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罚款撑起1/3地方财力；一个路口罚款收入1.2亿，堪比印钞机

前不久，有记者在北方某县调研，曝光了一个惊人的现象。这个县一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亿出头，但是其中有3000多万，竟然来自交通违章罚款。也就是说，交通罚款贡献了差不多1/3的收入。

根据当地司机反映，县内这段几十公里的省道上，就有近10个电子违章抓拍设备，在其他道路上电子警察也很多。可同样也是在这条省道上，临近另外两个县的范围内，路况环境几乎相同，交通违章抓拍设备却很少。一位被罚数次的司机也颇有微词：“道路规定时速60公里，突然限速30公里，不是特别熟悉的当地人，很难避过，一旦超速被拍，经常会被扣12分、罚1000元。”

这个不通高速的山区县，是煤炭运输必经之地，许多运煤车辆进出都要经过这个县。当地有干部表示，县里工业不发达、企业较少，“领导要钱就找交警等执法部门”。于是县境内几十公里的省道，就成了这个县的“发财之路”。

其实这背后隐藏的，就是所谓的“罚款经济”。罚款经济由来已久，最常出现在交通执法。有很多人戏称交警是“史上最伟大的业务员”，他们“天天开单，单单成交。不讲价，不退货，不包邮，到店付款”。而现在随着技术进步，电子警察的上岗，还可以24小时执法。

前段时间网络上就有曝出，广东佛山广台高速43公里处岔道口，有62万人交通违章。如果每次违章按200块计算，光这一个路口罚款收入，就高达1.2个亿。后来有网友无人机拍摄发现，这个路口标线明显有问题，很多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3分钟就有27人违章，也就是平均一分钟9个，收入1800块。

这个创富速度，堪比印钞机。据统计，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现金流也不过2.44亿元。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就抵得上半个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

佛山曾表示，争取在2021年有100家上市公司，现在看来，何必呢？多一些这样的摄像头，佛山也不用搞别的经济了，也不用大力发展什么上市公司。搞200个类似的摄像头，省心省力，净利润绝对比这些上市公司要高的多。

事件曝光后，当地交警部门言之凿凿，说是为了司机好。但真是为了司机好，早就应该研究这里为什么违章如此之多，标线是否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因为在一个地方如果只有少数司机违章，我们可以说是司机的问题，而同样地点如果出现大规模同性质的违章，那这有可能就是设计的问题。

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交警部门的“有意为之”。2020年，国家督查组专门检查全国道路罚款情况，多地都有类似现象发生。比如山东聊城某县违规限高设施达155个；河南安阳由于花式限高，进城送货只能靠三轮车“蚂蚁搬家式”运送；河北石家庄货车司机为保物流时效，甚至需要花“买路钱”找黄牛进城。

根据媒体统计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数据，人均罚款，天津雄霸鳌头，难道只是因为天津司机普遍不守规矩么？从排名来看，罚款总额最多的是广东省，全年总罚款231.11亿元，人均罚款201元，第二名是山东省，罚款总额208.78亿元，人均罚款207元；浙江省位居第三，罚款总额199.44亿元，人均罚款341元。

前两年，有媒体对18679位车主做了一个联合调查，最后的结果是：平均每个车主，每年违章3.65次，罚款上面花费550块钱。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截至2019年6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4亿辆，汽车保有量达2.5亿辆，私家车达1.98亿辆，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总额3000亿元左右，平均每辆车罚款一千多元。

常开车的人几乎没有不被罚的，这里面有些确实是该罚，有些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些地方的交通违章罚款，到底是为了纠正交通违规行为，还是罚款本身就是目的呢。

在国内经常开车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一些路况良好的道路，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区间限速，司机一不小心就被超速抓拍，有的岔道突如其来一道实线，导致车辆动辄压线，还有很多指示牌不清楚，引的司机稀里糊涂走错了路。其实，2020年7月《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就明确：不规范标志和隐蔽拍摄设施，将被拆除。而根据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最新超速违章处理意见，对违反超速规定且未造成后果的，予以警告，不再扣分罚款。

这些都是对地方罚款经济，做出的限制，但最终效果如何，只能说见仁见智。因为监管层出面，制止地方违法罚款只是治标，若想根除罚款经济，就得对它的机制作出彻底改革。只要地方政府依旧可以从执法罚款分成获利，就等于变相鼓励地方政府放开手脚、胡作非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难免蠢蠢欲动，在舞文弄墨和执法宽严之间尽情获利。

有人可能会说，《道路安全交通法》清楚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当收缴分离；罚款和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这罚金都上缴国库了，和地方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问题就出在“国库”这两个字。一般人以为“国库”是“国家金库”，但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有建立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财政部门。一个县城的交通违章罚款上缴，与其说是“上缴国库”，还不如说是“上缴县库”。上缴款项如何分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基本是当地财政部门说了算。2004年，财政部下发《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规范“非税收入”的使用。政府的非税收入分成比例，“应当按照所有权、事权以及相应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确定”。也就是说，坊间传言的执法部门可以从违章罚款“分成”，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谣言，而是有切实的法律依据。“分成”机制的合法性，使地方政府在管理上达到非常细化的程度。执法部门可以分成，执法人员也考核业绩。那么一旦地方财政吃紧的时候，罚款就会出现任务和指标。

其实，罚款的业绩考核还不是最夸张的，更夸张的是罚款的商业化。有知情人士透露，某些地方的交管部门连自己装摄像头都嫌麻烦，索性外包给公司，连安装带监控全部交给公司做，然后在罚款里进行提成。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可以说，这些地方的权力已经彻底商业化。如此执法，法律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罚款作为手段惩戒轻微犯法者，当然是合理的，但一旦罚款成为了目的，各种乱象频现就毫不奇怪了。

英国哲学家洛克在他的政府论里有个精确的表述：“权力不能私有”，因为权力一旦为私利所用，人心就会被侵蚀污染，也会让社会治理，陷入不可名状的混乱。