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早于三星堆？请正视三星堆遗址的测年数据！

今年（2021年）3月24日，《光明网》刊载了一篇报道《对话考古学家许宏：三星堆与二里头，到底谁影响了谁？》。在这篇报道中，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在面对记者“三星堆和二里头谁早谁晚”的问题时回答道：

光明网报道截图

三星堆文化要晚于二里头文化。有四川的学者说，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约公元前2000年），这是不可能的。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陶盉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这类陶盉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所以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1]

从逻辑上讲，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出现大量同类器物的情况下，其相对年代关系存在三种可能性，即有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影响三星堆文化，也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影响二里头文化，还有可能是二者互相交流的结果。面对四川学者提出的三星堆文化上限为公元前2000年的观点，许宏先生在已知“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的情况下，为什么仍坚持认为“三星堆文化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其依据到底来自哪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在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分期研究。下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三星堆青铜神坛

（一）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回顾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组对三星堆第I发掘区进行了正式发掘。这次发掘面积有11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1987年，《考古学报》在发表这次发掘的考古资料时，首次提到把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分为三期。[2]

稍后不久，陈显丹教授综合1980年至1984年的发掘资料，提出了把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划分为四期的观点，即“第一期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范围内；第二期的年代大致在夏至商代早期；第三期的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的年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3]

1990年，陈显丹综合1980年至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发掘资料，对四期分法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其中，第一期年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4740-4070BP），代表器物主要为平底器、宽沿器、喇叭形器等，纹饰主要为细绳纹、平行线纹、附近加堆纹。第二期时代大致在夏与商代前期（4070-3600PB）。在这一期中，第一期出现的器物继续流行，但亦有所变化，如第一期出现的圈足豆，在第二期豆盘加深加大，圈足由原来的外撇变得内向弧曲。同时，出现喇叭形大口罐、陶盉、B型高柄豆、圈足盘、杯及鸟头把勺等新器型。第三期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期，鸟头把勺在这一时期盛行，并出现了宽沿敛口的三足形炊器，及大量的酒器、长颈壶、长颈圈足壶及个别尖底器。第四期时代大致在商末周初，这一时期可分为前后两大段。前段器形大致与三期类型相同，但质地以夹砂褐陶为主。至后段，器形基本为素面，纹饰少而单调。[4]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图源：zol）

1993年，孙华教授对三星堆分期提出了“三期六段”的新观点。这个观点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于二里岗文化时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至商代三个时代。同时，孙华认为，这三期文化是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建议把其中的第一期命名为“边堆山文化”（即后来的“宝墩文化”），第二期命名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命名为“十二桥文化”。[5]

1995年，宝墩遗址内城被发现，由于其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大体相同，学术界提出了“宝墩文化”的命名方案。1997年，李伯谦教授提出了三星堆“新四期”的方案，他同样把陈显丹观点中的三星堆文化一期从三星堆文化中予以排除而称为“宝墩文化”，并对其他时段的三星堆文化重新划分为四期七段，“即三星堆文化第一期约当夏偏晚至商代早期，第二期约当殷墟一至三期，第三期约当殷墟四期至西周前期，第四期约当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三星堆文化从形成到发展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大约经历了一千四五百年的时间。”[6]

（二）三星堆文化分期的分析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许宏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的看法，其实来源于孙华、李伯谦把三星堆遗址第一期视为宝墩文化、且将三星堆文化开端定在夏代晚期的观点。这种观点给人造成的直观印象是，凡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出现与二里头文化相同类型的器物，只能视为是二里头文化影响三星堆文化的结果。由于这个观点最早见于孙华教授发表于1993年的那篇文章，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关键就要看孙华先生的分期方案到底经不经得起检验。事实上，孙华先生明确在文章中承认，他的这个分期与当时已经发布的三星堆测年数据存在冲突。

青铜小立人像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二里头的测年数据。截至1983年，二里头遗址共测定了33个标本。测年专家在对这些标本进行研究后指出：“从统计的观点总体来看，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7]在2000年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进一步把这个年代数据拟定在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前后延续约360年。[8]

断代工程结束后，测年专家公布了新砦——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系列年代测据结果，其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530年。[9]这一测年结果为201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二里头考古报告所承认。[10]此后，魏继印先生曾提出，断代工程之后对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测年所获得的标本只有两个，因此认为公元前1735年代表不了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11]张东博士则认为，这种压缩是把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新砦期文化看成了线性发展关系，而隋裕仁、杜金鹏、许宏则均认为二者存在并行关系。[12]这说明，测年专家对二里头文化年代上限的调整并非因为测年技术本身的改变，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很重要。

二里头龙形饰

再来看三星堆的测年数据。孙华文章中共列出了三星堆一期的三个测年数据，其校正年代分别为4665±135年、4615±135年、4500±150年。同样是依据这批数据，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先生把三星堆文化的第一期定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他说：

以上三个碳十四测年标本都出自所在探方最早的地层单位，因此，即使考虑到当年碳14测年数据误差较大，年代普遍较早的问题，它们应该也能基本代表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年代跨度。我们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合理的年代范围应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13]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这三个测年数据分别发布于《考古》1983年第7期和1987年第7期，其误差程度与二里头早期的测年数据显然是相当的。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在2000年发表阶段性成果，二里头遗址的测年数据并无大的变动。断代工程后对二里头年代的上限压缩，如上所说，主要是由于相关学者对二里头文化和新砦期文化关系的认识引起的，而不是测年技术本身的问题。显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同样的条件下，二里头的测年数据可用，三星堆的测年数据就不可用。

事实上，孙华教授也承认“三星堆第一期的3个数据相对比较集中，问题最少”，“它的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比笔者的推断要早”。[14]其次，再来看孙华教授观点中的三星堆第二期。这一阶段三星堆共有六个测年数据，孙华指出：

根据这些数据，三星堆第二期的年代范围应当在距今3700±100年至3555±80年前后，或在距今4030±120年至3850±100年前后。前者是依据未经树轮校正的数据，后者则是依据经过树轮校正的数据。未经树轮校正的年代范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代前期前后，这与我们推断的该期年代差异不大；而经过树轮校正的年代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代早期前后，这恰好比我们的推断早出一个阶段。一般说来，经过树轮校正的碳14测年数据应是比较准确的，三星堆遗址的碳14测年数据普遍偏早，未经树轮校正的年代反而更接近于我们从其它材料所推断的年代，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15]

从孙华先生的行文之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他似乎存在着一种预设思维，那就是三星堆文化应晚于二里头文化。因而，面对三星堆第二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校正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年代的这个结果，他明显表现出了将信将疑、迟疑不决。

三星堆大纵目人像

再来看李伯谦先生的观点。李伯谦先生在确定三星堆文化一期一段时说：

第一段的瘦型盉如三星堆DCT1①：43与二里头二期盉相比，二者均为细腰，腰之上部较下部短，管流斜上扬，管流与器体中剖线夹角较小；觚形杯与二里头二期相比，基本形制相同，唯较二里头略矮；敞口平底盘尚有中原龙山文化同类器的作风，估计三星堆文化一段与二里头文化二期基本相当或略晚，大约在公元前19-前17世纪。

通观全文，我们都没有看到李伯谦先生使用三星堆的测年数据，而完全依靠的是比较器物类型来判断二个考古文化的年代关系。且二里头和三星堆出现同类型器物时，李伯谦先生均视三星堆器物与二里头同类器物年代相当或较之略晚，而没有考虑也有二里头文化受三星堆文化影响的这一可能性。而我们知道，用器物类型断代其实很容易带入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特别是在二者年代相近的情况下，这种判断更蕴藏着较高风险。

实际上，按当时已经公布的二里头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的结果，三星堆文化无论是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文化还是第二期文化开始计算，三星堆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都更加可信。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陈显丹把三星堆一期推定为距今4740年至4070年，雷雨的距今4600年至4000年，赵殿增也曾推定三星堆文化一期为距今4800年至4000年之间，[16]2009年由三星堆博物馆等单位主编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则把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定在距今5000年至4100年。[17]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从事三星堆考古工作的研究人员普遍肯定三星堆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

不得不说，在判断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时，在明知三星堆文化的测年数据早于二里头文化年代的情况下，某些学者仍然坚持二里头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这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些坚持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有影响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三星堆文化可能对二里头文化也施加有影响的观点是经不起考验的。

（三）三星堆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例证

2002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掘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为2002VM3，年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经鉴定，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墓底散见零星朱砂，未发现明确的棺痕。[18]大家所熟知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就出自这一墓葬，同时相伴出土的还有三件造型奇特的白陶斗笠形器。《二里头》考古报告对这三件陶器的介绍如下：

斗笠形白陶饰（二里头博物馆藏）

均为泥质磨光白陶，胎质细腻。近似斗笠形，上面光滑，下面可见泥条盘筑时的螺旋痕迹，顶端中心有圆孔贯通。1、2号上面有红色漆痕。1、2、3号尺寸分别为：直径4.84、高2.18、厚0.3~0.8厘米；直径5.9~6.1、高2.85、厚0.4~0.95厘米；直径4.8、高2.44、厚0.4~0.76厘米。[19]

无巧不成书。199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对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侧的仁胜村墓地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出土有六件蜗旋状器，其材料或为软玉，或为蛇纹石玉，或为白云岩；其直径最大的为18厘米，最小的为4.8厘米。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制与二里头遗址所出的斗笠状白陶器十分相似。而从仁胜村墓出土的器物风格来看，所出陶片未见晚于三星堆一期之末的器物。[20]

最新的发掘资料已经表明，三星堆遗址连续使用了两千多年。而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开始（即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三星堆遗存的分布的面积已经达到了5平方公里[21]，到三星堆文化最鼎盛的第三期，三星堆遗址面积更达到了至少12平方公里。反观二里头文化，其第一期文化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面积只有100万余平方米，至二期到四期，才维持在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的规模。此外，三星堆文化第二期已经出现月亮湾小城，[22]，到最强盛的时候，三星堆古城的面积更达到惊人的3.6平方公里，而二里头遗址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城址。

总之，无论学者们对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有什么分歧，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水平来说，单方面强调二里头文化影响三星堆文化已经变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不正视三星堆文化已有的测年数据，不但不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样也将不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二里头文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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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宋迎迎：《对话考古学家许宏：三星堆与二里头，到底谁影响了谁？》，《光明网》3月24日。

[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4]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1990年。

[5] 孙华：《试论三星堆遗址分期诸说辨析》，《南方民族考古》1993年。

[6] 张雪莲、仇士华、蔡连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7] 仇士华，蔡连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8]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76-77页。

[9] 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考古学研究》（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18-1236页。

[11] 魏继印：《碳十四年系列测年视角下夏文化的年代问题》，《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年18期。

[12] 张东：《编年与阐释——二里头文化年代学研究的时间观》，《文物》2013年第6期。

[13] 雷雨：《一年成聚 二年成邑——关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几点认识》，《三星堆研究》第五辑，第18-19页。

[14] 孙华：《试论三星堆遗址分期诸说辨析》，《南方民族考古》1993年。

[15] 孙华：《试论三星堆遗址分期诸说辨析》，《南方民族考古》1993年。

[16] 赵殿增：《从古城址看宝教文化来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17]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成都：天地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18] 许宏：《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2016年。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002页。

[20] 陈德安，雷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21] 雷雨：《一年成聚 二年成邑——关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几点认识》，《三星堆研究》第五辑，第18-19页。

[2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马屁股城墙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