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乐亭党史人物：阎达开

资料来源：乐亭县委党史研究室

阎达开，原名阎凤善，曾用名阎明、高建林、周绍林、周建林，1913年5月生，乐亭县阎各庄镇樊坨村人。

阎达开在少年求学时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过本县举行的“五卅”纪念大会、“五九”国耻纪念大会。后因生活所迫辍学，当过学徒和店员，他目睹底层百姓的深重苦难，对反动统治和军阀混战深恶痛绝，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于1931年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里，乐亭县党组织委任阎达开为乐亭县城东南乡的党团书记。他到阎各庄小学任教，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为便于开展工作，阎达开首先多方了解掌握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到校任教后，和校领导、同仁和睦相处，关心爱护学生，奠定了他开展党的工作的基础。阎各庄小学有1-6年级共6个班，在校学生300多名。进步教师有李海涛、张佩珩、刘肃忱等。在教师引导下，多数学生学习认真、思想进步。如高年级学生高民权等，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为了开展党的工作的好助手。

他到校后一段时间，由于经常和群众接触，了解到阎各庄镇设有国民党的分党部，还有伪区公所、警察分局等机构。在里面干事的一些人经常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欺压乡民，辱骂污蔑攻击诽谤中国共产党，是党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的最大障碍。

1932年留学日本回国的杨景起（白庄人、李大钊外甥）、王淑芝（山西人），都是共产党员，由于九一八事变，他们愤然弃学回国，党组织通过关系和当时的伪教育局长取得联系，杨景起被委任为阎各庄小学校长，王淑芝为历史教员。二人到校任职后联系到阎达开，互相交流了校内外一些情况，并研究决定，待机成立阎各庄小学党支部。

他们充分利用教育教学的机会，深入向师生宣传九一八事变，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激起师生的爱国热情、不忘国耻。他们刻印有关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发给群众阅读，提高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历史课上，还结合学习中国历史向学生讲解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提高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同时注意发现进步教师和学生，作为重点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

1933年夏，阎达开与杨景起、王淑芝开会研究成立了党支部，建议杨景起任党支部书记，并上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党支部成立后，重点抓了发展党员工作。党支部培养吸收的第一批党员有李海涛、张佩珩、刘肃忱三人，第二批有高民权（六年级学生干部）、张坤（伪区公所职员）两人。

学校党支部成立后，刻印了一批宣传材料，夜间张贴在大街上，次日，敌人发现后，如临大敌，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所为，千方百计查找张贴传单的人，当然学校是主要的怀疑对象，因为只有学校才有油印机。警察分局长一连几天到学校以找亲友谈话为名进行侦察。学校党支部决定将同类传单深夜分赴乐亭各镇张贴，以转移敌人视线。警局认为各镇都有类似的传单，减轻了对阎各庄小学的怀疑。

1934年初，简师（简易师范）大尖坨村地富出身的教员宋某某，极力讨好县教育局长，贿买了阎各庄小学校长一职，又罗网亲信一起到阎各庄小学上任，让原来教师一律“另谋高就”。学校党支部组织共产党员、进步教师挺身揭露宋某某的丑恶行动和国民党县政府的腐败，发动“捣宋”斗争。在校内外贴出标语、漫画，引起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响。又发动学生结队去县城请愿。路上，请愿队伍被冲散，有的学生还被打伤，但他们斗争气势不减。原有教师不走，新来教师不能上课，一连对峙了几天。宋某某无奈，只有请出商务会会长、邮局分局长、警察分局长等人出面调解，杨景起校长在众人面前，又进一步揭露宋某某的卑劣手段，驳得他哑口无言，最后无奈答应，负担在请愿途中受伤学生的医疗费用，为原来教师增发半年工资。捣宋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宋某某被搞臭，也使国民党县政府的腐败进一步被群众所认识。

这一时期，阎达开参与领导建立乐亭县小学教员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抗捐抗税运动；向旧军队士兵和盐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积蓄抗日力量，组织发动沿海盐民争取熬盐、卖盐自由的斗争；参与领导恢复、整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在对敌斗争中，他多次遇险，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达开根据党的指示，在冀东地区开辟工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宣传部长。1938年，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规模宏大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任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临时党委书记兼副总指挥、总指挥，在起义部队中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暴动受挫以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参与领导了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

1940年 5月，在组织的安排下，阎达开到达延安，先后在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学习，曾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12月起，阎达开先后任冀东区党委委员，民运部长、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冀东地区土地改革、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恢复和建立基层政权、支援前线等工作。

1948年11月23日，东北解放大军兵分三路进入冀东。12月5日，平津战役打响。12月12日，唐山解放。中共唐山市委书记阎达开、市政办事处主任李一夫率党政机关干部和公安部队分三个梯队迅速进入市内。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市军管会正式成立，阎达开为主任、彭寿生、李一夫为副主任。同时宣布对唐山市和各大厂矿企业实行军管。当日，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公布并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及第二号布告，严明党政机关和部队人员入城的十一项守则。

随后，阎达开等立即组织各系统投入紧张的接收工作。人民公安机关未进入市区这段时间，唐山市区一片混乱，特务、土匪、散兵明火执仗，四处抢劫，流氓、地痞、小偷趁火打劫，抢掠商店和私人财物；少数市民见利忘义，也哄抢一些商店、粮店及敌伪机关的家什财物，抢劫之风一时蔓延市区，人民财产受到损失。

12日夜，针对混乱局面，首先接管了唐山市警察局和警察大队。当夜及次日晨，接管了6个警察分局及所属派出所。阎达开要求进城的警备部队和公安局立即实行戒严，进行武装巡逻，对流氓、盗匪实行严厉打击。采取强行制止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措施，很快制止了这股抢劫风。而后，接管其他各机关、部门。到13日，唐山市国民党党、政、团、特、军警等31个机关部门全部被接管。并查封和清理了各种政治档案20200余件，以及重要的证件、报刊。

为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阎达开要求并指导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双管齐下，在张贴宣传《约法八章》《入城守则》的同时，宣传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解放前的唐山，是国民党在冀东军事、政治、经济的基地，国民党各派系组织、特务遍布城区及厂矿企业。唐山解放时，这些反动党团和特务一部分逃跑，一部分被捕，另有一部分有计划地潜伏下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为消除隐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根据唐山情报站所掌握国民党各派系特务组织的情况和接收的敌伪档案资料，公安机关首先选择危害性大、负有破坏任务的匪、特潜伏组织为主要目标，采取“短促突击”，于1948年12月22日和1949年1月底进行了两次集中大搜捕，共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26个，逮捕99名中统、军统特务及受命潜伏下来的部分国民党党团人员和一些其他破坏人员，缴获潜伏电台8台。臭名昭著的潜伏组织——“开滦工人反共救国会”也随之覆灭。唐山解放时，反共救国会的大小头目争相逃命，有的逃亡北平，有的逃亡天津，还有的窜至附近乡下。从12月19日开始，反共救国会成员分批潜回唐山矿区活动。由于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警惕，他们的破坏活动没有得逞。

经过两次集中大搜捕行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组织的反动势力，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威风。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人民政府又采取了督促国民党党、团、特进行公开登记活动。在唐山市委和人民政府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自1949年4月13日开始，唐山先后有1780名反动人员到公安机关自首登记，有的还主动交出公产档案、证件及枪支、电台、密码等，对这些自首登记者，分别给予宽大处理。对拒不自首登记的20名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进行逮捕。同时，还进行了收缴武器，清理城市人口等工作。到1949年7月，共收缴各种长短枪1024支、轻重机枪12挺、掷弹筒6个、六O炮及小炮7门、子弹8.5万发、炮弹455发、燃烧弹42发及地雷、手榴弹一部。

唐山解放后，户口极端混乱。特务、地痞流氓、伪职人员等更名换姓涂改户口本和身份证。针对这种状况，人民政府采取了重新核查、重新登记的办法，整理户籍，清理城市户口。通过登记清理，清除城市户口1350户，约为原有户数的6%。

由于准备充分，接收工作迅速快捷。城市公共事业设施基本未遭破坏，水、电供应一直未中断。解放第二天，全市秩序就完全恢复，街上行人来往如流，家家户户悬挂彩旗欢迎入城解放军。13日下午2时，邮局正式开始营业。14日，全市各中小学大部分恢复上课。15日，全市中小学师生代表2000多人在交大召开唐山解放庆祝大会。

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阎达开带领市委及市政办一班人迅速恢复城市功能。

一是进行社会改革。唐山市委和人民政府遵照党的七届二次全会精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制定相应的政策，广泛进行社会改革。

录用旧警员。进城后，由于新进城干部对城市情况不很了解，又缺乏城市治安管理经验，加之人员缺少。根据需要，公安部门通过登记、审查录用了一批户籍、交通、消防等旧警员，到1949年1月，共录用旧警员178人，占原有旧警员的85%。经团结、教育、改造，这些人思想逐步稳定，作风也有了改变，对于稳定城市秩序和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作用。

改造开滦矿警队。开滦矿业警察总所是中英资本家用来镇压工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人员多达1500余名，唐山解放后，其反动头目被依法逮捕，由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出任总所长，并对该所实行全面接管。同时会同开滦党组织，按照“摧毁旧有组织机构、缩小编制、重新建立党领导下的开滦保卫机关和公安武装”的改造方针。采取“逐批开除、停职、转业、退休”的办法，对旧矿警机构进行了全面改组，清除了特务、国民党负责人和有各种罪恶的巡官、警长及老弱冗员计601人，留用旧警员900人，又调入部分骨干，初步纯洁了矿警队伍。

废除保甲制。唐山解放前，共建有93个保，2113个甲，实行“事事通过保甲长”“五家连坐”等规定，对唐山居民实行管辖和统治。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保甲制采取了“暂时保留，控制使用，相机废除”的方针。到1949年3月，时机成熟，市区开始废除保甲制，建立基层民主政治组织。到6月，全部废除了保甲制，并建立街公所130个。城市基层民主政权的建立，完善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体系，为进一步巩固城市社会秩序、保障生产等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开展民主改革。解放初期，全市在厂矿企业内部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压迫工人的不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了搜身制度，调整了工资，筹建各级工会组织，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

废除“包工大柜”。解放前，开滦各矿共有“包工大柜”57家。它是受矿方委托，将工人劳动力集中起来，再向开滦承包一定工程的一种包工制。几十年来，它已成为矿方管理和控制工人的组成部分和统治工人的一种工具。开滦各矿共有工人4.7万余人，其中80%为“包工大柜”所雇用。“包工大柜”对工人实行封建统治，随意打骂、体罚、停工、开除，在经济上残酷剥削，政治上进行迫害。解放后，工人们纷纷提出废除“包工大柜”的要求，在唐山市委的领导下，开滦军代表和工会带领工人，从1949年5月开始到同年9月将57家包工大柜全部取消，并建立了工人自管生产组织——工人自包生产合作社。废除了中间盘剥，广大工人欢欣鼓舞纵情歌唱：

霹雳一声春雷响，赶走包工吃人狼

背上大山翻落地，吐出苦水似海洋

举矿欢腾干劲大，犹如猛虎下山岗

饮水思源情义重，终生不忘共产党

充分体现了他们当家作主后的喜悦心情。

二是安定人民生活。唐山解放后，由于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物资极度短缺，加之一些商人囤积物资，曾一度出现物价上涨。对此市委和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稳定物价。第一，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职工消费合作社，使其与私营商业相比占绝对优势。据1949年3月至12月统计，国营贸易出售粮食由占成交总额的2.65%增至75.27%，棉纱成交额由18.94%增至41.51%。冀东区行署及时从各县运来50多万公斤粮食和2万多匹大布投放市场，以低于私商的价格出售，打击了投机奸商，稳定了物价。第二，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和限制。成立了纱布棉布、粮油和牲畜4个专门交易所，不准在别处交易。同时对投机倒把者进行教育和监督，孤立打击奸商。第三，改变银行贷款方式。为防不法奸商利用贷款投机倒把，银行紧缩银根，改货币贷款为折实贷款，开展了抵押贷款和计划监督贷款。第四，取缔旧币，严禁买卖金银。对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旧币采取限期兑换解放区流通的长城币的办法。为防止走私、囤积，市军管会还发布了《统一采购管理办法》。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物价得以稳定。

市委和市政府为工人配售低价的粮、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使数万名工人生活得到保证。同时还对贫民给予社会救济，进城两个月内，政府先后拨出救济粮394万斤，共救济贫民6829户，26637人。

三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战争的影响，使唐山的工商业陷入了危机。进城的第二天，市政府就召开了工商界上层人士会议，阐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号召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而后政府还邀请工商界有威望的厂长、经理、股东等200余人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通过一系列工作，解放后的第四天即12月16日，全市80%的商号开始营业。为扶持确有困难的工商业户，市政府拿出87万元现款，为各厂矿发付工资，并以现款和实物收购各厂矿企业积压的产品、冀东人民银行先后共发放贷款296万元，帮助厂矿企业维持和恢复生产、经营。购进大批生产原材料，使一些企业特别是陶瓷业相继复工。通过民主改革运动，让工人民主管理企业，先后有80名职工当了人民代表，27名职工参加了政权工作。国营工厂有167名职工参加了工厂管理委员会，351名工人提任了管理工厂工作。

1949年5月7日至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亲临唐山，视察开滦、唐山机车车辆厂，并在冀东区党委扩大干部会上作了报告，使唐山广大干部职工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唐山工人大干快上，加紧生产，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奋斗，很快恢复发展了生产。到1949年11月，开滦月产量已达436942吨，超过最高年（1947年）平均月产量的5%。1949年4月份，机车车辆厂出机车25.1台，客车51.3辆，货车227辆，大大超出解放前的月产量；制钢厂从1949年2月就超过上年的平均月产量，11月钢锭超203%，铸钢超26%，钢超175%；启新瓷厂11月超过上年平均月产量的95%，并超过历史上的最高记录，产量较高的还有华电、华新、德盛瓷厂、启新洋灰公司、电信等。

新中国成立后，阎达开在天津市主持水利工程建设，缓解天津市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用水压力，改善农业条件，加快农业发展。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了历史上少见的特大洪水。当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阎达开与省委、省人委负责同志一起，彻夜不眠，指挥抗洪，并亲赴天津外围抗洪前线检查指导。1965年7月，他主持制定了根治海河规划，组织实施了开挖疏浚黑龙港河、子牙新河等工程，使海河治理工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阎达开受到迫害，身心遭到摧残。在逆境中，他对党和共产主义忠贞不渝。1966年冬，他被造反派多次批斗，囚禁在天津某大学宿舍，行动失去了自由。但他坚持党性原则，明确告诉“天津日报”社领导人坚决执行市委指示，拒绝代印反动传单。

1972年 8月，阎达开担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为解决全市供水问题，他研究了大量的水文资料，分析了天津的水源状况，提出了天津市用水和水源问题的总思路。他担任京津冀供水规划小组副组长时，不顾身患严重的心脏病，乘车带着氧气袋，亲赴北大港水库、青静黄排水河、于桥水库等地查勘，深入调研天津的蓄水区建设和引水线路。相继兴建北大港水库、独流碱河低水闸、扩建团泊洼水库，为天津市供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强烈地震。阎达开的亲人在唐山大地震中有20余人或伤或亡，但他一如既往，将国事置于家事之上，将人民的疾苦置于亲情的伤痛之上。地震发生不久，他的两个儿子侥幸从房屋废墟中爬出来，因惦念父母，沿着铁路奔跑一昼夜到了天津。当他们带着满脸疲惫、一身伤痕终于来到父亲面前时，他劈头第一句话竟是：“你们怎么回来了？你们在这关键时刻离开唐山，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唐山人民吗？要立即回去，参加抢险救灾，马上就走。”在阎达开的教诲与感召下，他的两个孩子很快返回唐山，积极投入抗震救灾之中，还双双被评为抗震救灾积极分子。

1977年夏，河北省部分地区遭受水灾，上游来水要经海河入海，可是为确保天津人民春夏不吃咸水的二道闸挡住了下泄，水泄不通。阎达开心急如焚，连夜急调拔桩船拆坝，在烈日炎炎下一连几天在船甲板上指挥拔桩，缓解了上游灾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围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素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著称，但他十分尊重集体领导。他在天津市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期间，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从不个人说了算。他十分尊重市委领导，尽管他资历深，贡献大，但他总是虚心接受市委领导，表现了很高的修养。他总是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按时参加党的生活会，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

阎达开身居领导地位，国家给他配有专车，他始终严格规定：家人家事一律不准用配给他的专车。1981年，因在唐山地震时受伤的长子在唐山去世，他的妻子带几个孩子去办丧事，是坐他的车去的。事后，阎达开执意拿出100元交车费。

阎达开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事物和先进人物就热情支持。当他得知棉纺厂一位女工赤手空拳勇斗歹徒，就率市人大干部到她家去慰问。此后，他又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制定表彰英雄模范人物的地方性法规。

1992年，阎达开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离休以后，仍十分关注津冀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进，身体力行，为此做了许多工作。1997年2月逝世，享年84岁。

编辑：陈友海 杨 扬

主编：金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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