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Patalano, AL, Williams, K, Weeks, G, Kayton, K, Barth, H. The left digit effect in a complex judgment task: Evaluating hypothetical college applicants. J Behav Dec Making. 2021; 1– 14.
DOI：https://doi.org/10.1002/bdm.2247
作者：Xhaiden
在进行判断与决策时，我们时常需要理解数字，比如，80%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3.20元比2.75元多多少？很多现象表明，使用数字信息对于人们来说常常不是一件容易事，比如人名容易忽略分母、忽略基率。
有一类有趣的现象，如你是否会觉得2.99比3.01要便宜得多呢？这种现象被称为左位效应或左位偏差（left digit effect/bias），当与决策有关的数字分处于最左侧数位数字分界线两侧时，相较于没有位于同侧（如3.01和3.03、3.00和2.99），人们会觉得前者体现出更大的差异。再举些例子，如果香烟的价格从一包5.80涨到了一包6.00，烟民则会认为自己戒烟的概率变高了；如果食物A热量为99卡，食物B热量为100卡，希望健康的人会更愿意购买食物A而非食物B；如果学校A学生的平均分是89，学校B学生的平均分是90，那么人们对于学校A的评价将远低于学校B。
长期以来，左位效应被认为源于某些领域特异性的启发式，例如对钱数进行取整。近些年，针对汽车仪表盘信心加工的研究表明，由于认知局限，人们在沿着数字一位一位加工时，投入的注意力会越来越少。还有人认为左位效应并不仅仅只出现在判断决策中，而是一种对于数字加工的普遍现象。
估计数字大小的能力是许多认知过程的核心，研究者通常使用数字线任务来测量人们的数字估计能力，例如，给受试者呈现一条线段，两端标有0和1000，受试者需要估计某个数字（如540）在该线段上的位置。大量研究表明数字线任务的准确率能够用来预测成年人和孩子年龄增长后的许多数字能力，包括数学测验的成绩和决策中对于数字的精确使用能力。与判断决策类似的，数字线任务中也发现了左位效应，例如，数值相近的三位数（如597和601），在线段上被标记的位置理应差不太多，但事实却是人们的标记会相差较远。与此相反，仅仅是十位有差别的两个三位数（如248和252）会被标记在几乎相同的位置。由此来看，左位效应仅仅只出现在最左位的数字上。
那么，判断决策中的左位效应是否源于我们对于数字的认知加工呢？对于数字大小的加权和理解可能反映的是一种习得的技能，因此，数字大小估计能力更强的人可能在对不同数位的数字进行加工时更加准确。然而，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较为复杂的判断决策任务中，尽管也会表现出左位效应，但与数字线任务中的左位效应并无关联。换言之，当判断决策变得复杂时，左位效应难以用数字加工来解释。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高校录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摆在你面前的是多份申请信息，包括每位学生的GPA、推荐信（以1-3作质量评分）、论文（以1-3作质量评分）、SAT考试阅读及数学成绩。假如，有两名学生除了SAT分数，其他方面完全一致，A学生SAT阅读和数学分别是699和598，B学生SAT阅读和数学分别是701和602。两名学生的水平看上去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当人们对两名学生的录取成功率分别进行评价时，A学生收获的评分远低于B学生，真可谓是“一位之差，天差地别”。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面对较为复杂的情景，小小的数位差异就可能导致我们产生完全不同的判断，这可能与对数字的加工无关，一些特殊的想法或启发式可能让我们对于数字代表的含义产生了过高或过低的判断。例如，为什么现在的手机厂商都喜欢定价xx99？或许，少1元就能让消费者感觉享受到了折扣，购买便欲望瞬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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