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开局：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2021年3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京东集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京东科技集团宏观与产业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十四五’开局：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正值“两会”刚刚闭幕、“十四五”开局起步的重要时间节点，此次会议重点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进行深度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高培勇教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李扬教授，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沈建光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教授,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教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教授,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京东集团各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此次线上会议。此外，还有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研讨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教授主持。

高培勇副院长在发言中就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配置所出现的三个方面变化做了详细分析。他认为，第一个变化是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配置正在向常态化回归。过去三年财政赤字率由2.8%到3.7%，再到3.2%。2021年实际上是在向2019年的常态化政策配置格局回归，不能看作是紧缩。第二个变化是强调宏观经济政策以市场主体为中心。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论及企业时，用的是“青山常在，生机盎然”，2020年的金句叫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把企业比做青山，而且连续两年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以及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作出相应的政策安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实际上是把企业的安全问题、发展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六保、六稳”的核心是市场主体，减税降费主要也应面向企业。第三个变化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重要考量。以往在宏观经济政策安排的时候重点说安全，较少提及风险。而讲到公共风险时，则会把风险和关键政策安排联系在一起。当前对公共风险防范的系统考量，可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这一点一再被强调，是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内在统一性的体现。

李扬主任的发言关注了当前经济形势与后疫情时代的变化。他认为，全球经济是在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2021年的全球经济持乐观态度，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一是疫情得到控制、二是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投资、三是各国央行持续提供流动性支持。全球复苏对2021年的中国经济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是世界经济形势好转有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恢复，挑战是中国在2020年“一枝独秀”的局面将迎来竞争。所以，在2021年以及今后的很长时间要全面落实双循环战略。这是我们应对新挑战最主要的战略。李扬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谨慎乐观。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达5.5%的时候，给了中国8.1%的高预测值。但是，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这是科学、冷静且留有余地的。此外，应高度关注债务风险。

王信局长就碳中和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他提出，一是碳中和会推动国际经贸谈判中达成高碳减排的标准；二是跨国公司在碳减排的约束下可能更愿意在碳减排要求高的经济体进行投资；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会加快；四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将重塑各国产业竞争力和地缘政治格局；五是绿色贸易投资壁垒会增多，相关国家贸易投资的摩擦和争端可能会加剧。这些的变化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尽可能早的制定应对措施。

沈建光博士就中国经济的海外挑战进行了分析。他首先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刺激政策谈起。美国货币无限量宽松、紧接着新的财政政策，都是历史之最。方式也与以往不同，比如直接给民众发钞票引致其本国消费、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这些情况不仅有货币超发、政策扩张的实际作用，也包含各方对通胀预期的反应。他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目前还是很有生命力的，主要体现在中国又成为美国商品的第一大进口国，而且中国对于美国出口增长也非常强劲。此外，他也对房地产、基建投资，货币政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毕吉耀副院长聚焦“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落实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最主要的基调。他重点分析了“十四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其可能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主要包括：一是从全球环境来看，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广泛，大变局可能加速演变，且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二是“十四五”期间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也可能发生更大的变化。

张威副院长首先对“十四五”发展形势做了基本判断：一是疫情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按下了“加速键”。这种变局体现在“东西变化” “中美变化”。二是全球的“南北”也有很大的变化，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是非常明显。她指出，中美战略博弈进入到相持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表现是竞争地位变化和竞争定位变化。国内形势说来说，跟以往有比较大变化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为了落实“十四五”规划目标，第一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必须要形成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第三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第四必须要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然后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

陈洁副主任介绍了乡村振兴与“十四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关情况。主要内容包括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2021年与“十四五”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和“十四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政策特点。她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我们已经具备了在全国范围里，更大力度系统谋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历史节点，农业农村工作重点正在向推进乡村振兴转变。

刘尚希院长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是经济数字化，再一个是经济金融化。经济数字化、金融化叠加在一起，使经济运行原有的实体状态转向虚拟状态。这种情况下，像以前谈的供求关系、定价机制、资产负债以及风险等，已与传统理论解释不一样了。运用原有的货币和债务定义、运行特征和影响机制来解释、理解现在的问题有很大局限性。所以，要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尤其是预期和风险的问题。

最后，何德旭院长对财政、金融形势做了分析判断。一是在外部冲击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中国金融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它的脆弱性表现得也会更加明显。国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最终都会传导到我们的市场上来。第二个是债务风险问题日趋复杂，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的问题，企业信用债违约的问题，还有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的实质可能还是杠杆率过高。第三个是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下降。过去一年多以来，受到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已经有一些暴露，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风险，我们还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因此，要确保“十四五”时期经济安全，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些风险，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和化解风险。当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包括在“十四五”规划里也都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相信我们能够处理的比较好。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较之以往有所不同。落实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征途上，宏观经济政策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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