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周总理一贯是一位慈祥又严厉的长者。
他的慈祥体现在他对每个人的态度上,从不高看或低视谁,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给予适当关心。
他的严厉则显露于他给亲属、身边人制定的“规矩”中,周总理此生最恨几件事当属“以权谋私”、“侵害旁人权益”等等,他不断约束、叮嘱身边人,希望他们都能“行得正、坐得端,问心无愧活在人世间”。
可以说,只要不去触及周总理的原则底线,那么他即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
当然,即便有人不小心犯了错,向来具有大家风范的总也亦不会“破口大骂”,他只会严肃告诫对方究竟错在哪里,并要求对方“知错能改”,再不“重蹈覆辙”。
01,周总理的严格:拾金不昧是美德,不义之财是贫苦人民
1935年元月初,周总理随红军队伍入驻遵义,组织把昔年国民军师长柏辉章在此处的私宅分配给总理当临时住处。总理的卫士们提前进入这座屋子打扫卫生。
许是原主人离开比较着急,房间非常凌乱,卫士们花费了半天功夫,才勉强收拾出一个大体模样。
正当卫士们继续埋头“苦干”时,在院子中巡查的战士忽而报告说,灶房门口和后墙之间的小竹林地上残留了许多灰尘、银元和火腿。
卫士们听见,立刻重新规划“工作范围”,争取将屋子收拾得更加干净,令周总理能够舒舒服服入住。
其中有一名叫魏国禄的卫士,负责打扫地面。他从杂物和报纸中发现了一枚奇怪的小圆环,从未见过珍贵首饰的“穷孩子”瞬间被勾起好奇心,将其捡了起来。
未想,小圆环竟一下子套到了他的手指上,魏国禄无比惊讶,顺手就把小圆环塞到兜里,准备拿给同事们瞧瞧。
待到工作结束,回到卫士住所的魏国禄才从同事口中得知,这枚小圆环便是戒指。卫士们纷纷围绕着小圆环展开讨论,有人说它是黄铜制作,有人则认为它是真金的。
几番争执没出结果,愈加较真的卫士们决定用火烤一烤戒指,看看它到底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结果证明,它乃真金所制。
魏国禄更加珍惜这枚小圆环,把它套到手上不肯摘下来。次日一早,魏国禄放下为周总理打来的热水,准备离去之际,总理突然叫住他,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你参军几年了?知不知道3大纪律、8项注意是什么?”
摸不着头脑的魏国禄顿了顿,下意识反驳一句:“总理,我都是老兵了,怎会不懂它?”
周总理的神色渐渐变得严肃,他又问魏国禄:“那你认为自己执行得如何?”
魏国禄心头莫名涌现一股忐忑,稍颤着声音答道:“我……应该未曾做过什么违反纪律的事情……”
周总理别有深意笑笑,目光转向魏国禄手指上戴着的戒指,再问:“那你懂不懂什么叫打土豪要归公?”
魏国禄顿时明白了,急忙向总理解释戒指的来历,总理听罢,神色慢慢缓和,他语重心长地告诉魏国禄:房子是柏辉章的,虽然他现在“跑”了,可房子里的东西仍归他所有。这里的大部分事物,皆是柏辉章从人民手中剥削而来的不义之财,理应属于贫苦百姓。
魏国禄的脸倏忽变得通红,他沉默点点头,向总理告辞离开,随即找到指导员上交了戒指。
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不会不问原由便直接责骂下级的错误。他对待旁人严格,但他的严格都是建立在“理”字之上,让人受益匪浅。
02,周总理的关心:你别想太多,好好工作为主要
长征途中,因周总理的身体欠佳,所以组织特别分配给他一副担架,帮他减轻行路负担。但总理从未使用,一直坚持同战士们一起徒步前进。
某日凌晨,天刚刚擦亮,红军队伍即整装待发,继续前行。耳尖的周总理忽然听到附近林子里传出一阵阵低微的呻吟声,他立马停下脚步,让卫士们前去查看。
卫士们于树底下发现一名身受重伤的战士,大概20来岁,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周总理快步走近他,蹲下身摸摸小战士的额头,急声喊卫士拿来热水喂给他喝。
小战士慢慢苏醒,总理轻声问他感觉怎样?小战士摇头回答还行。总理又问他能不能走路,小战士想了想,打算自己站起来,却发现根本没有力气。
周总理伸手扶住小战士,叫卫士们抬来担架,把小战士送到上面,并拿了一床毛毯盖在他的身上。担架被抬走,小战士努力回头去看总理,大声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快好起来,为祖国、人民“杀”更多敌人!
周总理欣慰笑笑,向他招了招手,又重新回到了队伍中。
建国后,周总理到杭州接待来访客人。某天恰逢空闲,他主动提出要与秘书、卫士们一起到街上转转。
途经一家寺庙,总理笑着问秘书杨纯想不想占一卦?杨纯好奇地走入寺庙,抽出一支签。他看不懂天书一样的卦辞,遂顺手拿出来交给总理。
总理翻看后,玩笑似地回了句:“糟了,是下下签,不太好。”
杨纯无奈摇头,没把此事放在心上。谁知2、3个月后,他的夫人忽然被“打”成“右派”,遭了大难。杨纯一边忧心妻子,一边忐忑自己的前途,他小心翼翼问周总理,他是不是不能再在总理身边工作了?
周总理朝他安抚笑笑,告诉他:“你别多想,好好工作才是最主要的。”
杨纯说,周总理安慰他的同时,不忘关心他的夫人现状如何。他很感激总理的关怀,一生难以忘记他的慈祥与和蔼。
03,总理的教诲:总理秘书外出只准“带”耳朵和眼睛
不过同是周总理秘书的韦明却告诉世人,周总理的和气一般只能在生活方面见到,工作领域的他可是相当谨慎认真。
每次秘书们到“外面”开会前,周总理皆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叮嘱他们,他们是代表他老人家前去听会的,不是以他们个人的名义,所以他们一定要记住,无论思考、处理什么问题,都必须站在周总理的角度去应对,心中时刻保持一个“度”,不能逾越半分。
秘书开完会回来,还要写一份汇报,在专门复印“每日汇报”的纸上,把会上的内容全部重复一遍,再交给上级批示。周总理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简单明了”,不说任何“客套话”。
韦明形容他的工作日常是:早上外出参加一个部长会议,全程只准“带”耳朵和眼睛,不允许“带”嘴巴;会议结束,回到办公处开始书写汇报,文章必须“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将会议上谈论的话题,依照1、2、3……的顺序依次记述下来。
待到总理起床,第一时间把汇报递到他手中。周总理批示完成,再送汇报到毛主席、刘少奇那里,由他们批示。
整套“流程”下来大概只需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等报告重新回到秘书处,负责此事的秘书即会致电主持该会议的部长,告诉他中央指示已经下达。
韦明感慨,那个时候的工作效率确实非常高,主要原因同周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有一定关系。
挑选秘书人选时,周总理会考察对方的阅读量有多少,是否可以掌握各个方面的知识,包括但不仅限于政治、经济、文艺等方面。其中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是一定深刻了解的对象,背地图亦是秘书需掌握的“技能”之一。
周总理强调:“就算你现在背不下来,也不能松懈,必须马上查询,查询多了,自然就记得牢了。”
他难得给自己“封”了一个官职,即“西花厅学习组组长”,组员由秘书团组成。每隔半个月,西花厅学习组都会聚在一起,举办一次“知识研讨会”,谁有问题不懂,便可在会上提出,交由其余组员或组长解答。
周总理的日常工作很繁忙,可只要大家准备充足,打算开会,他就一定不会错过。周总理希望秘书团们能利用开会讨论的形式进一步了解自身学习情况、加强工作能力。
有一次,周总理问一个秘书:澳门的面积是多少?秘书没有提前做足功课,支支吾吾回答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
周总理口气愈加严肃,又问:那浙江有多大?秘书垂下头,急忙开始翻找资料。
对周总理来说,他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即是在工作中用“可能、大概”这样的词语当作报告前缀。
他认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工作向来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答案。如果有人用了类似词语,那么周总理肯定会大发雷霆教育对方一顿。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周总理多数以和蔼可亲的模样出现,但其实这样是片面的。总理从不是什么没有脾气的“好人”,他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原则,也有自己的立场。
他不发表意见,只不过是他认为此事无关紧要,且他不愿用自己的“见解”去影响别人罢了。一旦触碰到他的底线,那么就会立即见到一个“少见”的总理:据理力争、严肃教训……
从周总理对待不同事情的态度中,我们也能明白一个道理,即:遇到原则性问题时,理应寸步不让;相反,碰见非关键事情,则可大度一点,主动退让,别令旁人厌恶了你的“无意义说教”和“喋喋不休”。
文/林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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