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君主和法家，为什么要用严苛的法律来治国？

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法家的地位不像儒家和道家那么耀眼。

法家出现的背景，是周天子式微，宗法建制无法维持旧格局了，权力不断下沉，中原列国进入了全民战争的时期，法家制度取代礼制，成为时代主旋律。

战国的法家大多出于三晋，也就是韩、赵、魏三家。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三晋地区商业发达，需要成文的法律来规范社会。

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向南要和楚国争霸，向西要去抵抗秦国，向东又要防御齐国，地理位置特殊，催生了内部的强烈改革需求，法家由此兴起。

在战国时代，最早变法的是魏文侯，他使用法学家李悝，编订了《法经》作为治国标准，魏国一时兴盛。后来楚悼王启用了吴起，秦孝公使用的商鞅，也是法家的代表。

著名的商鞅变法，不是单纯的法律范畴，而是一套涵盖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治国政策。核心是：国家要崇尚力，君主要崇尚权。

之后的秦始皇继承了祖先留下的政治遗产，在李斯和蒙恬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法家学说的核心，就是三个字：法、术、势。

法就是依靠对所有人都公开的成文法来治国，用“法”作为治国的唯一标准，名义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间，就是完全公开、普遍的赏罚规定，对谁都一样。

但真正实行起来，老百姓的感受却不怎么样。法家充分理解，政治是惩罚的艺术，赏罚分明，其实是以罚为主。

从伦理上来说，法学家是想让君主守约，但是唯独在这方面没有有效制约。古代的君主可以超然于法律之上，随意变更法律，其他人只能服从，这和现代文明的法治精神相背离。

有学者提出过一个观察，像包拯和海瑞这样大公无私的官员，反而不受法家体系的欢迎，为什么呢？

因为法家认为，君主能控制臣下的依据，就是因为他们贪图利益，趋利避害。而包拯和海瑞不属于这类型的人，他们有自我的伦理标准，没有私心，也不害怕杀头。这种虽然工作高效，但是君主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

在儒家思想里，这样的官员值得被推崇，而在法家体系里，这样的下属不能要。

韩非子讲过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多睡着了，专门管他帽子的典冠怕他冻着，给他披了上了衣服。

韩昭侯醒了以后，问是谁给他披的衣服？左右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就同时处罚了典冠和负责他衣服的典衣这两个人。

其中，对典冠的处罚是动用了死刑。处罚典衣，是因为他有疏忽，该干的没干；处罚典冠，那是他越职。

这正是海瑞那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出现的状况，他们因为自信自己的正义，道德的完美，喜欢擅自行事和发言，这让君主很被动。

韩非认为韩昭侯的这个反应很高明，在法家心目中，臣子绝对不能越权行事，不得越位乱说。出现了这种事，就是要立即重罚，这能让群臣不敢结党，以免形成和君主抗衡的势力。

那战国时代的法家，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冷酷的手段呢？这是基于战国时代全民战争对资源的竞争，以强国尊君为目的。

法家认为人民是为君主而存在，就算采取利民政策，也是因为更有利于君主。比如秦国法律里规定罪犯免于处死的条款，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让这个人活着更有价值。法家从来都是把人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

从实质上讲，法家是一种专制政治学，它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强大的武力，二是贤明的君主。没有强大的武力，就没办法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治理；没有贤明的君主，势必会滥用权术，酿成亡国。

但是仅靠这两条，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也难以做到王朝的延续。于是，从汉代开始，儒家又被统治者请了回来。从此之后，历代帝王大多懂得用儒家的理论来释放自己的合法性，用法家的手段来确保统治稳固。

把道德和法制两者连接起来，以法家为跳板，把君主专制的政治打造得更加坚固。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代法家“依法治国”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战国时代非常混乱，靠宗族血缘的宗法统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平民，都平等地接受法律约束，这是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