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国企改革裹足不前？专家：人事调整是改革的“牛鼻子”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余思毅

　　“我们在东北地区讲国企改革已经多少年了，好几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了，如果‘十四五’国企改革在东北仍然没有突破，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必须确定一个目标。”4月21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德仁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表示。

　　夏德仁提到，下决心推进国企改革必须有承受阵痛的思想准备。他指出东北地区在过去的五年计划中，屡屡提到要推进国企改革，但收效甚微。他建议东北地区要明确“十四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在此约一周前，4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在辽宁鞍山再次召开深化东北地区国资国企改革现场推进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指出，目前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正处于全面振兴的重要历史机遇期。

　　国资管理专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4月23日对时代财经指出，推进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释放员工积极性，包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等。

　　在博鳌论坛上，夏德仁还抛出东北地区国企改革裹足不前的原因，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外，改革成本高也是一重大因素。他“爆料”称，厂办大集体的改革大约需要400多亿的成本，不排除推进国企改革特别是金融企业改革所需的成本更高，但若改革裹足不前，以后要付出甚至上千亿的成本。

　　东北国企改革滞后 人事改革是“牛鼻子”

　　博鳌论坛上，夏德仁指出，东北地区是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东北地区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地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最近几年国企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它是东北振兴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国企改革的问题。

　　夏德仁举了本溪钢铁集团的例子，每个人生产的钢铁吨位大体上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5，国际先进水平的1/10，效率比较低下。因此，夏德仁指出，“十四五”期间，东北地区的振兴关键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问题。

　　对此，夏德仁提出五个方面的意见。夏德仁首先指出，东北地区在过去的五年计划中，屡屡提到要推进国企改革，但收效甚微。对东北地区要明确“十四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东北国有企业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后，重点应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内生动力。”吴刚梁对时代财经指出，东北地区“十四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主要措施包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全面实施经理层成员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增强市场化竞争意识，从各方面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吴刚梁看来，这些目标与任务归根结底是要释放员工积极性，对人事的调整是改革的“牛鼻子”。据悉，“三项制度改革”指国务院针对国企的三项制度改革，包括劳动，人事，分配；以及人事部门三项制度改革，包括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工资福利。“三项制度改革”要求“员工能进能出” 伴随国企转型，国企中的人员也经历着转型，分配制度改革，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挑战，干部“能上能下”。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世权去年6月也在专栏中指出，“三项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点，这三项改革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这三项改革如此重要，因为涉及企业各级管理岗位设定、定岗定编、人员选择、组织重构、岗位考核和淘汰、薪酬和工资福利等方方面面。王世权指出，必须树立系统思维，通盘考虑改革的各个方面。

　　和君咨询合伙人王承志从产业角度对时代财经分析，东北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认清东北地区国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突出的问题在于当前产业结构下，竞争优势不明显、核心竞争力不足。他认为，东北国企改革的任务一是侧重社会经济效益的带动，强化社会责任；二是强化对产业带动、产业培育的考核；三是从管理入手，强化市场化运营能力；四是注重资产质量和投资效益，以及创新研发的投入。

　　确立目标与任务后，夏德仁提出推进东北地区的国企改革要建立分层负责的国企改革责任制。“应该分层次分析是哪一类国企活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根据央企、地方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的不同特性进行分析。”

　　对此，吴刚梁也颇为认同。他对时代财经分析，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实行“统一所有、分别代表”体制，国务院是中央企业的出资人代表，省级人民政府是省属企业的出资人代表，地市级人民政府是市属企业的出资人代表，中央企业、省属企业与市属企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上级国资委可以指导与监督下级国资委的改革工作。在推进改革方面，中央企业所属企业进展较快，市属企业则更缓慢一些。

　　除此以外，夏德仁还建议要科学测算出改革的成本，把底数摸清；集中资源实现重点国企的重点突破，不能全面的推行，要一企一策来解决；要营造一种鼓励改革创新、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

　　国企改革谁来买单 融资通路或为新思路

　　关于推进国企改革成本，夏德仁由于多年来经常到企业调研，因此体会特别深刻。在博鳌论坛上，夏德仁说道，“我清楚知道，国企改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是要有阵痛的，而且是非常不舒服的阵痛”。

　　夏德仁特别提到，从地方的国企改革来看，无论是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还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都回避不了国有资产能否流失的问题，这已然成为国企改革的思想顾虑。“从东北的生态来看，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把握国有企业改革是需要非常小心的，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是近年来北方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夏德仁提到，他曾经参与过厂办大集体的改革，大约需要400多亿的成本。

　　据悉，厂办大集体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青年大批返城，为了安置知识青年以及国有企业职工子女就业，由国有企业批准并资助，成立了依附于主体企业的附属厂。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厂办大集体企业的竞争能力弱的问题集中显现，同时有大量的厂办大集体企业停产和职工失业。

　　虽然无法得知夏德仁口中所述“400多亿元的成本”的具体构成，但多位专家向时代财经表示，大部分应该是用于职工安置等人力成本。

　　夏德仁进一步指出，400多亿对于有些地方政府来说是天文数字，但是若涉及一些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企业改革，400多亿元也许是一个小数目，再过一两年可能要上千亿才能弥补这损失，因此改革宜早不宜迟。

　　“这些企业表面上都很好，内部负担却很重，许多账目不清楚、有水分。贷款看起来是良性贷款，其实是不良贷款，拖欠利息且存在很大问题。一旦改革就水落石出，贷款需要还上，如果不还的话会面临银行给债转股或者贷款消化。”

　　诚然，改革谁来买单，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是国家财政、银行，还是地方政府？吴刚梁对时代财经分析，“退休人员社会化等剥离政府职能方面的改革支出，主要由财政承担，其他一些改革成本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付，这轮国企改革一般不用银行贷款解决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严禁国有企业恶意逃废债。”

　　关于改革的成本问题，王承志还向时代财经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从国有企业的发展来说，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就是要拓展国企的融资通路。”王承志称，以前的国企发展依靠财政拨款、国资委注册，这些都是国家税收的支持。但政府财政有限，需要国有企业自己拓展融资的通路，通过上市、发债或是REITs基金以及市场化合作，提升自我竞争力与企业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