时从多元化合作中获取更多收益，进而寻得相加和为100的合作配对。但如果霸权国威胁不提供安全保证或威胁对其发起制裁，霸权同盟国则可能迫于压力再次追随霸权国。

结 语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国建制派的回归，联盟重置的行为将会愈发明显，霸权国与其同盟国之间联盟重置与联盟异化的互动也将持续发生。但霸权国重置联盟的意愿受制于其实力基础，因此联盟的不稳定性依然很高，这也将成为孕育联盟异化的土壤。随着实力衰落和经济颓势挥之不去，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奖励追随行为和承受资源消耗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但全球问题与挑战不断涌现，亟需大量公共产品予以应对，这就留下了同盟国寻求开放性功能合作的空间。

与冷战时期两个体系相互割裂不同，即便美国能够成功构建排他性体系，塑造出所谓的“平行体系”，两个体系内部成员之间也会出现交叉，体系成员国仍需通过维持与中国的功能性合作关系，并不会单纯为了追随美国而放弃自身利益。因此，权力驱动的联盟重置（霸权国）和利益驱动的功能性合作（霸权同盟国）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两股重要驱动力量。

（本文发表于《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此为缩减版，查看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作者：任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郑海琦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任琳】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肖河 魏康桥】美印“2+2”会谈，“准同盟”又近一步

【杨原】大国政治的喜剧 -- 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之谜

【田旭】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

【任琳 张尊月】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复杂性分析——以亚太地区经济治理为例

【会议简讯】全球治理体系的挑战与变革研讨会

【任琳】“中国倡议”助力塑造疫后全球治理新局面

【任琳】打造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新景象

【任琳】特殊时期的进博会释放更多利好

【专访】 任琳：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正当其时

【任琳 彭博】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应对 —— 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报告】《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与改善全球卫生治理》报告发布

【会议】“国际抗疫合作与提振世界经济”国际智库云论坛在京举行

【东艳 马盈盈】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与亚太价值链重构 ——基于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姚枝仲】 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会议】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四期国际问题青年论坛

【薛力】 无症状感染者有碍复工？两个“千万级”检测结果可供各国借鉴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余永定】为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 现在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熊爱宗】全球亟需发起抗疫资源“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