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下杀猪”诈骗套路大起底：为骗钱，先喂饱，然后再“杀”掉

我们突击审讯抓到的十几名案犯，初步就掌握了九桩井下杀人案。但是他们杀的是谁，被杀人的真实姓名、籍贯、年龄等信息，团伙其他成员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某年某月，在某某地方杀了一个猪。他们对被杀的对象只是以猪来称呼，并不关心他的姓名是什么。甚至在哪座煤矿杀了哪个猪，他们也忘记了。

这个犯罪团伙其余的人，还在追捕中。

审讯赵振江的时候，赵振江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我是死罪，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什么都不要问我了。”

此后，赵振江就像条死狗一样，耷拉着头，一言不发，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赵振山和赵振海都供出来，他们家在安康一个叫作一道关的自然村，他们的哥哥赵振江也出生在这个村庄。一道关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去三道关村的时候，所经过的山顶上的那个村庄。

因为赵振江是一道关村的人，所以三道关村的那些案件，赵振江肯定脱不了关系。可是，从别的团伙分子所交代的案件中，没有提到向千里和向大明，还有那个送向大明去向煤矿主索赔的向海。

然而，这些案件，作为团伙头领的赵振江不可能不知道。一道关村距离三道关村只有那么远，三道关村发生什么事情，一道关村的赵振江一定知道。

谭警官就准备从三道关村这两桩案件入手，突审赵振江，打开突破口。他们口中的每个猪，叫什么名字，团伙其他成员不知道，但是作为首领的赵振江应该能够知道。

在审讯室里，谭警官面对赵振江：“抬起头来。”

赵振江抬起头来，他的眼睛里一片空洞。

谭警官盯着赵振江的眼睛：“我说几个人名，你看看是否记得。”

赵振江的眼睛里依然是死鱼一样的空洞。

谭警官紧紧地盯着赵振江，一字一句地说：“有一个人，已经死了五年，死于山洪暴发，你们办了这个人的身份证，让一个憨子冒充这个人，来到山西煤矿挖煤，三天后，在井下杀死了他，然后向煤老板要了25万元，这个人的名字叫作向、千、里。”

谭警官观察到，当他说到向千里的时候，赵振江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惊慌。

谭警官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一桩桩、一件件，全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还有一个人，他的弟弟被你们杀害，你们又派人去通知他的哥哥，又在井下杀死了这个人的哥哥，杀死了兄弟俩后，你们连去通知的人也不放过，又杀死了他。你们在这个连环杀人案中杀死了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向小明、向大明、向海。”

赵振江眨巴着眼睛，极力掩饰自己的恐慌。同时，一只手下意识地捂向棉衣的下摆。

谭警官像只老鹰一样扑向赵振江，将他的棉衣剥下来；赵振江像只老鼠一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谭警官撕开赵振江的棉衣下摆，从丝绵里面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每面都是三道凹槽，显然是一把防盗门的钥匙。

谭警官声色倶厉：“说！哪里的钥匙？”

赵振江嘴唇哆嗦着：“我家的。”

谭警官依然声如雷霆：“你家在哪里？说！”

赵振江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他说出了自己的家庭地址，是在武安城区的一座小区里。

其实，谭警官提审赵振江的时候，并不敢肯定三道关村的案件就一定与赵振江有关，但是，他从赵振江脸上的恐慌，看到了这些恶性案件，仍然是赵振江所为。

威吓和引诱，是谭警官审问嫌犯时最惯用的手段。

安康农民赵振江，经过十年作恶，井下杀人，在河北武安城区买了一间三室两厅的房屋，房子装修非常豪华。我们刚刚进入房间，赵振江就说：“我肯定难逃一死，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这套房子留给我妈妈。我买这套房子，没有人知道，连我妈妈都不知道。”

赵振江之所以那么快就交代了他有一套房子，可能也与想让我们传话给他妈妈有关系。

赵振江买这套房子的钱哪里来的？是井下杀人后，再向煤矿主索要的，这套房子属于不义之财，它的每一块砖、每一块地板、每一枚铁钉，上面都沾着无辜矿工的血。这套房子只能拿来拍卖，拍卖所得的钱，用来资助那些被他们害死的人的家庭。

我们在这套房子里，搜查到了一个记账本，上面详细写着每次杀人的经过，所得的金额，金额的分配。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丧尽天良的团伙，在十年内，竟然犯下了十九桩故意杀人罪。

赵振江看起来软弱无力，又身有残疾，以前也是一名老实本分的矿工，而他在到山西煤矿打工之前，是一名勤劳善良的农民，是什么把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赵振江说，是煤矿主。

二十年前，赵振江和大哥赵振宇从陕西安康来到山西临汾挖煤。赵振江生活的一道关村和距离他们家不远的三道关村一样，风景秀美，土地贫瘠，生活安定，生存艰辛；他们的家乡和临汾不一样，临汾环境恶劣，飞沙走煤，但是这里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赵振江和大哥在家乡无法生存，就来到山西临汾讨生活。

有一年，赵振江和大哥赵振宇在同一个班下井挖煤，突然发生了冒顶事故，大哥赵振宇被砸死，赵振江的腿脚也受了伤。

煤矿主把赵振江送到了附近的乡镇医院，这家少有人问津的乡镇医院，连必备的医疗设施也没有，环境更是恶劣。寒冷的冬天，赵振江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病房里，手脚冻得冰凉。煤矿主在入院的第一天派人送来两千元后，再没有派人来过，也没有送钱来。腿脚受伤的赵振江被煤矿主彻底抛弃了。

赵振江在乡镇医院里躺了十五天，直到没有钱交医疗费，被医院赶出来，他一个人拄着拐杖，走在山西漫天的风雪中，走在鞭炮声四起的新年里。那年春节，他是在一个村庄的破庙里度过的，饿了，就去村子里讨点饭菜，当时是过年时节，只要他走进谁家，谁家就会给他点热饭菜。

春节过后，赵振江兄弟俩发生事故的那家煤矿开业了，赵振江来到煤矿讨说法，煤矿主不但一分钱不给，而且还派人将他毒打一顿，扬言说，他再敢踏进煤矿一步，就让他永远消失。

黑煤窑老板，很多都有黑社会背景。赵振江兄弟挖煤的这家黑煤窑，就是当地一名黑社会成员开的。

赵振江无奈，来到当地的司法所，满怀悲愤地诉说了自己在黑煤窑的遭遇，可是司法员却拒绝受理，原因是赵振江打黑工，没有与煤矿签订劳动合同。

在陌生的环境里，拄着拐杖，瘸着腿脚的赵振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但是他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他也没法回家，当年是兄弟两个人怀揣发财梦想来到这里，现在一死一残。他没有勇气回家，回家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赵振江在山西临汾讨饭半年后，又继续回到黑煤窑挖煤。每天，他拖着残疾的腿脚，和矿工们一起，分别坐在柳条筐里，被放进矿井里，在暗无天日的井下挖掘十个小时以上后，身体就软得像一摊稀泥，又被柳条筐吊上地面。在黑煤窑里，他们就是奴隶，煤矿主就是奴隶主。煤矿主开着几百万元的悍马，住着几百万的豪宅，对包养的情妇一掷千金，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挖煤，倘若意外死亡，没有一分钱赔偿；如果煤矿主良心发现，也只会给几千元的赔偿。

那些年里，矿难死亡的赔偿标准还没有公布，一切赔偿全靠煤矿主的良心。而要和这些心肠和煤炭一样黑的煤老板谈良心，就像和戏子谈忠义，就像和妓女谈感情一样滑稽和不靠谱。古人云“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得是很有道理的。

赵振江的心中，充满了对煤老板的刻骨仇恨。

仇恨，让赵振江挺而走险。

十年前的一天，赵振江和山西临汾人二十旦在同一个煤矿同一个班里下井挖煤，有一个同伙意外死亡了，赵振江不想就这样便宜了煤矿主，于是建议让同一个班幸存的人，冒充死者的亲戚，向煤矿主素要赔偿。煤矿主当时给了他们两万元钱。两万元钱对于煤老板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还不够给情人买一部那时候的新款手机，但是，两万元钱对于这些常年在井下挖煤的矿工来说，无异于一大笔横财。煤矿主不关心在井下死的人是谁，他只关心他的煤矿能不能每天正常出煤。

这次意外的成功让赵振江看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此后，赵振江带着当初死里逃生的同一个班里的四个人，开始了井下杀猪的生意，他们也开始走上了一条罪恶的不归路。

刚开始的时候，赵振江他们只是寻找那些智障人带到矿井下面，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智障人是社会的累赘，他们死了比他们活着更好，既为亲人减轻了负担，也为社会减轻了负担，还给自己带来了财富。后来，随着对猪的需求量增加，寻找智障人越来越困难，他们就开始在网吧里或者在旷野中寻找那些逃学的少年，他们认为这些不学无术的少年，如果走向社会，会危害社会，不如现在先把他们消灭了。

他们的杀人流程一共分为七个步骤：找猪、养猪、选矿、下井、杀猪、要钱、分钱。每一个井下杀猪团伙都是遵循着这样的七个步骤。这个杀人流程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也许是赵振江，也许不是，因为远在赵振江开始井下杀猪的前十年，黑煤窑里已经有了杀人索赔的记载。

找猪，就是寻找那些能够让他们顺利下手的人。智障人、少年、头脑不灵活的老实人，都是他们的目标。找到猪后，就要养猪。

赵振江团伙当初养猪是在河津市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那个山村里有一个孤寡老头，孤寡老头的家就是他们用来养猪的地方，他们称为养猪场。另一个井下杀猪团伙的首领寇连环当初就被养在孤寡老头的家中，差点被带到井下杀死了。有一年，孤寡老头意外死亡，他们又重新找到一个养猪场，这个养猪场是在平遥的一个小山村里，同样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少有人来。养猪的时间不确定，有的猪只养到三天，就找到了可以下手的黑煤窑；有的猪一直养到三个月，才找到可以敲诈一笔的煤矿主。

选矿很有学问。国有煤矿绝对不能去，因为国有煤矿会签合同，会查看身份证，他们不愿意自己的身份暴露，所以不能涉足国有煤矿；私营煤矿中那些管理严格、设施齐备的煤矿也不能去，因为这样的煤矿找不到杀猪的借口，即使贸然杀猪，也会引起煤矿主的怀疑。什么煤矿可以去？就是那些设备简陋、管理松懈的黑煤窑。进入这样的煤矿，不需要签合同，不需要查看身份证，也不需要体检，中午进入这家黑煤窑，下午就能进入井下，连安全培训的时间也没有，这样，他们就有了作案的条件。

下井的人员，是按照班来组织，一个班在一起下井，一个班在同一条巷道里作业。团伙进入煤矿的，一定是五个人，还有一个猪，这样六个人刚好凑成一个班。为了能够在一起下井，他们往往是同时来黑煤窑找工作；或者是先有一个人进入黑煤窑，过两天后再介绍其余的人进去。

因为他们同时进来，又彼此认识，向煤矿主提出编在一个班，可以互相照应，煤矿主一般都会答应。即使煤老板暂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班，过几天换班的时候，六个人还是能够凑在一起。六个人在一个班里下井，在井下杀猪时，就保证了隐秘性。

第五个步骤是杀猪。六个人中，一个是猪，五个是凶手。凶手也分三种：主手、副手、望风。主手是第一个动手杀猪的人，以后分钱的时候，会多分一些，多分钱的原因，是为了鼓励凶手多做主手；副手是为主手帮忙的人；为了免得惊动别人，还要有望风的人，站立在岔道口，监视突然出现的人，故意制造出响声，以掩盖杀猪时的声音。杀人的主要工具是洋镐，这是井下挖煤的工具，主手会在猪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从身后挥起洋镐，猛砸受害人的头颅，一下子就能把受害人杀死。杀人后，根据黑煤窑的具体情况来布置矿难现场，如果罐车陈旧，就伪造成罐车刹车失灵，撞死了人；如果巷道狭窄，就伪造成炸药爆炸，点火人来不及逃脱，被炸死；如果不能顺利伪装现场，他们就挖掘煤块，故意制造塌方，将受害人埋在煤堆中。

接下来是要钱。人死了，把身份证放在他的身上，然后打电话通知家属，团伙中扮演家属的人一直就等候在火车站，一接到电话，马上就买了车票赶往出事煤矿。煤矿主对照家属的身份证、死者的身份证，还有家属带来的户口本、家属的车票，全都能够对上，就不会怀疑。身份证不能是假冒的，假冒的身份证一查就能查出来，而且，进煤矿的时候，煤矿主不查看身份证，而现在出事了，煤矿主查看身份证查看得非常仔细。煤矿主要看身份证，要看户口本，也不害怕给他看，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煤矿主绝对想不到，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已经被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了。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张三，其实死亡的是李四。而且，同一个身份证，同一个张三的名字，还可以在不同的煤矿重复使用，让这个身份证上的张三多死几次。反正已经死人了，死人是要赔钱的，煤矿主才不管是把钱赔给张三还是李四，他只关心他的煤矿能不能每天正常出煤。狡猾冷酷的煤矿主没有想到的是，这根本就不是一起矿难，而是谋杀，他完全可以不赔钱。

最后一个环节是分钱。早些年，他们在井下杀一个人只能获取几万元的赔偿，后来，国家严格规定了矿难事故的赔偿标准，煤矿主的赔偿金额才增加到了20万元左右。分钱时，赵振江这样的首领，因为组织、策划、指挥，所以分钱最多；其次是找猪的人，如果没有找到猪，你们杀什么？所以，如果煤矿主赔偿了20万元，赵振江和找猪的人就要分去10万元，通常情况下是一人一半，赵振江拿走5万元，找猪的人拿走5万元。除了首领和找猪者，下来分钱较多的是杀人的主手和冒充亲戚讨要赔偿的人，每人1万元。主手仅仅为了这1万元，就挥起洋镐砸在受害人头上，想起来实在残忍！假冒亲戚的人通常不止一个，因为人数多了才好向煤矿主多要钱，所以，主手和假冒亲戚的人又共分走了5万元。剩下的5万元由其余的人来分，这些人就包括到煤矿踩点的、跟着凑班下井的、在井下望风的等。每个人可以分到几千元。凑班下井的，一天可以分到一千元，养猪的，受害人在家中吃一天饭，给二百元。

分完钱后，他们会离开出事的煤矿，在外躲避一段时间，看到没有被发现，他们换家煤矿，继续如法炮制。

由于担心身份暴露，赵振江严格规定，每一座煤矿，只能作一次案；每一次作案，只能杀一个人。所以，赵振江团伙作案十年，才被侦破。

我们以前所接到的失踪案，在赵振江这个团伙中，全部能够找到结果。

先说那个逃脱了的憨子。

憨子是陕西安康人，是这个团伙找猪的人在乡村发现的。他们经常开着套牌面包车，游荡在管理松懈的乡村大道上，像小偷一样凑近村庄，一看到单身独行的智障人，就拉进面包车里。智障人如果反抗，他们就毒打，直到他屈服为止。

憨子尽管智力相当于三岁的孩童，但是憨子也知道害怕，他们用拳脚和棍棒让憨子对他们言听计从，然后，就带着憨子来到了山西煤矿，交给赵振江，赵振江一面安排选矿的人出动，在小煤窑里开始上班；一面把憨子像养猪一样，养在他们偏远乡村的据点里。

煤矿选好了，凑在一起下井的人就带着憨子去这家黑煤窑挖煤。有—天，在井下，憨子因为吃坏了肚子，解开裤带就想大便，他们嫌憨子不讲卫生，就举起洋镐把猛抽憨子，打得憨子几乎背过气去，还拿起煤块猛砸憨子。我们在憨子身上看到的伤痕，就是这样留下的。

憨子吓坏了，他明白了，如果大便一定要跑得远远地，跑得越远越好，否则会遭到毒打。

按照他们的计划，憨子本来会死在这家煤矿，可是出了一点意外，因为在憨子来到之前，他们已经把一个少年作为要下手杀的猪，投放在了这家煤矿里，也就是说，这家煤矿近期内要死两个人。

赵振江感觉到一个煤矿连死两个人，一定会引起煤矿主的怀疑，所以他临时决定让憨子离开，再养一段时间，等选到合适的煤矿，再把他放进去。让憨子离开比让少年离开更安全。如果让少年离开，继续在据点里养，时间一长，少年就会起疑心，但是对于憨子是不存在的，把憨子再养一个月，憨子也不会怀疑。

憨子和他那个组的人员离开这家煤矿的时候是夜晚，他们在小镇上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憨子又要拉肚子，他想起了上次被痛打的经历，不敢在附近拉，就向外走。再说，乡镇的小饭馆里也没有厕所。

憨子走在前面，他们跟在后面，相距五六米。憨子说什么也不会跑掉。可是就在过马路的时候，驶来了几十辆卡车组成的拉煤的车队，不知道危险的憨子踏着轰隆隆震颤的地面走过去了，他们被隔断在了马路边。

在黑暗中，憨子不知道后面的人被隔断了，他依然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兴冲冲地向前走，跨过壕沟，走过田埂，穿过树林，绕过池塘。憨子只知道，大便的时候离开他们越远越好。

几十辆卡车把他们隔断在马路这边，等到几分钟后，卡车全部过完了，而憨子也消失在了浓墨般的黑暗中。他们站立在旷野中，不知道憨子走向了哪里。

憨子依旧在兴高釆烈地走着，他离坏蛋愈来愈远，他距离自由愈来愈近。就这样，憨子摆脱了危险，直到被巡逻的民警发现。

后来，根据找猪者的供述，我们查找到了憨子家的具体地址，把憨子送回了家。憨子的母亲看到憨子失而复得，抱头痛哭。尽管是憨子，但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不是憨子的母亲，是不能理解这种感情的。只要他们母子在一起生活感觉幸福，别人是干涉不了的。

憨子口中所说的那三个字应该是“孙海芳”，而不是“孙海庄”。“孙海芳”是这个团伙安在憨子身上的名字，在养猪地点，他们一遍遍地交代憨子，自己的名字叫孙海芳，如果憨子说错了，他们就打憨子。所以憨子别的忘记了，但是只记住了孙海芳，只是因为他口齿不清，念不准“孙海芳”，我们还以为是“孙海庄”。

此前，我们接到的那些报案中失踪的憨子和少年，都是赵振江这个团伙杀害的。

在赵振江团伙的杀人案件中，最让人震撼的，是他们连杀了向小明、向大明和向海。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调查向千里兄弟三个，来到了三道关村，也不会知道这起惨绝人寰的杀人案的详细情况。

三道关村的向三合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有两个儿子，向大明和向小明，到了婚娶的年龄，却都没有娶妻，因为他家太穷了。为了改变家庭贫穷落后的面貌，向小明就跟着别人去了山西煤矿挖煤，赚到钱，给家里盖了房子，也给哥哥向大明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向大明过上了正常生活，就准备自己去煤矿挖煤赚钱，把弟弟向小明换回家，帮助弟弟娶上媳妇。就在这时候，同村的向海回家说，向小明在煤矿挖煤时，意外死亡，让家里赶快派个人去和煤老板商量，多要点赔偿金。

其实，向小明就是这个团伙在井下杀害的，而回家通知他们的向海，是这个团伙的成员之一。

向大明来到煤矿后，顺利地要到了赔偿金。赵振江和向海就告诉向大明说：“你这样回去，家里以后就没有经济来源，既然来了，不如在这里挖一段时间煤，等到过年的时候一起回家。”当时距离过年仅有两个月了，正是农闲的冬季。向大明就决定留下来挖煤。

赵振江又私下里对向大明说：“你身上揣着钱，去井下不安全，那里黑咕隆咚的，钱掉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你还是放在我这里，等到你回家的时候，我再给你。”向大明也同意了，他觉得身上揣着那么多钱下井挖煤，确实不安全，如果放在赵振江这里，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赵振江是一道关村的人，他很早就认识。

赵振江惦记着向大明身上的钱，向海也惦记着向大明身上的钱，有一次他问向大明：“你弟弟的赔偿金在哪里？”向大明说：“我放在赵振江那里。”

几天后，赵振江派向海回到三道关村，谎称向大明在山西运城火车站转车的时候走丢了。

向海从陕西安康三道关村回到山西临汾的时候，向大明已经被杀害了。赵振江给他分钱的时候，只分了向大明这部分钱，没有向小明那部分钱。向海向赵振江要，赵振江说：“向小明这个事情，你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不能分给你。”

向海怀恨在心，他扬言说要举报赵振江。

赵振江对向海动了杀机。

在这个团伙的眼中，每个人都是一堆闪闪发光的金子，而不是一条人命，赵振江想杀向海，也是把他当猪一样杀害，然后向煤矿主索要赔偿。这样做，既没有浪费资源，让向海变成一堆钱，也能杀鸡骇猴，在团伙中起到警示作用。

向海就这样由杀人者变成了被杀者，由杀猪者变成了一头猪。

五个团伙分子带着向海下井，他们谎称其中有一个是猪，团伙成员来往甚少，彼此不是很熟悉。二十多名团伙成员中，向海仅能认识其中的几位，因为他的任务是找猪。赵振海说，由于人手不够，让向海凑个手，下矿井几天，担任望风的角色，等到把猪杀了，然后向海就上井分钱，然后再继续做自己的老本行。向海欣然同意。

向海下矿井的时候，扬扬得意地想着愚蠢的猪就这样死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死得不明不白。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他正在埋头挖煤，背后有人突然抡起洋镐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向海一声不坑就倒了下去，他的生命换来了18万元，被曾经和他一起害人的团伙瓜分。

如果确实有阴间，向海到了阴间，不知道会对向大明和向小明怎么说。

这个团伙实在太凶残了，凶残到了超出人类的忍受极限。

一年后，赵振江团伙中的二十人被判处死刑，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三人还在追逃中。

当年庭审时，法庭上的所有人，包括被告的辩护人，也为这些骇人听闻的案件动容，旁听者都说：“这是超乎想象的最凶残的案件，不杀之不能平民愤。”

寇连环团伙中也有五人被判死刑，其余的都是无期徒刑。

近些年，由于国家对煤矿的管理逐渐正规化，黑煤窑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类恶性案件比起前些年也逐渐减少，但是，却从来没有绝迹。

看看下面这些案件记载，这些记载远未详尽。

1997年腊月底到1998年正月初，短短的十天时间里，陕西汉阴县人郑九宽、陈兴山等人从徐州火车站将一批找工作的男青年骗至徐州北郊的小煤矿中，将他们杀害，然后伪造现场，索取赔偿。该团伙共作案三起，杀害五人，骗取15.3万元。

2006年7月，重庆鱼泉乡农民王德君、王正元，在贵州一矿井杀害同村人程某，骗取赔偿20万元。

2006年12月，陕西汉阴人赵良峰、赵良银等人，在山西阳泉一煤矿，杀死四川人康某，而安上的假名为陈永照，获取赔偿17.8万元。

2007年12月，四川雷波籍男子吉拿吉哈，伙同他人在河北武安一矿井杀人，骗取11万元。

2008年3月，吉林松原人刘天江、刘天红将一起打工的塔长宝推下几百米深的罐坑，准备骗取赔偿。可是，塔长宝受重伤而未死，被送往医院抢救，刘天江和刘天红以探望为名，将塔长宝活活捂死。

2009年7月，河北承德人黄玉才、黄现忠等人先后制造三起井下杀人骗取赔偿案件。

2009年9月，四川雷波人黑来黑石、卢古体等人，在云南耿马一矿井下，砸死一工友，索取赔偿。

2010年3月，湖北恩施利川一犯罪团伙，诱骗他人去外地下井挖煤，制造矿难事故，向矿主索赔。

2011年3月，四川雷波人卢几且等九人，在江西东乡一矿井里，用石头砸死了事先花费5200元买来的一个智障人，索要赔偿。

这些只是个案，事实上，每个犯罪团伙绝对不会作案一次就收手的，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很长，而且，随着时间的绵延，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徐蓓蕾讲完了这个系列杀人案后，我们很长时间都陷入了沉默，心中充满了悲愤。

我问：“煤矿杀猪一再上演，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就不能杜绝？”

徐蓓蕾说：“要杜绝这种恶性案件，其实也很简单。犯罪分子选择的都是管理有漏洞的煤矿，煤矿主只关心自己的煤矿会不会停产，而不关心人的生命。所以，首先，要严格煤矿管理，特别是那些小煤矿、黑煤窑，让犯罪分子无法下手。其次，煤矿主的警惕性应该提高，应该对自己矿工的生命负责，应该派人去死者的家庭调查一番，最少也要通知当地派出所。再次，死者所使用的都是真实的身份证，如果身份证不乱办，犯罪分子也就没有漏洞可钻，办理身份证的人应该责任心强一点。最后，如果医院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开死亡证明，殡仪馆能够按照相关法规实行火化，这些恶性案件都不会发生。”

我说：“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徐蓓蕾说：“是的，是人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关爱他人，关爱生命，富有爱心和责任感，也就不会出现这些案件。这些年来，人们道德沧丧，世风日下，传统美德丧失殆尽，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什么坏事都敢做出来，也不担心遭到报应。”

我说：“这些人本来就不相信会有报应。”

徐蓓蕾说：“这就是信仰危机，没有信仰的人，就会无法无天，就会无所不为。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因为一些人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所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案件就会出现。”

我说：“作家阎连科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下生活的精彩远远超过小说家的想象。你看看这些井下杀人案，小说家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想不到会是这样曲折离奇。我曾经和香港一个记者聊过，他说我们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令人震惊的新闻，在香港，汽车撞死了一条狗，他们都会报道三天，因为在香港找不到类似井下杀人这样的案件，所以香港的报纸总是以蔬菜价格升降这样的民生软性新闻作为主打。”

徐蓓蕾调侃地说：“作为记者和刑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我说：“我做过十年暗访，我真心希望我能够失业，再也没有值得暗访的题材。”

徐蓓蕾说：“我也希望我能够失业，每天只做些帮助孤寡老人过马路，帮助失主寻找宠物狗之类的事情。”

顿了顿，徐蓓蕾又说：“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够让好人变成坏人。当初的煤炭制度向煤矿主倾斜，让煤矿主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为富不仁，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令人痛恨的集团。他们坐拥亿万，而在每年的慈善榜中，都见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把应该属于全民的财产攫为己有，让煤炭成为了带血的财富。而最底层的挖煤农民工，生命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最近这两年，煤矿改革重组，煤炭资源才回归国有，才又回到全体人民的手中，矿难事故大幅度减少，这个恶劣的集团消失了，世上再无煤老板。”

汽车进入了城市中心，我的思绪也从遥远的黑煤窑回到了现实中。城市是一座钢筋丛林，一幢幢大楼像丛林中的一棵棵树木一样，都在拼命争夺着空气、阳光和养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论是遥远的黑煤窑，还是眼前的城市，都遵循着残酷的自然法则，为了生存而血肉飞溅。黑煤窑里是看得见的血腥，而写字楼里是看不见的血腥。

我想起了徐蓓蕾在今天刚开始的时候讲过的那个让人纠结的案件——荒岛吃人，这个案件到底该怎么宣判？

徐蓓蕾说，荒岛吃人的案件，至今在美国法律界还没有一个定论。有人主张荒岛上存活下来的四个人有罪，因为他们违背了那个孤儿的意愿，法律中，只要违背别人意愿，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就是犯罪。比如，违背妇女意愿的性行为，就是强奸；而没有违背妇女意愿的行为，则是通奸。通奸属于道德范畴，不属于法律范畴；而强奸则是要判重罪的。在荒岛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孤儿肯定不会自愿被那四个人所吃，所以，他们是有罪的。我也主张他们有罪。

徐蓓蕾经历过这么多精彩的案件，而这些案件却都不被外界所知。我决定好好写写徐蓓蕾，提出五天后再去釆访她。

徐蓓蕾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到时候会介绍一个更神奇的案件给我。

【本文节选自《边缘罪恶》，李幺傻，湖南文艺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