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特大赛搞胸模、腿模…背后真相是哪个放得开，能上床就入围

　　在野鸡艺术学校上学的第二年秋季，褚美美所在的那座城市举办了一场模特大奖赛。

　　这类不正式的模特大奖赛每年都会举办多次，他们号称是什么国际模特大赛中国赛区，其实就是模特公司一帮人在圈钱。要举办模特大赛，先卖出冠名权，名字叫做什么什么杯国际模特大奖赛中国赛区。你的企业叫红日锅炉公司，它就叫红日锅炉杯国际模特大奖赛中国赛区；你的企业叫舒心马桶公司，它就叫舒心马桶杯国际模特大奖赛中国赛区。有了冠名权的第一笔投资后，他们就向外发布消息，我们要举办国际大赛了，媒体立即蜂拥跟进。模特大奖赛，观众、读者都喜欢看，媒体乐意大力宣传。

　　媒体宣传出去了，很多企业一看，这是一个好机会，争着抢着想当赞助单位。现在，这些企业就不是冠名了，而只是挂名，在模特赛场把自己的广告牌亮出来，让观众看一下。

　　还有些公司一看，就与主办方联系，汽车公司请求把他们的车子作为指定用车，化妆品公司请求把他们的产品作为指定化妆品，保健品公司请求把他们的产品作为指定礼品，旅游公司请求在他们的景区做一日游……因为美女是最抢眼的，美女走到哪里，镜头就会跟到哪里；镜头跟到哪里，当天晚上观众就会在电视上看到哪里；电视上看到了你们企业的名字，肯定就会有大把的人购买你们企业的产品。这就是美女经济。

　　也就是各地风起云涌举办模特大奖赛的秘密。

　　模特大奖赛，总得排个名次，什么三甲小姐啦，什么最上镜小姐啦，什么最有潜力小姐啦，这些小姐是怎么评选的？

　　其实早就内定好了，哪家公司出钱多，哪家公司认为哪个小姐是第一名，哪个小姐就是第一名；哪个小姐放得开，和谁都能上床，哪个小姐就能够入围最佳。

　　中国的模特行业，进入门槛很低，行业缺乏自律，监管机制不健全，所以，整个的模特行业，就是一番乱象。

　　能够乱到什么程度？乱得就像马蜂窝，你来我往，川流不息。观众热心投票，媒体炒得火热，专家进行评选，看起来好像很正规，其实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蜂巢里的蜂后说了算。蜂后是谁？就是取得冠名权的那家企业。

　　拥有冠名权的企业和模特公司勾结在一起，操纵着比赛的每一步进程。比赛还没有进入到决赛，所谓的三甲都已经内定了。

　　看模特大奖赛现场直播的时候，有的观众感到纳闷，这个最佳模特明明各方面都不突出啊，怎么就能成为最佳？观众不知道，因为这个最佳和取得冠名权的企业走得最近，她不是第一，谁能是第一？

　　举办一次模特大奖赛，模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还包装出了一批模特。以后，这些模特就得听模特公司的，他们赚钱多少就取决于模特公司。哪个模特遵守行业潜规则，哪个模特赚钱就多些。哪个模特不愿被潜，资质再好也没有走台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谁能够走台，谁不能走台，是模特公司说了算。模特公司对模特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模特公司的经理掌握着模特的财富。

　　这些年，仅仅模特大赛还不够，模特公司又搞出一些什么胸模、腿模、臀模……都是为了圈钱。

　　外界人只看到模特大奖赛有什么三甲，什么十佳，不知道这都是事先圈定的。模特公司把观众当猴子耍，观众还心甘情愿地替耍猴人敲锣收钱。

　　外界人只看到模特在T型台上风光的一面，不知道她们走下T型台后很多人就得去陪睡。

　　更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幻想着成为一名模特，一夜成名，她们不知道模特行业有这么多的潜规则。进了这个行业，你就得遵循潜规则。

　　褚美美就曾经获得过模特大奖赛的冠军，因为那次大奖赛是莆田人的私立医院冠名的。这些私立医院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听起来特别温馨，比如什么爱、什么雅、什么慈等。

　　因为当过模特大奖赛的冠军，所以褚美美眼光朝天，心高气傲，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她和谁说话都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

　　这年临近春节，褚美美回家了，她来到了妹妹褚丽丽租住的房屋。而在半年前，褚丽丽租住在这里的时候，她曾经来过。她知道褚丽丽在这里要租住一年时间。

　　她没有想到的是，她这次回来见不到妹妹褚丽丽了，她只能听到褚丽丽被杀的消息。

　　得知妹妹褚丽丽被杀后，褚美美一下子老实了，再也不是那种冷漠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超模表情，我们问她什么，她就说什么。

　　我们决定循着褚丽丽打工的路线，寻找线索，侦破此案。

　　第一站，先去褚美美的家。

　　在去褚美美家中的车上，褚美美悄声对我说：“别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丽丽出事了，他们年龄大了，身体都不好。”

　　我点头答应了。

　　这些在城市里讨生活的，出生在乡村的女孩子，她们的心地并不坏，是社会上这些无耻的潜规则，断送了一个又一个女孩的前程。

　　褚美美的家在秦岭山区，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贫穷。

　　汽车开到半山腰，就无法再开上去了，因为通往山顶只有一条人行小道，而小道的一边是陡峭悬崖，一边是万丈深渊。

　　我们走下车子，徒步行走。对面的山崖上，有几个青年农民抬着一口猪，艰难地向山下挪动。他们抓着岩石，一步步地下移，他们的吆喝声和猪的嘶叫声，相互混杂，交相呼应。山下有一个集市，他们要把猪抬到集市上出售。

　　既然居住环境这么恶劣，他们为什么不搬迁到山下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不能随便搬迁的，因为他们的户口没有在山下，就不能在山下批到宅基地，也不能分到责任田；没有宅基地，没有责任田，他们就不能盖房子，不能种田；没有房子，没有田地，他们就不能安居乐业。

　　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了山顶上。山顶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有一个村庄，这就是褚美美和褚丽丽出生的村庄。

　　村庄的房屋普遍低矮破败，很多人家的屋顶上还苫盖着积年的黑色稻草，也有的是用石片作为瓦片。唯独有一户人家盖着两层楼房，红砖绿瓦琉璃墙，鹤立鸡群一样地站在一大片低矮的房屋中，显得异常气派。这就是褚美美姐妹的家。

　　看到这样一幢房屋，再看看褚美美姐妹俩的穿衣打扮，明眼人不用联想就知道她们家的房屋是依靠什么盖起来的。

　　著名作家阎连科有一篇小说，写的是有一个村庄，家家盖楼房，是因为家家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姐，是小姐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褚美美的父亲是一个极度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端出来两张凳子让我们坐在大门口，然后倒水沏茶，烧火做饭。褚美美的母亲四十多岁了，但是风韵犹存，从眉眼中能够看出年轻时候的俏丽。我们在大门口坐了很久，没有见到一个年轻人，褚美美的父亲说：“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混得好的，还会回来；混得不好的，一年年都不会回来。”

　　我和谭警官都穿着便装，褚美美的父母都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是以生意人的身份来到这座村庄的。所以，他们什么都告诉我们。

　　褚美美的父亲和我们交谈了半个小时后，我走进楼房，看到墙壁上的镜框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两个身材高挑儿的女孩子手拉手笑着，她们长得一模一样，那是褚美美和褚丽丽。还有一张照片，是在一家工厂的门口拍摄的，不知道是褚美美还是褚丽丽，手臂搭在一个比她矮了一个头的女孩子肩膀上，也在甜甜地笑着。

　　我指着那张工厂门口的照片问褚美美：“这是你吗？”

　　褚美美说：“不是，是丽丽。”

　　我又问：“身边这个女孩呢？”

　　褚美美说：“是我邻居家的，她和丽丽一起出去打工的。”

　　和褚丽丽一起拍照的这个女子名叫夏荷花，她至今还在工厂里打工。

　　夏荷花没有手机，那时候的打工妹都没有手机，一部手机上万元钱，而打工妹的工资只有几百元。那时候有手机的都是大款，而手机，也是那种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名叫大哥大的玩意。这种手机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通话，一个是防身，因为这样的手机扔出去，都能把狗砸死。

　　夏荷花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了，她难以支付昂贵的长途电话费用，但是，她留给了父母一个传呼号码，这是一个数字传呼，如果父母需要找她，则通过传呼就能找到她。

　　传呼，这是现在已经被淘汰了的通信工具，估计全中国都已经没有人用了。传呼是这样使用的：你先用自己的电话拨打传呼台，比如126或者127，这是国信传呼台；比如198或者199，这是联通传呼台；每个传呼台的前一个号码是人工台，后一个号码是自动台。传呼也分为两种，汉字传呼和数字传呼。如果对方是汉字传呼，一般拨打人工台，传呼小姐会把你的呼叫内容发在对方的传呼机上；如果对方是数字传呼，一般拨打自动台，你的电话号码会直接出现在对方的数字传呼机上。当然，汉字传呼机价格高于数字传呼机。一部数字传呼机价格在一两百元，一部汉字传呼机价格在七八百元。

　　我们想在村庄里呼叫夏荷花，可是全村仅有的一部电话安装在村长家，而村长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缴纳电话费，电话已经停机了。

　　那时候的电话和手机都要缴纳座机费。座机费，简直就是巧立名目乱收费。

　　我只能让夏荷花的母亲用我的手机，通过传呼小姐，呼叫夏荷花。我的手机是工作手机，我和谭警官也只能共用这一部。谁拿手机，另一个人就拿对讲机。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超过五百米，对讲机就不能使用了。

　　我们一直等候了两个小时，夏荷花的电话才回过来了，她气喘吁吁，显然是跑步赶来回电话的。

　　我在电话里对夏荷花说：“我在你家中，最近要来省城，你妈妈让我给你捎带一些红枣和核桃。”然后，我把电话交给了夏荷花的母亲。

　　只要能够给夏荷花捎带东西，夏荷花就会主动联系我。

　　褚丽丽的案件，所有线索都已断了，目前只能从她进入城市开始，重新寻找线索。

　　两个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双胞胎姐妹，怎么生活作风会这么随便？我从这座乡村也打听到了一些情况。褚美美的母亲从嫁到这个村庄开始，就作风不端，经常偷汉子。这个女人总觉得她应该嫁给一个城里人，可是最终嫁给了一个农民，所以她心里很不平衡，就在偷汉子中寻找补偿。她的双胞胎女儿耳濡目染，也很早就谈恋爱，经常和不三不四的男人在一起。

　　原来，这一对双胞胎的生活习性是遗传的。农村有句俗语：逮猪娃要看母猪娘。意思是说，如果你想挑一头健康的好猪崽，就要看猪妈妈是否健康。农村的父母在给儿女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打听这户人家的为人怎么样，有没有恶习。因为父母有问题，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父母走得端行得正，儿女一定也是正人君子。

　　褚美美姐妹俩和她们的妈妈就是证明。

　　回到省城后，我就约见了夏荷花。那个数字传呼是她男朋友的，她的男朋友和她在同一家玩具厂上班。

　　和很多打工妹一样，夏荷花性格内向，表情腼腆，生活的贫困和压力让她们思维迟钝，缺少活力。而她们，正值青春年少。

　　夏荷花说，三年前，褚丽丽是和她一起离开山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她们先在饭店里端盘子，打扫卫生；后来，一起辞职来到超市打工，做理货员。就是在这时候，褚丽丽的身份证被人偷走了，她没有再补办。再后来，褚丽丽听褚美美说当模特能赚钱，就一门心思想当模特。有一次，一家服装公司招聘模特，要求身高170厘米以上。身材高挑、容貌靓丽的褚丽丽成了一名服装模特，而身高达不到标准的夏荷花去了现在的这家玩具厂打工。

　　两人因为工作分开后，就很少见面了。夏荷花能感觉到褚丽丽有钱了，她用上了手机，而且穿得也很时尚。还有一次，褚丽丽来看她，是一个男人开着汽车送来的。

　　我问：“你知道褚丽丽的钱怎么来的吗？”

　　夏荷花说：“不知道，听说当模特能赚很多钱。”

　　我继续问：“你认识那个开车的男子吗？”

　　夏荷花说：“以前不认识，后来认识了，我有他的照片。”

　　夏荷花从随身携带的坤包里翻找着，找到了一个皮夹子。她的坤包和皮夹子一看都是地摊货，夜晚马路边的路灯下就有老太太在摆卖，一个十元钱。夏荷花打开皮夹子，从夹层里抽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我。

　　这是一张四人合照，两男两女，两个女的是褚丽丽和夏荷花，两个男的呢？夏荷花指着个子矮小的那名说：“这是我的男朋友。”又指着那名高个子的男子说，“这是丽丽的男朋友。”四个人的身后，是一辆别克轿车，从四个人的腿脚缝隙，只能看到678三个相连的车牌号码。

　　照片中的这名“丽丽的男朋友”，不是曾经大权在握的风衣男子，也不是房地产老板乐青，更不是大学生郎先锋，而是一个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视线的男子。

　　我问：“这辆轿车就是褚丽丽他们开来的吗？”

　　夏荷花说：“是的。”

　　我问：“褚丽丽的男朋友做什么的？”

　　夏荷花说：“不知道，但是感觉他很有钱，他那次来请我们去吃大餐了，花了一百多块。”

　　我又问：“他们感情好吗？”

　　夏荷花说：“那次照完相，吃完饭后，他们就在争吵，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

　　我问：“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夏荷花说：“不知道，我和他们半年多都没有联系了，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现在，又冒出了一个男人，褚丽丽到底有多少个男朋友，也许无法统计清楚了。

　　褚丽丽的案件，会不会从这名男子身上打开缺口。

　　当天下午，我们就来到交警大队，按照678三个相连的车牌号码，查找这辆别克轿车，最后得知，这辆轿车是生产资料公司的公车。

　　我们立即来到生产资料公司，让这辆别克轿车的司机辨认那个高个青年，他看了一眼就说：“这是我的初中同学康胜青。”半年多前的一天，康胜青来到生产资料公司要借用车辆，而司机就把单位的别克轿车借给了他。

　　康胜青在哪里？司机说：“听说他杀了人，跑了。”

　　我身上的毛发突然一齐竖起，不由得睁圆了眼睛，我们辛辛苦苦查找了半年，原来凶手就在这里。我们这半年一直不知道凶手是谁，而凶手的同学、朋友却都知道了。

　　我极力压抑住心中的狂喜，问：“不知道他杀了什么人？”

　　司机说：“不知道，只听说他杀了一个女的，杀人后就跑了。”

　　我问：“跑了多久？”

　　司机说：“起码有半年了。”

　　我在心中暗暗想道：千真万确，康胜青杀死的就是褚丽丽，时间吻合，性别吻合，他们感情又不好。这是一起典型的情杀案。

　　需要赶快追捕康胜青。

　　当时，我们还想去当地有关部门查阅一下康胜青的档案资料，看他是不是有犯罪记录，可是，那时候临近年关，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找不到管理户籍的人，我们不能再等了，只能自己主动出击。

　　我们来到康胜青的家中，康胜青住在一幢古老的楼房里，是那种计划经济时代建造的褛房，笨重而结实。楼道的走廊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蜂窝煤炉子，一到做饭时间，煤球味和炒菜味就汹涌澎湃，穿梭来往，让人无法通行。

　　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当初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他们有的下岗，拿着低保；有的靠打零工维持家用。而居住在这里的康胜青居然能够和野模褚丽丽谈朋友，花钱又那么大方，可见康胜青的钱财肯定来路不正。

　　康胜青的父母居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阴暗潮湿，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挥之不去的霉味。狭窄逼仄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老式的油漆斑驳的家具，家具上叠放着各式各样的塑料包装袋和吃完了还舍不得扔掉的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可见康胜青的父母是一对锱铢必较、敝帚自珍的老人。

　　我们向老人打听康胜青的下落，父亲一听到儿子的名字，就破口大骂，他说他早就与这个畜生断绝了父子关系，他死在哪里自己连看也不会看一眼；母亲一直在墙角流泪，用袖管不断地擦着红肿的眼睛。这是一对看起来很老实的下岗职工。

　　谭警官和他们拉着家常，我的眼睛装着无意地在房间里浏览，突然看到摆放在墙角的垃圾筐里，有一个被揉皱了的信封，团成一团。我装着拍打裤管上的尘土，趁他们没留意，将那个信封抓在手中，放进了口袋里。

　　这对下岗老人居住在这里，和外界几乎没有来往，谁会给他们写信？我感觉这个信封可能有线索。

　　走出了那幢古老的楼房，我展开信封，看到下方是距离省城一百多里外的一座小城市的地址，而收信人的地址也不是这幢老式的居民楼，而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方。这封写给别人的信为什么会出现在康胜青家中？信封里没有信纸，无法断定是谁写的这封信。

　　我又查看邮戳，突然发现邮戳的地址和信封下方的地址又不一致，两地相距上百公里，寄信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寄信人写好书信和信封后，在外地邮寄；另一种是寄信人故意这样做，在寄信人地址处写的不是自己的真实地址。

　　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手机也没有普及，人们之间的来往通过书信，大街上随处可见邮筒，只要走几十米把书信放进邮筒里就可以了，所以，寄信人没有必要因为投寄一封书信，而奔波上百公里。所以，第一种可能排除了，而剩下的，就只剩第二种可能了，寄信人故意写错自己的地址，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居住地。

　　然而，寄信人没有想到，邮戳的地址是真实的，他这样做只会欲盖弥彰。

　　这封信一定是康胜青写来的，他现在就藏身在邮戳所在的地址——距离省城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座小镇上。

　　康胜青担心写给家中的信件遭到检查，就写给本城的一名亲戚，然后由亲戚转交给他的父母。

　　我们马上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这户人家，然而他们矢口否认最近收到过信件，也信誓旦旦地说，不认识一个叫康胜青的人。

　　我们又问，是否在认识的熟人中，有一个姓康。他们照样矢口否认。

　　疑团更大了。

　　他们是在说谎。如果他们不认识一个姓康的人，那么，写给他们的信件，又怎么会出现在康胜青家中？

　　我们又拿着这个信封，来到生产资料公司，寻找那辆别克的司机。很不巧的是，这位司机送领导回家了。我们打听到领导的手机，拨打后，他告诉了我们他目前所在的准确方位。我们又开着车一路疾驶，找到了司机。

　　这位司机和康胜青是同学，他一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就说：“这是康胜青写的。”

　　剩下的就是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康胜青。

　　我们连夜赶往那座深山中的小镇，汽车驶上小镇的青石板路面时，晨曦刚刚照亮了街道两边店铺的屋顶。一想到奔波了半年，踏破铁鞋寻找的凶犯，就隐藏在这座小镇上，我们浑身的细胞就勃勃跳跃。

　　这天已经是大年三十了，街道上已经出现了放鞭炮的孩子，一些穿着新衣服的农人高高兴兴地走出家门，准备去置办年货，空气中氤氳着一种新年的喜庆气味，家家团聚，可是我们还要在这里破案。没办法，做警察就是这样，一穿上这身衣服，就身不由己。

　　镇子上有几十家商铺，书店、水果店、粮油店、理发店、纸花店、缝纫铺、杂货铺、棺材铺、铁匠铺、蔬菜铺……沿着街道两边排开，因为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店老板们也都早早开门了，准备只开半天门，后半天就收拾东西，回家过年。当然，纸花店和棺材铺的门店没有打开，没有人愿意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买棺材和纸花。

　　镇子上没有派出所，在西北的很多地方，因为地广人稀，往往几个乡镇才有一个派出所，一个派出所要管理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村镇。镇子没有派出所，但是镇子有很多城市人没有见过的小单位：抽水站、文化站、拖拉机修理站、粮站、邮电所，这些小单位都无一例外地烙上了乡村的特色，它们普遍简陋、寒碜、低矮、萧条。

　　我们走进邮电所，邮电所里只有一名老职工值班。我们拿出那封落款和邮戳不一致的信封让老职工回想，老职工说：“这封信我见过，每隔两个月就发一封这样的信，都发了三四次了。每次我盖邮戳的时候，都感到奇怪，怎么寄信人是在外地啊，外地人怎么总在我们这里发信？而且每回写的寄信地址都不一样。”

　　我问：“这些信件是一个人所写吗？”

　　老职工说：“从字迹上看，是一个人写的。”

　　我问：“你记得是谁发的这封信吗？”

　　老职工摇摇头：“从来没有见过人，我每次都是从门口的邮筒里取信的。”

　　邮电所门口有一个邮筒，当地人如果需要寄信，只需要把贴好邮票的信件扔进邮筒里就行了。这个小镇没有多少人，每天发出的信件并不多，有时候几天也没有一封信件。所以，老职工对这几封奇特的信件记忆深刻。

　　这个人就是康胜青，他过年不敢回家，前几天才在小镇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现在一定还在小镇上。

　　小镇上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彼此都非常熟悉，如果有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很多人都会翘首观望，因为这个偏僻闭塞的小镇，难得会有外地人来。

　　我拿出夏荷花提供的那张照片，指着康胜青问老职工：“这个人，你认识吗？”

　　老职工眯缝着眼睛仔细端详着，想了想说：“面相看起来很熟悉，我应该见过。你等一等。”

　　老职工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他领着一个小伙子走进来，指着小伙子给我们介绍：“这是我侄儿，在街道对面开文具店，他兴许认识。”

　　小伙子只看了照片一眼，就说“啊呀，这是理发店的小陈啊。”

　　在小伙子的带领下，我们直扑理发店，理发店距离邮电所只有20多米。因为年关将至，理发店的生意特别火爆，靠墙摆放的连椅上，坐满了排队的顾客。一个个子高高的男青年在镜子前专心致志地剪发，另外一个女孩子在洗头盆前给顾客洗头发。

　　小伙子对着理发店喊：“小陈，有人找你。”

　　男青年回过头来，我一眼就看出来，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康胜青。那天我们都穿着便装，康胜青疑惑地看着我们，他的手中还握着剪刀。我用省城的口音叫了一声“康胜青”，康胜青就吓坏了，面如土色，剪刀掉在了地上。

　　我说：“康胜青，跟我回去吧。”

　　康胜青突然大声喊道：“人不是我杀的，人是马良和王强杀的。”奇怪了，杀害一个女孩子，居然还需要三个人，难道他们中有动手的，还有放哨的？

　　难道杀害褚丽丽的，是一个黑社会组织？

　　
【本文节选自《边缘罪恶》，李幺傻，湖南文艺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